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藏风峪《大方广佛花严石经》
2-4 摘 要：《大方广佛花严经》是释迦摩尼成佛后宣讲的第一部经典，大约在公元世纪中期，如来成道后，在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诸位菩萨第一次宣讲的内证法门，被誉为佛教一切教法的根本法论。风峪《花严石经》是武周时期则天女皇在晋阳完成的大型石刻群，现珍藏于晋祠博物馆奉圣寺碑廊。 关键词：晋祠 风峪 花严石经 武则天 武周新字
晋祠藏风峪《大方广佛花严石经》，略称《花严石经》或《风峪石经》，是首尾完整的八十卷《大方广佛花严经》方柱型石刻群，镌刻于武周称帝晚期
700-704
（约 年），原藏于古城晋阳西一公里风峪沟风洞之内，1940
年移入晋祠保存。现奉圣寺碑廊135
陈列展出 通《花严石经》（图一）。圣历二年（699
年），武周则天皇帝在洛阳请于阗国什叉难陀等高僧大德翻译完成八十卷《花严经》，第二年即开始在北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开始镌刻，则天皇帝亲自为之作序，贾膺福任翻译使，
2诗人宋之问等人协办，吕仙乔等书法家以 厘米见方的小楷书写并镌刻在石柱上，许多篇章书写风格各异，世人称为“唐人小楷”（图二）。
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每卷镌刻两石，应有160
块经石，连同后世补刻、复刻石，石经数量应略多于此数。石经无盖、无座、无雕饰，上下一致，高低参差，宽窄不一，多数为平顶，也有略成穹庐弧 形顶。石经多为四棱方形石柱，也有少数五棱、六
130 83棱和八棱的。最高的 厘米，最低的 厘米；最
59 31 14
宽的 厘米，最窄的 厘米。其中 个武周造字在石刻中多次出现、使用，少数石刻顶部或末尾有题记或题名。
据明《永乐大典》转引《元一统志》记载，在元代《花严石经》已保存在晋阳古城西三里的风峪洞
内，并专设石经藏院予以保存，明确记载所藏为“唐人所书《花严石经》”，以经定名。
1666
清康熙五年（ 年）初，学者朱彝尊入洞考
126 1940
察时，发现此经共 通。 年秋，日军侵华时将大部分石经盗挖出洞外，准备劫运，经当地爱国人士力争，虎口夺“石”，迫使日军放弃劫运计划，并将《花严石经》已挖出洞的部分碑刻运抵晋祠珍
1947
藏。 年，残存部分《花严石经》被阎锡山军队修筑碉堡使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风洞旧址和晋源阎军旧碉堡等处发现零星《花严石经》，又迁回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内大约二十余通。
下面将对《花严石经》的几个认识，作简单陈述。
一、《大方广佛花严经》名称释义、义理及结构
1.
《大方广佛花严经》名称释义《大方广佛花严经》，也有称其为《杂华经》。而现今佛教世界普遍使用的名字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全文使用“花”字，从“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制《花严经》序”第一卷到第八十卷结束，全文大约出现一千余次“花”字，通篇未见“华”，因此以事实为依据，本文也以“花”为名。《大方广佛花严经》，系“法喻因果”并举，“理智人法”兼备之名称，一经的要旨，都包含在题目中。大，即包含之义；方，即轨范之义；广，即周遍之义。即一心法界之体用，广大而无边，故称为“大方广”。佛，梵文音译“佛陀”的简称，是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即证入大方广无尽法界者；花，即成就万德圆备之果体的因行比喻；严，即开演因位之万行，以严饰佛果之深义，此为“佛花严”。
