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猴子与马组合形象 的渊源、功能以及寓意
摘 要：猴子与马组合形象起源于印度，通过中亚北方草原之路传到了中原一带；其最初本意是猴子能治马病，汉代以后变为吉祥寓意。 关键词：猴子 马 印度 中原 寓意
猴，生动活泼、富有灵性，深得人们的喜爱，长久以来，猴文化在中国民间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它与吉祥运气相连，备受欢迎，深入人心。所以，猴形象常常见于小说、绘画，以及民间建筑雕刻中。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猴子就抱有一种独特的认识，尤其是猴子和马的关系，有一种奇特的习俗和观念：在马厩中放置猴子，靠猴子的自由跳动来惊扰马匹，认为这样马就不会得病。孙悟空被玉皇大帝封“弼马温”这个故事，就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另外，“马上封侯”这种传统寓意纹样，也是这种观念的遗留。那么，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传播过程中的寓意又是怎样转换的呢？
一、猴子与马图像的渊源
猴子和马的复合形象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宁夏[1]、内蒙[2]一带，另西方人赫定在新疆和田约特干也采集到一件猴子骑马的陶俑[3]。在内地历代也出土有大量关于猴子与马题材的文物。但是，出土这些文物的地方气候大多不适合猴子生存，为何猴子的形象会在这里出现并且是和马组成一个饰件或一幅画面，想必其中应该有一定的寓意。
从文献中，记载有许多关于猴子与马在一起就能防止马匹不得病的观念。如：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京师人有置狙于马厩者，狙乘间辄跳上马背，揪鬣搦项，嬲之不已，马无如之何。一日，复然，马乃奋迅断辔，载狙而行，狙意犹洋洋自得也；行过屋桁下，马忽奋身跃起，狙触于桁，首碎而仆。观者甚异之。余又见一马疾走，犬随而吠之不置， 常隔十步许。马故缓行，伺其近也，一蹄而毙。灵虫之智固不下于人矣。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盖戏词也。”在干宝《授神记》中也叙述了西晋永嘉年间赵固的爱马忽死，郭璞利用猿猴使死马复活。《四时纂要》记载： “常系猕猴与马坊内，辟恶消百病，令马不着疥”。北魏《齐民要术》有“常系猕猴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宋洪迈在《夷坚志》中也提到徽宗时人孟广：“常畜弥猴于外厩，俗云与马性相宜”。北宋许洞《虎钤经》中说：“养弥猴于坊内，辟患并去疥癣。”。南北宋之间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故养马多畜猴，为无马疫”。
日本人石田英一郎《河童驹引考》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寻找猴子与马复合观念起源的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从猴子本身的生物学上的分布情况来看，或从它在宗教信仰当中所占地位来考虑，这种思想的起源，恐怕是在由日本、中国、印度组成的圈内，即在猿猴分布最多而猿猴宗教崇拜的中心地域的”印度 [4]。印度古文献《梨俱吠陀》、《摩柯婆罗多》、不空译《摩柯僧袛律》，这些文献中都有猴
Visnu）子和马关系的叙述。维施努（ 神的化身即为猴子或大猴，同时也是马和猿猴之类的父母。更加明确的是，收集佛陀以来的古代印度的寓言而集成的《五卷书》第五卷，提到马烧伤的时候用猴油可以治好。这些记载也证明了古代印度早已有了猴子与马的复合观念，并且已经产生了猴子能给马治病的观念。由此推断，在印度的佛陀或更早的时期就已经产生了猴子与马的复合观念，并且还有猴子能给马治病的记载。之后，经过斯基泰或其他草原民族传播到了我国的新疆、宁夏和更远的
鄂尔多斯草原，并把猴子与马的复合观念和猴子能给马治病的理念带到了东方。
那么，这种观念又是怎样传到中国的呢？石田英一郎虽然认为猴子与马复合观念起源于印度，但他认为是通过我国的西藏传入我国北方草原民
[5]。然而，西藏到目前为止没有有力的考古证族的据来证明这条传播线路的存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和田约特干发现的猴子骑马陶俑正好填补了印度和中国大陆之间传播当中的媒介，广田认为这批实物的发现在这种观念和图像的传播
