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工程师的抗战

Yanhuang chunqiu - - 亲历记 - 黄景骧

黄景骧,字腾高,江西石城客家人。1935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曾参加浙赣铁路的改造工程;抗战期间,冒着日寇空袭的危险组织运输,保障了线路畅通; 1939年入滇,任职于滇越铁路昆明总站,奉命拆除滇越线以阻止日寇进攻; 1942年调滇缅公路工程处,参加怒江悬索桥—惠通桥的建造。本文由黄景骧之子尹立群摘自他生前留下的回忆录。

1939年春,战局愈趋紧张。上头已有准备撤退的计划。后来又指示迁往昆明修滇缅铁路。这时株洲形势已很紧张,我的工作更加繁忙。最后得到的指示是,要在撤退前把辖内铁路及一切设施拆除,运不走的物件,就地埋藏或销毁,并指定五队最后撤离去昆明,兵分两路,一路由贵州入滇,另一路由广西经越南至昆明。我们是走广西这条路的队伍。要我们拆除铁路、破坏桥梁是精神上的最大打击,心理上实难承受。自己辛辛苦苦修筑起来的铁路,要由自己来埋葬它,令人痛心疾首。因此,我们特别恨日本鬼子,更加深了同仇敌忾的意识。

也有人趁火打劫。一夜之间,各处电话被盗窃一空。堆栈里待运物资,也时有被盗。库存的名贵红松枕木是沪杭甬路拆运来的,是进口货,就有人偷盗。还有一批价值昂贵的紫铜板,也有人打主意。铁路上被盗最多的就是煤。火车上的煤,煤场里的煤,总有人偷,防不胜防。

第五工程队终于解散了。工程队的器材也封箱交总段统一处理。我是最后离开株洲的。总站留下一专列,归我们使用。1939年初夏, 我离开了株洲。当时,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我们几年中辛勤创下的业绩,毁于一旦,国家的损失太大了。这时,不禁想到同时兴建的浙赣铁路钱塘江大桥,不也作了撤退性的炸毁吗?钱塘江大桥工程,系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主建的。沉箱结构,在中国是首创。工程艰巨,技术复杂,施工困难。由茅老所著《钱塘江桥工程纪要》一书,可以看到。他当时奉命驻守桥边,在最后一时刻下令炸桥时的心情是黯然神伤,我是能体会得到的。前几年,有电视片描述,茅老炸桥时,他只炸了桥墩,精心设计如何布置炸药包,而不破坏沉箱结构。这样安排,既可阻止日寇无法短期修复通车,又考虑到他日自行修复时的便利,真是考虑周到。说来也巧,我也碰到类似事件。1940年滇缅铁路当局,派朱国洗(原浙赣铁路第二桥工队队长)和我去滇越铁路,任务是为了阻止日寇从越南入侵,组织力量把滇越铁路的铁软设施及桥梁构件拆卸运回昆明,用以修建滇缅铁路。滇越

铁路碧色寨车站附近有一“人”字型铁桥,桥架在两绝壁间的深涧谷上,桥两端是隧道。法国工程师巧妙地设计,利用涧狭谷深的地形,把桥柱分别斜支在两端绝壁上,避免了在深谷中树立桥墩柱的困难。拆桥时,我力主保留桥墩不炸掉,这对以后修复有利。我的建议,得到领导层的准许。

我们乘坐的专列,开往衡阳,转往桂林。在桂林人留下来,等待时间更长。后来我们离开桂林,前往柳州,随后到镇南关(今称友谊关),出关就是越南了。出了镇南关,就是越南的凉山。过了凉山,就是河内。我们在河内停了些时日。

滇越铁路,由法国人修造和管理。河口至昆明,沿途大站有马街、腊哈地、白寨、呈贡等站。沿途走走停停,1939年秋末冬初,我们终于到达春城昆明。我们来昆明的任务,就是修筑滇缅铁路。此时,上海、广州相继沦陷。出口交通运输只有越南和缅甸两处。出入越南,全靠滇越铁路。出入缅甸,全靠滇缅铁路。所以修建滇缅铁路,对抗战非常重要。可惜事与愿违,随着日寇入侵越南和缅甸,这两处的出路,都给堵死了,逼得国家赶快修筑云南各地飞机场。我到云南后,先后在滇缅铁路、川滇铁路、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工作过一个时期,最后又去修机场。