“花”，广义指“花朵”，狭义上理解为特指莲花，因莲花具有“香、净、柔软、可爱”等四德，所以莲花在佛教世界象征涵义极为深广。花朵本身具有谢而又发的生命力，莲花又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开花的同时，其果实莲蓬已经开始生长。明朝所著的《群芳谱 1]中特别强调莲花具有“华实》齐[生”的特质，莲花因此被佛教视为能同时体现过去、现在、未来。《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八·花藏世界品第五之一》中记载“尔时，普贤菩萨复告大众
...”言：诸佛子！此花藏庄严世界海 从莲花自身的属性及莲花在佛教世界的象征意义来讲，本经命名为“花严经”，即是说：一朵莲花就是一个庄严、清净的世界。
“华”的本意应该是“花儿”的花。《说文解字》中说：“华，荣也”，“荣”就是草的花。《尔雅·释草》里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就是说树木开花叫做“华”，草开花叫做“荣”。《说文》的意思是说“华”的本义就是指“花”。用作动词时泛指“开花”。因为花儿很美丽，所以“华”字又引申出“华丽”的意义来，由“华丽”又引申出“显贵”义来，如“荣华富贵”。
魏晋以后才出现了“花”字，“花”、“华”二字的含义才开始分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始光二年
426 （ 年），曾颁布实施千余新字，新字字目在《魏书》中没有记载，后世其他文字性的典籍中也未发现明确的记录，成为历史上的空白。“花”字是否是太武帝时期的造字，有待继续考证，而南朝史学家范晔[2]作《后汉书·李谐·述身赋》中开始出现“花”；晋朝张华所著的《博物志 [3]中，花、华混用。如书中称：“右詹山草———其叶郁茂，其华黄。”晋朝以后， “花”字始与“华”字分开，成为新字。
武周则天皇帝始刻经石之时，经题命名为《大方广佛花严经》，全部经文也只见“花”而从未见“华”字。
在后世佛经的传播过程中，由“花”演变为“华”，则更增加了《花严经》的庄重和显贵的意义，但其实际表现意义都是莲花的“花”，用“花”供奉佛菩萨，以“花”记事，以象征佛教的清净、圣洁、吉祥。佛教寺庙中佛、菩萨常用莲花为座。
2.
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义理及结构汉译《花严经》前后共有三种译本：第一种译本，是东晋时期佛驮跋陀罗在扬州翻译的六十卷《大方广佛花严经》，为区别于后来的唐译本，又称为“旧译《花严》”、“晋本《花严》”或《六十花严》；第二种译本，即是武则天主持翻译的八十卷本《大方广佛花严经》，也称为“新译《花严》”或《八十花严》。第三种译本，是唐贞元年间般若的译本，也题名《大方广佛花严经》，全称为《大方广佛花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简称《普贤行愿品》，或称为《四十花严》。
比较而言，《花严经》的三种译本，以武周时期翻译的八十卷本的文字意义最为畅达，因而在中国流传最广。将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和现代佛教界流传的八十卷《华严经》中的文字，逐句比对发现，从经卷章节的划分，文字语言的断句转折，两者之间只在个别字上稍有差异，晋祠藏风峪《花
1320
严石经》是传世 多年的八十卷《花严经》的石刻祖本。
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首尾完整共八十卷，每卷镌刻两石，分为“卷之上”、“卷之下”。每块经石均在首行或末行均题刻佛经的卷别、品目。整部花严经有“七处九会、三十九品”，“七处九会”，通俗讲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众菩萨说法，历经地上三处、天宫四处共七处会场（道场），召开九次法会，传授三十九品佛教真谛。”《八十卷花严经》品目完备，其中九会三十九品品名完备有序。
二、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中的武周造字
大周则天女皇，废唐，改国号为周，在位时间690 年―705