[6]。因为猴子在新疆这里无法当中占据着关键位置生存，所以，只能说其形象的出现是出于图像上或者观念上的传播。整个中亚的情况也同样，约特干器物来源是直接输入犍陀罗文化的，说明当时文化传播的总体趋势，应以从犍陀罗经过约特干到中国这个方向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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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年代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出土了“胡商牵驼模印砖” [7] ，王迅在其文章中提到在新疆高昌故址出土南北朝时期对猴团花、对马团花的剪纸[8]。还有唐代的猴子骑骆驼，这可能也是传播的痕迹。石田英一郎在《新版河童驹引考———比较民族学的研究》一书中认为，他们也是经过伊朗和我国的新疆再传入我国北部的草原地带。
从猴子生活的习性来分析，我国北方草原地带并不适于猴子的生存，而印度的自然环境更适合猴子的生存，并且那里的人们相信猴子能预防马匹得病的习俗。而后这一习俗经属于斯基泰文化的塞族人通过北方草原通道在春秋战国时期传到了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猴子和马这一形象的功能正好符合我国北方草原民族以马为主要伙伴的要求，这里的草原民族通过这一形象的功能来祈求自己的马匹无灾无病、膘肥体壮。
另外，北大教授王迅在论述猴子与马饰件时，把与鄂尔多斯共出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系统特色的青铜短剑、环首或兽首刀、动物牌饰认为是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与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什克出土的同类文物造型风格基本一致，其所属文化为塔加尔考古学文化，且两者的时间基本相同，说明双方的文化之间有相互往来，并且，鄂尔多斯是受塔加尔文化的影响。两地都出土猴子骑马的青铜饰件可能就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同时，新疆和田约特干出土的格里芬图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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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多。在公元前 至前 世纪的斯基泰时期，希腊式的格里芬图像从黑海北岸传播到阿尔泰；伊朗式的格里芬图像从伊朗经过中亚传播到阿尔泰；然后，二者汇合于阿尔泰地区后形成的图像传到了中国。早在春秋时期现今山西的范围内出土了大量的带有“羽翼纹”和“兽角纹”花纹的晋式青铜器，李夏廷认为这种装饰来源于西方的“斯基泰艺术” [10]。说明早在春秋时期东西方文化的传播就已经畅通无阻了。
伊朗学研究者日本人井本英一先生的见解，也是把鄂尔多斯出土的猴子骑马垂饰联系到印欧
[11]。台湾学者语系的一支即伊朗人向西域的迁徙邢义田认为，额尔多斯北方草原出土大致属于汉代或更早的时期的猴子与马的形象，应该比中原
[12]。的猴马为主题的形象要早
另外，从这几处出土的猴子骑马时间和猴子与马复合观念起源地之间的时间来看，《梨俱吠
1500陀》编订年代可能是在公元前 年前后，佛陀时代大致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对于约特干的时代，孟凡人先生保守地认为：约特干遗址时
3代的上限至少追溯到公元 世纪，下限则已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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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世纪以后。西方传统的看法认为其制作于
1 4更早的时期即大致在公元 至 世纪；鄂尔多斯出土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时期；宁夏葫芦河流域的时间“上限不会逾越西周，下限当在春秋晚期” [13] ；米
7努辛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的时间在公元前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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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元前 世纪。
许多学者把新疆和田约特干遗址比定为古代于阗的都城。上个世纪于阗语写本的发现和语言学的研究说明，上古于阗的居民是操东伊朗语族
[14]。伊朗族中的塞族的“于阗—塞语”的游牧民族就是西方古典作家笔下的斯基泰人。既然斯基泰文化能传播到草原更南的山西核心地带，鄂尔多斯出土猴子骑马饰件的来源问题就比较清楚了。
二、猴、马图像艺术造型的进一步传播和寓意的转化