我们到昆明后,租了昆明西门内金鸡巷一家民房住下。随即上级派我在滇缅铁路昆明总站工作。这时期昆明常有警报,我们在西郊区车家壁租了一间民房,每有警报时,我们就住在那里。车家壁是滇缅铁路工务段驻地,我们来往很方便。

滇缅铁路虽然铺开摊子,但铁路器材缺乏,进展很慢。这时日寇已入侵越南。当局决定拆掉滇越铁路以阻敌寇入侵,又可将铁路器材移用于滇缅铁路,一举两得。上面同意派我随朱国洗工程师同去。

1940年5月,我到川滇铁路拆轨工程处报到,由朱国洗和翁筱舫领导,我担任分队长, 与其他分队轮流作业。从中越边境河口站开始拆轨。拆下器材,随拆随装车,即运回昆明。那时法国人已撤走,只有越南人还留在铁路上。

滇越铁路是法国所建。当时的中国政府只让他们沿山修路,不得占用民田。故路线崎岖曲折,攀山越岭,坡陡弯急。弯道多,隧道也多,常常是一个山洞接一个山洞。两洞之间,深谷悬崖,架桥工程,甚是艰巨。因为山路,交通运输极其困难。桥梁工程,都采用轻便型钢、螺栓结合。构件预制好了,用畜力或人力运往工地组装。山区匪盗出没,为了防止破坏,枕木、电杆都是钢材制作的。坡度很陡,拆轨时,列车一定要制动好,否则一旦列车启动,冲力不够,车掣不灵,很容易往下滑坡,极易发生事故。

滇越铁路沿线治安不好,我们乘坐往昆明的列车,就有匪徒向车上开枪。拆轨过程中,沿线小商贩害怕铁路拆掉后,他们的货物运不出去,就雇人肩挑徒步,争先恐后往车站奔,以求能装上车。这时,匪徒纷纷出动,先把人杀死,再抢货物。我们曾问警察,为何见死不救,他们耸耸肩膀,说了声河水不犯井水。

滇越铁路时有敌机来袭。一天上午,警报响了。我和总队的文书,姓蔡,上海人,他妻儿随在身边。我们四人,一道走出车站围墙外边。出站后,有一山坎,路狭窄,我们分道而行,他们走坎上,我一人走坎下。一架侦察机在上空投下一枚小炸弹。我急忙挤入坎下越南人挖的防空洞内。炸弹在山坎上炸开了,他们父子受伤,而他的夫人则因流血过多,总队来不及派车送后方医院抢救就咽了气。我侥幸走在坎下,得免于难。

离碧色寨芷村站不远处,有两个隧道,两洞口外均系县崖,中隔一深谷,谷深而狭,上面架的铁桥,呈“人”字形,桥柱就斜向支撑在峭壁上的桥墩基础上。上面指示,能拆就拆,不能拆就炸毁。我觉得应该保存墩基。因为日后如要修复,就太难了。炸毁墩基,岩石必被破坏,岩石破坏了就不能在这儿再建基墩了。而这里的地形.别无改线余地,故我据理力争,这两侧基墩,得以保存下来,为今日修复滇越铁路创造了条件。对此,我心欣慰,觉得尽了

自己一份心。

1940年冬,拆轨任务完成后,我回到昆明。这时,滇缅铁路工程仍无大进展,而在滇越铁路,又无别事可做。次年春,朱国洗出任滇缅公路保山桥工处处长,主管澜沧江和怒江两桥工程。此时,他来约我同去要我主管怒江惠通桥新桥工程。经滇缅铁路老上司同意,我决定随去。

惠通桥是一座横跨怒江的悬索桥,听说是一名外国女工程师设计的。桥长百余公尺,在两岸设置钢框架,用若干钢丝绳捆成粗缆绳,架在钢架上,左右各一捆。岸上埋设锚锭坑,每捆缆绳上的钢绳,都分别固定在锚锭装置上。缆绳上悬挂多根垂直钢杆,吊住纵向钢梁。钢梁上安设多根横梁,上铺厚木板。悬索桥结构关键在锚锭装置,它要承受极大的拉应力,必须绝对稳固。钢绳用法兰螺丝调整其张度。怒江水深流急,架桥飞渡是好办法。该桥使用多年,早已不能胜任繁忙的交通任务。滇缅公路局决定在老桥上游另建新桥。