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得到普遍承认和众人皆知的女皇帝，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其政治上取得了令后世仰慕的政绩，对语言文字的迷信程度也表现至登峰造极。则天女皇在位期间新造、改造汉字，也是希望借造字、改字得以帝位永存、江山永固，后世习惯上称其为“武周造字”或“武后新字”。她的造字举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她的身份一样，举世瞩目。武则天造字始
690
于载初[4]元年（ 年），废于武后卒年长安四年（704 15
年），共 年。
,前人屡有论及,但著录关于武周新字的字数
19字数不一。《宣和书谱》记载 字，《新唐书》记载，
12 2武后命宗楚客造新字 字，又从其他书中加
14
字，共 字。典籍记载均为宋人著录，难免传摹失真，原始依据当推武周石刻存字，则天皇帝亲书的《升仙太子碑》中也使用了武周新字。
在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碑刻中，武周造字只见于“卷第一至卷第五之上”共九块刻石中，其余碑刻不见武周新字，《花严石经》碑刻上见武周
14
造字共 字。我们通过部分例子来看看其造字的方法。
武周造字方法之一：是借用古字。其中“天、地、证、国”四字就是这样。“天”直接用篆体。“证”在《金石文字辨异》记为：“武后改易新字，以‘永主久王’为证”。“地”作“埊”，含“山水土”，《玉篇》[5]解为：“古‘地’字”。“国”作“圀”，意为“八方土地”，《玉篇》解：“古文‘国’字”。
武周造字方法之二：除了选用古字外，多为会意字。如“一生”上下结构为“人”字；“一忠”上下结构为“臣”字，忠心耿耿的一个人即为臣；把“千千 万万”四字组合为“年”字，“千千万万”预示着大周帝业千千万万年之意。
武周造字方法之三：打破了汉字的方块结构，创造了几个圆体结构字。一个“茵”圈就表示“星”字；将“乙”放在一个“茵”里边成为“日”字。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中的武周造字：
地初星 天
人日年 月
国证证 圣
授正臣 天
三、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中则天皇帝亲序、译经职司、题记
130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现存 余通刻石中，可见序言、译经时间和职司人员名单、题记等
9
达 段之多。现根据其内容作简单介绍：
1.
则天皇帝亲序（图三）卷第一之上·中段·左，文字是大周武则天女皇亲自为《大方广佛花严经》所作序言：“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制”，虽然碑刻已经残缺、断裂，只残存少量字句，但碑文右下角“天阴阴阴阴阴
皇帝制”清晰可见。从佛教界流行的《八十卷花严经》版本中
可以看到则天皇帝亲序的全文，文中写道：“朕闻其梵本，先在于阗国中，遣使奉迎，近方至此。既睹百千之妙颂，乃披十万之正文。粤以证圣元年，岁次乙未，月旅沽洗，朔惟戊申，以其十四日辛酉，于大遍空寺，亲受笔削，敬译斯经。遂得甘露流津，预梦庚申之夕”。文中下划线者为晋祠藏《大方广佛花严石经》卷第一之上·中段·左碑刻中可见部分文字。
从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和碑文中可以断定，则天皇帝亲自为八十卷《大方广佛花严经》作序，但是书丹者是否为则天皇帝，则存疑。则天女皇是中
699国书法史上为数不多的女书法家，圣历二年（
76
年）二月，年已 岁的武则天登缑山，谒升仙太子庙，回到洛阳后她撰写了《升仙太子》碑文，并亲为书丹，令镌于贞石。碑首清晰可见“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御制御书”；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碑刻上只见“御制”而不见“御书”字样；另外，唐太宗李世民的《晋祠之铭并序碑》首题，也清楚写明为“御制、御书”，由此可见，此序言应该不是则天皇帝亲书。
2.
