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山西乡村佛教石刻造像考

———以《山右石刻丛编》为中心

World of Antiquity - - CONTENTS - 荣国庆

摘 要:山西乡村佛教石刻造像最初源头已不可考,据《山右石刻丛编》所录石刻造像及其碑记可以看出其形制与石窟造像形制相似,其所制年代集中在南北朝时期,也是石窟造像流行的年代。可以推论,石刻造像是石窟造像在乡村的变体,是民间乡社自发开展的崇佛运动的产物。通过石刻造像的研究,可以探讨佛教思想在中国乡村传播的路径及其组织方式在乡村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佛教 佛社 石刻造像 乡村 山右石刻丛编

47《山右石刻丛编》共收录北魏到元造像记

3 398 ,523 ,526 7通,其中北魏 通( 年 年 年),东魏

538—550 1 545 9通( 年),西魏 通( 年),北齐 通551—564 2 553—562 10 ( 年),北周 通( 年),北齐

551—575 7 581—602 8通( 年),隋 通( 年),唐 通659—717 523 575 50 ( 年),其中公元 年到公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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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有 通造像,从这些石造像的形制、碑记、题名、发愿文,我们可以考见山西乡村造像经历了从家族到佛社造像,从初级简易造像到形制完备造像,从佛教思想教化的个性表达到国家认同的佛儒合一发展过程。佛社在这一过程中也从自发的一个佛教团体演变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乡村权力组织。

一、《毋邱氏造像记》和北朝早期佛教石刻造像的形制演变

6《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最早石刻造像是由通石刻造像构成的《毋邱氏造像记》。刘舒侠标记

398为魏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 年) [1],不知所据。胡聘之按曰:“《三国志注》载,”俭子宗入吴,吴平复,还中国。宗子奥,巴东监”军益州刺史观此石。 [2]

280—290暗指此石碑当刻于太康中( 年),然考裴松之注:“俭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吴。太康中,吴平,宗兄弟皆还中国。宗字子仁,有俭风,至零陵太守。宗子奥,”巴东监军、益州刺史。 [3]并无观石记载。查清代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亦无此记载。别石所录漫漶不清,仅见有:“祖毋邱俭,……皇朝故阴 阴 阴阴 阴

晋镇东将军扬 ,二州郏史太尉 侯 居此 邦。”可以推见,此碑为毋丘俭后裔所造。毋丘俭,

255字仲恭,生年不详,卒于魏正元二年( 年)。别石中另录“晋镇东将军”,考《平阳府志》有:“贾混,字宫奇,里陵人,太康中为正邪侯,历镇军将军领城门校尉。 [4]别石所录当指此人,太康中,贾混为正”邪侯,故此石刻当在太康之后。

《毋邱氏造像记别石》另录有这样几个字:“沦三界”“宿世禀”,虽难以明确其在碑文中原意如何,但“沦三界”来自于佛学“三界苦轮”说,众生于三界中轮转生死,召感种种苦痛烦恼,无有止息。“三界说”最早由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引入中国,其文曰:“今于佛前以偈叹曰:……唯佛一人能尽原。佛众法海三宝藏,无量功德摄在中。十善菩萨发大心,长别三界苦轮” 海。 [5] 鸠摩罗什是十六国时期著名的佛教高僧,

382博通大乘小乘,前秦建元十八年( 年),苻坚遣吕光攻伐焉耆,继灭龟兹,劫罗什至凉州。“罗什之在凉州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姚兴遣姚硕德西伐,破吕隆,乃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仍使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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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间是公元 年,在南凉和北凉夹攻之下,吕隆被迫投降后秦,后凉灭亡,而后罗什始译经书,因此从这一时间点而言,《毋邱氏造像记别石》当在这一时间之后。

《毋邱氏造像记》其他造像应当早于别石的时间,是山西省闻喜县邱村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形成的,六通刻石形成过程记录了十六国时期到北魏时期,佛教造像形制及规模在中国北方农村演

变的历程。

毋邱氏石造像共六石,第一石高一尺二分,广

一尺五寸,上刻佛像,下列人名。佛像中刻供养人

四人,下列邑子名三十七;第二石高九寸,广七寸

六分,上列佛像,下列人名,列邑子名十三人;第三

石高一尺,广八寸,首列比丘尼十三人,下列邑子

十三人;第四石高九寸,广一尺七寸,上刻佛像,下

列人名,佛像侧刻两行,字迹不清;第五石高三尺,

广二尺八寸,刻佛像五层,每层一像,一人名。第六

石,高二尺,广三尺,题《毋邱氏造像记别石》,列记

文三十二行。 供养人组成,分为上下两层,没有发愿文,供养人自称邑子。第三石由比丘和邑子组成,第五石分五层,每层一佛像,一人名,也自称邑子,第三石和第五石都有郭舍贵、王匡女二名,当为相继所造,时间差别不远。邑子是南北朝时期佛社弟子称谓,而佛社的建立,根据郝春文先生研究,东晋南北朝时从形制上讲,第一、二、四通石像碑都由佛像、