桥工处设在保山城内。惠通桥离保山100余公里。原有桥工队负责维修老桥,队长许寿崧,浙大毕业。1941年12月,我到了惠通桥工地。我未另设办事机构,就住在桥工队,一切庶务,均委托桥工队办理,这样可专心管理施工。

桥工队设在怒江东岸半山腰中,靠近公路,以利行动。附近无村镇,要到十几公里外买东西。天气炎热,房子是用芦席做隔墙、白铁皮做屋顶的临时性简陋工棚。

新桥离桥工队好几公里,走到江边,要下坡百余公尺。施工时,东西两岸交通,是用竹筏过渡,先在两岸挂起一道钢丝绳,把竹筏的牵引绳,用扣环扣在钢绳上,来往两岸。因江水湍急,并有漩涡,有一次过渡,乘人过多,几倾覆。我手握钢绳,不敢松手,而缆绳随风上下,有时两臂悬空,如受酷刑,非常难受。幸离岸不远,能泅水者,先跳水上岸,以减轻荷载。我不会泅水,蒙一监工员,将我护定,叫我不要怕,如落水,他可一手托我,一手划 上岸。幸好安全无事。

怒江江窄水深,水流湍急。工人用啤酒瓶装炸药,沉入江底,引爆炸鱼。深水中的鱼,鳞细肉嫩。怒江两岸,尽是高山叠嶂,藤葛悬崖,时有猴群呼啸其间,树上蜥蜴很多,地处荒山野林,人烟稀少,生活其间,如隔世外。

新桥工程由桥工处发包。桥址选定之后,将两岸锚锭装置的基槽挖开。我看到岩层是水成岩,并向江心倾斜。岩层石质并不坚固,用铁镐都能刨动。我于是建议暂停施工,要做地质钻探,希望能把槽基建在更深的坚硬岩石之上。如石层向江心倾斜,应考虑把槽底挖成向山岸倾斜的斜面,以增加向江心倾斜滑动的阻力。我的建议,未得到朱的认同。他推说战局紧张,工程急如星火,还想按原设计施工。这时,我私下打算不干了,拟伺机请假回昆明。想不到局势急转直下,这时( 1942年5月间)有消息说日寇即将由缅甸方向进攻云南。有一天,王节尧局长乘小汽车到桥工队来找我,不巧我不在队里而是到江边工地去了。他找我不到,留下一信,乘车向西驰往密支那去了。我得信,大吃一惊。他这一去,定会遇险。我用紧急电话,沿途各站寻找他,企图阻止他不要西进,但无结果。信上说,他去密支那布置任务,此来本想邀我同往,现在未遇见,只好先去。他要我速去保山,与后勤部门联系,责成我协助他们安全通过惠通桥,然后要我去密支那找他。我知道形势紧急,他的任务不但无法进行,且非常危险。但保山之行,我没有推托。不想这一行,碰到一场大空袭,差点自己丧了命。而且匆匆只身离开桥工队,这一去未能再回住所。

事情是这样的。我火速赶回保山,找到接头人,我对他们说明情况,要他们用尽办法打十万火急长途,通知王即刻回头,还要他们紧急疏散,回昆明去,否则来不及了。我的工作岗位在惠通桥,必须冒险回去,不能迟延。次日晨,我仍乘桥工队汽车回桥工队。那时期,保山很繁荣,南门外十里长街,挤满了汽车,