译经时间和职司人员（图四）卷第一之下·左面文字为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镌刻时间和译职人员。碑文首行“圣历二年九月一日译毕，三藏沙门于阗国僧实叉难陀释梵文，三藏沙门南天竺国僧菩提…”清晰可见使用“圣、年、月、日、国、天”等武周新字，同时提供了准确的《八十卷花严经》翻译时间和职司人员名单。《八十卷花严经》由于阗国僧人实叉难陀释梵文；南天竺国僧菩提流支、沙弥真那、大福光寺义净证释梵本；乌苌国沙门达摩陀译语；大慈恩寺住沙门 吾提婆、翊麾副部婆罗门大首领臣李无寻释语；婆罗门大首领李无謟译语；北天竺国摩难陀、尸利末多、佛授记寺道昌证梵语；授记寺玄度、大福光寺沙门复礼缀文；荊州玉泉寺沙门弘景、秦州大云寺主沙门灵叡、大福光寺上座沙门波崙、长寿寺主沙门智潋、崇仙寺上座沙门法宝、大佛光寺都维那沙
阴门惠儼、大周西寺沙门法藏、授记寺沙门德 、中
9大云寺都维那沙门万玄等 位高僧证义；婆罗门臣伊舍罗、祝摸罗、鸿州庆山县人叱开智藏、令史张山臣写梵本；其他职司人员还有：“经生吕仙乔写，用纸一十五张。典刘珎（珍）远、判官承奉郎守左玉钤卫录事参军于师逸、判官朝议郎行梁王府记至参军事王璠、判官通直郎行洛州参军事宋之问、捡校翻译使朝请大夫守太子中舍至上柱国贾膺福 [6]。
现将其中参与经文翻译的几位高僧大德和文职武官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652-710
实叉难陀（ 年），于阗国高僧，汉译名称学喜、喜学，精通大、小乘佛教，博学多闻。大周证圣元年，实叉难陀随则天皇帝前往于阗国取经的使臣，带着《花严经》梵本来华，住神都洛阳大遍
30
空寺，与中外僧人 余人，历时两年完成《八十卷花严经》的翻译。之后又完成《大乘入楞伽经》，《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等佛教经典的翻译。其译文风格以简约顺适为宗，翻译时倾向于意译，并对后世的经文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636-713
义净法师（ 年），唐代著名译经高僧，与于阗国实叉难陀等僧人一同翻译《八十卷花严经》。义净法师是河北涿县人，幼年出家，博览群
671
籍。在咸亨二年（ 年）从广州登船出发赴印度取
24
经，前后 年，在印度那烂陀寺、苏门答腊等地勤
695学、礼佛，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武周证圣元年（年），义净三藏携梵本经论约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返回洛阳。义净不仅精通汉、梵文，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几年的经历，而且又经过试译、助译的实践
20锻炼，因此翻译起来得心应手。武则天在位 余年，佛法大兴，于义净法师弘法功不可没。
? -713
贾膺福（ 年），曹州宛朐（今山东菏泽）人。碑文题记记载：“捡校翻译使朝请大夫守太子中舍至上柱国贾膺福”，应该是则天皇帝派遣的《八十花严》翻译使，即本次译经工作的总负责人。
656-712
宋之问（约 年），汾州隰县人（今山西汾阳），初唐时期的知名诗人。大周证圣元年，则天
皇帝主持翻译八十卷《花严经》时，宋之问以“判官通直郎行洛州参军事”之职，参与并协助完成佛经的翻译、摹勒上石，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八十卷风峪《花严石经》。
武则天执掌朝政时，宋之问以才名被召分直内文学馆，出任洛州（今洛阳市东北）参军，早期诗文多以语言华丽奢靡，粉饰太平来取幸于武后及其媚臣。唐中宗年间的政治动荡及个人宠辱经历，使其诗歌创作出了一些感情真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宋之问政治上少有建树，其人品低劣，逢迎谄媚、卖友求荣、因诗杀亲等作为更被后世文人所不齿。由题记内容可知，参与八十卷《花严经》翻译
32 8
工作的计 人，其中外籍高僧大德 人，国内高
14 10僧大德 人，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儒臣墨客
5
人，政府官员 人。贾膺福以“捡校翻译使朝请大夫守太子中舍至上柱国”一职，担任经文翻译和石经镌刻的最高官员；3
位判官：宋之问、王璠、于师逸，是被派遣协助翻译使工作的副手；刘珍远为“典”，是随从翻译使工作的官吏，类似于现代秘书工作。官员设置安排和唐开元年间《大唐六典》[7]所记载官员职差安排基本相符。
由此可以看出，大周圣历二年完成的《花严经》翻译是一次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规模宏大的翻译工程。这篇题记涉及众多初唐时期佛寺、高僧、官吏，是研究这一时期佛教历史、中外佛教交流和官职制度的珍贵资料。3.《花严石经》中的题记
（1
）题记一、题记二分别镌刻于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卷一之上和卷一之下经石的顶部，碑文内容如下：