猴子和马这一组合形象及其附属功用不仅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带流行和传播，后来也通过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来往，将大量马匹和养马的技术带到了中原，并且也将猴子和马这一形象组合的信仰带到了中原农耕文化中。1973
年在甘肃金塔县汉代居延肩水金关遗址
出土的一件木板画，画的主题是猴、马、人，马背的上方简单画有一攀缘与树上的猴子[15]；四川成都曾家包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墓，画面描写的是一幅生活场景，其中一只猴子攀于立柱上，立柱下有一匹马和马槽，好像猴子在戏耍马匹[16]；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南耳室西壁石刻画像有马厩、正在吃料的马，有拴马椿和马槽，有的拴马桩上刻有猴子的形象，猴攀于马旁的立柱上[17]；陕西绥德四十里铺汉代画像石上刻有放牧的情景其中有马、牛、羊等动物，在画面的一侧刻有猴子的形象[18]；陕西米脂管庄画像石墓中刻有马槽、马和人，树上还有一只猴[19]。陕北白家山汉墓前室西壁横额右竖石，中左竖框为三层楼阁，有猴攀立于楼顶，下为牵马图[20]。四十里铺出土汉代墓葬墓室横额中石楼阁顶有攀猴，栏左为牧牛羊图，右为牧马图[21]；白家山出土，位于墓门横额，下右正中有楼阁，楼内有猴，两边有车马出行图[22]；贺家湾出土，右竖石下格为拴马图，其中一幅上方有一猴子[23]。上面所提到的图像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马匹被拴在马厩中或树上，并且旁边有一只猴子，这些画面与该文章中提到的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着的有关猴子给马能治病线索相一致，因此，画面所反映的寓意就是猴子能给马治病这一观念。
由上说明，猴子与马这一形象从印度经由中亚传到我国内蒙、宁夏的北方草原地带再到内地，然其信仰———“能给马治病”，一直没有改变。
另外，陕西西安南郊杜陵邑北侧缪家寨汉代厕所遗址发现一件釉陶猴子骑马俑[24]；山东东阿县邓庙东汉晚期画像石墓[25]，发现有一石刻，画中有马、猴、人，但猴子并不在马背上，而是在树下作爬树状。此外，邢义田在其文章中讨论山东微山县汉代画像石墓中猴子与马这种题材的石刻形象时，把树下射鸟或射猴和旁边还有一人立于马上理解为“马上封侯”。陕北四十里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内容中也有像邢义田所描述的有树、射手、树下有马、树上有鸟，但是没有猴子的形象，不知是否也具有“马上封侯”的寓意。这里只提出来，并不进行探讨。画像石上，马背上的是人，旁边的猴子正在攀援上树，构成了马上封侯的图像。因为“猴”与“侯”，“逢”与“封”的谐音关系，其造型就表示了“马上逢（封）猴”的寓意。山东微山县出土的两件汉画像石，这里的“马上”不是后来的立马或立刻的意思，而是在马背之上。秦汉时期，汉、匈之间经 常发生战争，骑兵大行其道，《史记·陆贾列传》陆贾对汉高祖说：天下可“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就是证明“马上”为马背之上的含义（见邢义田的文章），寓指在马背上建立军功而封侯。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称号。所以，汉代出现“猴”、“马”形象的文物，其寓意之一就是通过武力征伐，在“马背上”建立功勋，进而封侯晋爵。这就是猴子和马这一题材艺术所包含的信仰观念的一次转变。
文化之间的交流，主体在不同文化氛围下，可以蕴含不同或相同的意义。猴子能预防马匹瘟疫就保留了其原来的意义。中原农耕文明中，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物的马厩中有猴子的形象就是证明。通过在马背上建立战功，进而封侯晋爵，则是中原农耕文明对猴、马组合造型寓意上的发明。那么，何时“马上”的含义就转变为“立即”的意思呢？新、旧《唐书》记载“言辞敏速，还同素构，马上即成”、“为书檄露布，或马上占辞，该敏如素构”。从中可看出，“马上”之意已与前述汉高祖与陆贾对话中之“马上”之语意截然不同，就应该与今天的“马上”的含义一致。猴、马文物之艺术造型发展到宋、元、明以后，渗透到了生活的好多方面，如儿童的玩具、绘画、日常的用具都有这类题材造型，寓意从小教育孩子要在将来有加官晋爵向上奋斗的信心。民居门前的拴马桩上有猴子的形象，寓意是马上封侯、晋爵，也有把马拴在带有猴子的拴马桩上的寓意是防止马匹得病。这时，胡蜂、马蜂也参与到猴马这一古老的艺术造型当中，“蜂”与“封”谐音，这样，马、猴、蜂形象通过谐音的手法来表示马上封侯的寓意。
三、结 语