都是来往于昆明、畹町之间的。司机要在那里吃早点。我一看天气晴朗,预感到今天可能会有空袭。我推开驾驶室门留心观察,觉得空气有些震颤,我心知有异,睁开眼睛,竖起耳朵观听。果然,隐隐约约,听到西南远处,似有微弱声音,越听越觉得嗡嗡有声。不久就看到小小黑影出现。我心知不妙,叫司机快驶,离开这热闹地方,越远越好。随后,就能清楚地看到机影了。我立即叫司机停车,对司机说,飞机来了,你把车锁上,我们分两边跑上山去,在一起不好,等到飞机走后再回来。说完,我向西奔跑,因为长街两侧,都是店铺,无路走出去。我走进一家茶馆,大喊飞机来了,快跑!我闯进店家后院菜园,茶客们还没有理会怎么一回事,只见我慌慌张张地跑。这时,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劲头,竟能跳越六七尺高的土围墙。不幸跌在墙外,腿受了伤,也顾不得许多,仍向山坡而逃。跑到一道沟边时,有一株树,树旁有一挖土坑。这时,机群已临上空,我只好伏在坑里。敌机在南门外扔下好多炸弹。离我藏身那个土坑约200公尺处,扔了一个炸弹,炸开一个大坑。炸弹爆炸,震耳欲聋,满身尘土,幸好我在坑内,躲掉了弹片杀伤之灾,安全无恙。

我的经验,知道敌机还要来,便走出土坑,继续往山上奔去。当天,敌机炸弹对准南门外大街扔下。飞机轰鸣、炸弹爆炸之声,如雷轰顶。火光冲天,硝烟满目,人群呼叫哭喊之声,不绝于耳,真是惊心动魄。我上山不久,敌侦察机果然飞临,在上空盘旋,用机枪扫射一番,然后飞走了。此时,天已下午四点。司机平安回来,但汽车水箱被机枪射坏漏水,当天不能再走,要把水箱修好。这时看到早上买早点那儿,石牌坊炸倒了,附近死伤多人。汽车及油桶被炸起火,又烧死烧伤好多人。死伤狼藉,惨不忍睹。还有城内和北门外停车场,也死伤多人,总共死伤几百人。这时天黑了,要回城内工程处住宿。这次空袭,是我碰到的最惨的一次。

次日,人皆东撤,我独西行。公职在身,身不由己也。汽车驶至东岸山顶时,看到桥已炸掉,炮声隆隆,人群纷纷逃窜。我们回不了 队里,想把汽车开回保山,又没有汽油。只得跟着人群往回跑。后来问明了桥工队当时的情况。大家并不知道要炸桥。头一天,滇缅公路线区司令和朱处长,同乘小车过桥去,说到西岸视察。半夜里,司令溜回东岸,就下令炸桥,把朱扔在了西岸工务总段。天亮时,日寇骑兵就窜到江边,大队日寇兵随之而至。见桥已炸,就架起迫击炮,向东岸猛轰。东岸沿公路停有汽车几百辆,被炸得一塌糊涂。此时,车上的人都已逃走。

朱处长被抛在西岸,化装成工人,雇人带路,循怒江上游某处铁索桥,从那儿渡江,逃回滇缅公路局。

至于我呢,想尽办法到达了澜沧江桥工队,弄到汽油和食物,这里离昆明100多公里,滇缅公路局疏散在此。日寇没能渡过怒江,昆明也就暂时安定下来了。我回到车家壁家中。

这一场事变,叙述到此,可说是完毕了。但我还要补叙一下我的弟弟黄景升的事。1942年春,黄景升在远征军200师任副团长,要进军缅甸。那时,我正在惠通桥。在保山,我们兄弟见了面,也见到戴安澜将军和郑洞国团长,他们要我协助远征军安全渡过怒江桥,我当然答允。我们彻底检查了桥的情况,商妥了安全渡江的措施:一、军车不能超载,限额五吨;二、每次只过一车,一车过完后,再过一车;三、人马皆徒步过桥;四、以最慢速度行驶,不要在桥上停留。双方协作,完成安全过桥任务。可惜我和弟弟,一别竟成永诀。他为国捐躯,功昭青史。黄景升在缅甸同古战役主动请缨阻击日军大部队,掩护国军主力撤退,不幸阵亡,牺牲得很壮烈。

这次只身回到昆明,随身衣物、书籍、仪器、数年积蓄,丢得精光,我再次破了产。当时物价飞涨,所得工资难以维持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再无铁路、公路可修,政府正在计划修飞机场,从空运取得作战物资及对外联络,并给了我停薪留职的待遇。

1943年春,我在昆明筹设贡华营造厂,那是后话。■

黄景骧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