阴 阴阴归命十方常阴题记一碑文：“稽首 圎阴我今雕石纪阴阴，愿劫尽时经不灭。大周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第一卷之上两条成卷。”（图五）碑文内容是对《花严石经》镌刻内容的简单说明，清晰明了地指出经文名称“大方广佛花严经”，经文翻译时间是“大周”，镌刻形式为“两条成卷”，即两石雕成一卷经文。
题记二碑文：“持此甚深微妙藏 尽未来际挭群生設有法业因缘请佛加哀今信学大周花严经第一卷之下”（图六）。
武则天不但虔信佛法，而且精通佛理，佛教世界盛传她作的一首赞叹佛法的四句偈言：“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已经成为佛教徒诵经的开经偈，一直流传了千百年。这四句开经偈的创作，应与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这两则题记不无关系，或者就是这两则题记的演变和精炼。题记一、题记二的碑石表面剥蚀、脱落严重。
（2）题记三是五代时期“大汉天会四年岁次庚申二月辛未朔廿六日奉勅重修经记”（图七）。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从武周圣历二年始刻，到五代十国的二百年间，历经战乱和唐武王灭佛等动荡时局，保存在风峪风洞中的《花严石经》难免遭受损坏、断裂、失落。此题记的原石，现存于晋祠奉圣寺碑廊，已经断裂成两段并有残损。由此题记可知：北汉天会四年（960
年），奉旨由“前忻州别驾郑严”负责对《花严石经》进行补刻、复刻，银两供奉由“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周阴”担任，但载有此题记的经石已经严重剥损，碑文内容所存无几。天会四年是北汉第二代君主刘钧即位改元的年号，比天龙山的北汉碑早十五年。
四、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书法特点
《花严石经》在书写和镌刻过程中，不论经文的长短、不论文字的多寡，每卷经文都被巧妙地满镌于大小、尺寸各不相同的两块石料之上，文字书写或稀疏俊朗，或稍微紧凑细密，每块刻石均安排合理、匠心独到。晋祠奉圣寺碑廊现存碑刻中，其半数以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剥蚀、漫漶，有些已经断裂甚至残缺。无论碑石保存是否完整，哪怕碑石上残存只字片语，每个字都是结构严谨，笔划工整，不愧后世称其为“唐人小楷”。整部石经以楷书为主，但每块石经文字存在差别，或趋向行书，或近于隶书、魏碑。
关于《花严石经》的经文书写人员，在《花严石经》镌刻时间和译职人员文字中提到：“麟台楷书，令史张山臣写梵本，经生吕仙乔写，用纸一十五张。”武则天在天授年间曾改秘书省为“麟台”，近60
万字的经文书写，应是则天女皇的麟台工作人员参与抄写经文和石经碑文的书写；令史张山臣是否供职于麟台的政府官员？“吕仙乔”在史书中 未查找到其有关传记，而“经生”则是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和佛教经文翻译和流传的需求所产生的一个特殊的职业。当时手书抄写经文的职业非常普遍，也由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经生”或“写经生”，经生普遍使用的这类字迹工整、易于识别、通篇字体均匀的字体也就被称为“写经体”。晋祠藏风峪《花严石经》上所使用的文字应该是这一字体的传世代表作品。
晋祠《花严石经》经文由谁所写，也许并不重要，这些碑刻博采书法之精粹，宛如一部初唐小楷的范帖巨作。石经中多有异体字、古体字、新造字，是研究文字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
[1]《群芳谱》，全称《二如亭群芳谱》，明朝万历年进士王象晋编撰，介绍植物栽培的著作。
[2] 范晔（398 年—445 年），字蔚宗，南朝刘宋史学家、文学家，著《后汉书》，其结构严谨，编排有序，文辞精美，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
[3]《博物志》，西晋时期张华编撰的神话志怪类小说，内容庞杂，包罗万象。
[4] 载初，是唐睿宗李旦的年号，但是实际上是其母后武则天操纵朝政。
[5]《玉篇》，是南朝梁大同九年（543 年）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写的中国古代第一部按部首分门别类的汉字字典。
[6] 由于题题记碑刻石面残损、剥蚀，释读内容未免失误，有待今后深入细致的查阅典籍、史料以纠缪改错。
[7]《大唐六典》是唐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年间编撰的一部行政法典。所载官制源流自唐初至开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礼，原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后世设六部即本于此。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市晋祠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