西藏编织（一）藏族织毯
这近乎异想天开的想法立刻使我产生要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的冲动，由此开始探索中国包括藏区地毯的历史。
国际地毯界普遍认为，中国地毯以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述为起点，那个时期中国才出现了地毯编织业。西藏地区地毯编织业的出现大约有一千年的历史。中中外学者对中国地毯历史的论述是事实吗？ 撰稿 / 陆晋生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地毯在中国始于唐朝，其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产地在新疆和田地区，唐朝之前出现在中国的地毯均为中亚各国的贡品或者是输入的商品。国际地毯界也普遍认为，中国地毯以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述为起点，那个时期中国才出现了地毯编织业，唐朝之前中国各朝代的史官们似乎对地毯并没有予以记载，故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掘出土的汉代地毯残片均被西方学者认定为古代突厥人的织物。而西藏学者撰写的《西藏仲丝》一书认为，西藏地区地毯的编织业大约有一千年的历史。中外学者对中国地毯历史的论述是事实吗？ 1988年，我刚刚辞去公职，北京市地毯进出口公司正巧开发了经营旧地毯出口的业务，我便去做义工帮忙，从此开始有机会大量接触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旧地毯，其中不乏17世纪至20世纪的精品。
1990年7月，我前往新疆和田市查看一批旧地毯，然后参观了和田博物馆。在和田博物馆的干尸厅里我看到一具汉代干尸脸部有模糊不清的彩色纹饰。从那一刻开始，我忽然意识到
干尸脸部的螺纹状符号或许与新疆地毯的符号有关。这近乎异想天开的想法立刻使我产生要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的冲动，在两位维吾尔族朋友的协助下我次日便从和田出发，历时45天完成了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自费旅行。这次旅行成了我开始实地考察与研究中国地毯史的起点。
中国地毯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作为其重要支系的藏族地毯有多久的历史？地毯到底发源于哪个民族或哪个国家？中国地毯在国际地毯界有着怎样的地位？
在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旅行中，我不仅深入沙漠腹地安迪尔的道孜勒克古城，还考察了出产地毯的和田、叶城、英吉沙、喀什、若羌、吐鲁番等地方。虽然这些地方都有一定规模的畜牧业，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干燥炎热的气候，使我对和田是中国地毯发源地的定论产生了怀疑，但研究中国地毯历史的兴趣越发浓郁。
从1990年至2004年，从新疆塔里木盆地、天山地区、河西走廊地区直至陕西、山西及包头地区，为研究中国地毯史，我独自进行了数万公里的实地考察，接触了大约10万条中国古旧地毯。特别是2004年秋天至2018年年初我前往西藏高原、川西北高原，以及青藏高原地区进行了长时间、大范围的实地考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旅行、读书与思索，使我对中国地毯史的研究最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18年，国家重大出版项目《藏族美术集成》丛书中，由我主编的《织毯卷》将于年底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我撰写的《中国地毯史》一书目前也正在编撰之中。
沉寂的荒服高原古羌创造的编织起源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中国地毯的产区基本保持在荒服之地。这一阶段应属于中国地毯史的沉寂期。
中国古代文献堆积如山，我在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中查阅到了关于地毯的记载： “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对此，《辞海》断句为：“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公元前21世纪的先夏时期，华夏九州中的雍州和梁州地方的羌人将“织皮”作为方物水运至位于今山西省运城和临汾的禹都地方，纳贡给原始部落联盟首领大禹。
这里的织皮是汉语发音，后来被羌人直译使用，如今藏语中依然使用着羌人的这个古老发音，即藏语的“尺不戒”。
《古文尚书孔氏传》解释羌人的位置时说：羌人“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李文实教授进一步指出：“雍州除郡县外，山水则皆属荒服，即今之青藏高原。”由此可知公元前21世纪生活在高海拔、寒冷之地的羌人部族出产的地毯已经进入成熟期。而书中所提及出产织皮的昆仑、析支、渠搜三个地方都与今天的藏区有关。
对于《尚书·禹贡》中的昆仑、析支、渠搜三个名词，李文实教授做了翔实的注解。关于昆仑：“巴颜喀拉为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古所谓河出昆仑，若舍去潜源说，当以此为最确。昆仑山脉至青海西界分为三支，中支即为巴颜喀拉山，积石、岷山、秦岭等属之，所以自唐以来
又多以积石为昆仑，积石今俗称玛沁雪山，藏语阿尼玛卿山。”而《尚书·禹贡》中的析支“乃指今玛多县的黄河正源，即河首，而曲科乎或曲科河流域则在今果洛州甘德、玛沁及甘肃玛曲县境内，这正是黄河自西屈曲向东南流，而在玛曲县唐克折往西北所形成的一个大弯曲。这就是河曲，也就是古代析支羌的居地”。对于渠搜的位置，李文实教授指出：“渠搜之地，当就今青海湖周围求之。渠搜部落所在地是今海南共和盆地的共和县恰卜恰西南，河卡西北。”
栽绒地毯编织技术的出现因此与青藏高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西部地区在距今8300年和4000年有两次明显的冰期活动时期。第一次冰期活动到来时对当地的原住民是一次极大的生存考验，势必会增强原住民抵抗寒冷的意识。在这个特定时期当地毛织物的手工编织业或许有过一次大的发展，为后来该地区栽绒毛织物的产生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而第二次冰期活动时期的到来，则标志着中国西部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的结束和新冰期的开始。至此，甘青两省的大部分地区以种植粟类作物为支柱的农业生产所依赖的温湿气候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植被由森林过渡到草原。在距今4000年开始气候进入寒冷期，时间持续200年以上。寒冷期的到来导致了甘青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农业到晚期时逐渐衰败，人群普遍以养羊代替养猪，并减少农业活动，逐步过渡到了畜牧业。这个寒冷期对于甘青地区羌人手工栽绒编织业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加速了地毯编织业工艺的发展：在马家窑文化的墓地中大量出现了麻毛织物。正是在自然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羌人逐步转为牧羊人。东汉的许慎在《说文·羊部》讲，“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在中国西部、西北部地区众多游牧民族或游牧部落中，唯独羌人活动区域的气候、地貌与定居的半农半牧的经济结构构成了栽绒织物出现所需的全部条件。从格尔木诺木洪遗址出土的三块毛织物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了适应恶劣的生活环境，古代羌人绞尽脑汁地发明了织皮，进而使得那个特定的区域成为中国地毯的发源地。
我认为，公元前21世纪中国地毯的编织技术已经进入成熟期。而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中国地毯的产区基本保持在荒服之地以及与其东部接壤的郡县地区。这一阶段应属于中国地毯史的沉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