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猴子骑马，到印度猴子能给马治病的信仰观念的出现，再经中亚新疆到我国北方草原地带，这里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了猴子与马复合形象的来源；再一个就是这一形象的原始寓意———猴子能给马治病这一信仰观念。之后猴子与马这一艺术形象从我国的北方草原地带传到了中原农耕文化当中，这时猴子与马的寓意通过墓葬当中的艺术表现手法、中国文字特有的谐音特点和古代有关文献记载的证据又增添了全新的寓意，即通过在马背上建立战功进而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后来，“马上封侯”之
“马上”从“马背上”建立战功进而加官晋爵发展到“立即”加官晋爵。再回到开头《西游记》中来分析“弼马温”，孙悟空被封为“弼马温”就是受上述观念的影响，其中的“弼”就是“避”，”温“就是“瘟”，实际就是避免马匹感染瘟疫。这是猴、马组合这一艺术形象信仰的原意。“弼马温”同时也是替天庭管理马匹的官名，不管大小也是一种官爵，这里也蕴含着封侯的含义。明代吴承恩巧妙地把猴子能给马治病和后来“马上封侯”结合在“弼马温”这一意象的官名里面，同时也把猴子与马这一艺术造型的发展过程和寓意包含在了“弼马温”这一艺术形象当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不管是猴马造型最初的寓意还是后来的寓意的转借，都是一种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猴子给马治病是希望马能更好的为人类服务，同时也显示了古代人类淳朴的思想。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1986 年。
[2] 李非等《葫芦河古文化和故环境》，《考古》1993 年第9期。
[3] S1Hedin, T hroughA sia, vol12, London 1898, pp1759 —7811; Montell , op1cit1, I , pp1150-1521.
[4] [日]石田英一郎《新版河童驹引考—比较民族学的研究》，岩波书店，1994 年。
[5] [日]石田英一郎《河童驹引考》，筑摩书房出版， 1948 年。
[6] [日]广中智之《和田约特干出土猴子骑马俑与猴子骑驼俑源流考》，《西域研究》2003 年第 1 期。
[7]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载《文物》2002 年第 1 期。
[8] 王迅《鄂尔多斯猴子骑马青铜饰与〈西游记〉中弼 马温的由来》，《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
[9]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
[10]李夏廷等《晋国青铜艺术图鉴》，文物出版社，2009年。
[11] 井本英一《猿の话·东と西》，《大法轮》第 59 卷第 2 号，1992 年。
[12] 邢义田《猴与马造型母题：一个草原与中原艺术交流的古代见证》，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六期。
[13] 王克林《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与缘起》，《华夏考古》1998 年第 3 期。
[14] 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原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1 期。
[15] 邢义田《猴与马造型母题：一个草原与中原艺术交流的古代见证》，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六期。
[16] 陈显双《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文物》1981 年 10 期。
[1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 年。
[18] 李贵龙《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年。
[19]吴兰等《陕西米脂县官庄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7 年 11 期。
[20] [21] [22] [23]《陕西古代美术经典·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年 1 月。
[2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缪家寨汉代厕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2 期。
[25]陈昆麟等《山东东阿县邓庙汉画像石墓》，《考古》2007 年第 3 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