期佛社流行的时限始于东晋元兴元年( 402 年),迄

于北周大定元年( 581 年),历时 170 多年。流行的地区包括现在的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等广大地区及南方的一些地区。佛社的形式,郝春文先生认为有两种:一种由僧尼与在家佛教信徒混合组成,一种仅由在家佛教信徒组成。多数是以造像活动为中心的佛教团体记》第三石当是建立最早的造像记,也代表了最早[7]。可以肯定,《毋邱氏造像佛社的构成是由僧尼和在家佛教信徒组成,是佛教引导下层民众信佛的主要形式。此碑记之外当另有石像建造,此石仅记造像人。第二、四、五石仅有邑子,而无僧尼,当是佛教兴衰之间,僧尼尽去,而乡间佛社组织仍存,是佛教在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见证。其形制上层石像,下层人名,或人名居石像一侧,虽不造于同一时间,但其先后相继。第一石为最后建造,因为此石中有供养人题

名,题名居于像中,“当阳佛祖毋邱阴阴,当阳佛主

毋邱阴阴,阴阴佛主毋邱阴阴”,当阳佛主毋邱阴。 [8]供养人题名是佛社组织成熟之后,石刻像活动成为佛社活动主要内容之后的产物。其中供养人题名“当阳”和北齐平定州《陈神忻七十二人等造像

记》( 561 年)相当,其题记中有“当阳像主”称谓。《毋邱氏造像记别石》晚出,从残存文字可推论其内容为发愿记。

综合而言,《毋邱氏造像记》六石可以分成三 种形制,石造像;石造像、供养人题名;石造像、供养人题名、发愿记三部分组成。发愿记晚出。这和魏晋以来中国石窟造像的形制变化是一致的。石窟造像也由这三部分组成,发愿记也是最后出现的,标志着石窟造像的影响渗透到了下层民众中。石窟造像在形制演变中也完成了由西北向中原的推进,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四大石窟造像群。山西省正处于石窟造像迁移路径中的重要区域。可以推论,在下层民众中,因为没有更多的财力,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石窟造像,因此借助碑石刻像形式完成自己的信仰就成为最主要的方式了。石刻造像是石窟造像在乡村的变体,其形制也完全相同。不同的是石刻造像像身较小,像列整齐,供养人仅有题名,只冠以邑子、比丘等称号,强调人对于佛的虔诚供养。且为造像而集中起来的早期北朝佛社组织还属于一个松散型的团体,没有佛社首领,只是为了造像而自愿组成的,大多数以家族为单位。

二、北朝造像题材的变化和佛教思想在乡村的变化

538记》,“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五寸,佛像二十二列,大魏元象元年( 年)平定州《寿圣寺造像首列九像,二列十三像,三列十五像,下十九列皆十七像”。这是一通规制较大的造像,其中佛像共

360 阴刻 区。下刻发愿记一行:“延世、贾世 、郭麦

阴阴阴生,大魏元象元年岁次戊午十月丁亥朔 亲并邑诸母一百人刻供养象一区,为国主师僧父母眷”(下缺)。 [9]《山西一统志》记:“寿圣寺在黄岭”村。 [10] 碑记无僧侣名氏,可见寿圣寺应当是村社自建寺庙。在东魏时期,佛教流行,村村建庙以祈神福佑,而各村信仰差异颇大。黄岭村寿圣寺刻供

1 360养象 区,且碑刻佛像 区,在佛教理论中并无定则,造像碑中佛像为泛指神佛,非必为佛祖,所刻供养当另专指雕成石象一尊。象在佛教信仰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现存山东滕县出土东汉中晚期画像石上绘有六牙白象图,敦煌佛爷庙湾出土西晋三个墓的画像砖有白象,说明在东汉以来北方地区,象作为神秘的佛教神物已得到了乡村人们的认可,影响也渐渐传播开来。佛教中关于象的记载,最早东汉西域沙门竺大力、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卷上《现变品》说:“白象宝者,色白绀目,七月支平跱,力过白象。髦尾贯珠,既鲜且洁。口有白牙,牙七宝色。若王乘时,一日之中,周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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