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叶挺与张发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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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前的1927年1月,张发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四军下辖第十二师与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五师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团,其中第七十三团由叶挺的独立团改编。同年3月,由于原十一军军长陈铭枢辞职,张发奎被任命兼第十一军军长,原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戴戟也随即离去,于是张发奎提拔叶挺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理由正如张发奎所述:“在围攻武昌之役后,他已立功扬名……我的部属中在围攻武昌之役居首功者无疑是叶挺,他确是一员勇敢的斗士,他的部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从此时的军队职务来看,张发奎和叶挺是上下级关系,且张是叶的顶头上司,而从经历来看,他们两人既是同庚、同乡,又是同学、同事。1912年他们同时考上设在黄埔长洲岛的广东陆军小学并同编在16岁班级,期间,张发奎加入国民党。1914年毕业后,两人又同时考进设在武昌南湖的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又同窗两年。1916年,叶挺以优等生资格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1918年因家境困难辍学,1919年经友人介绍到福建漳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不久,在部队加入国民党,翌年张发奎也去漳州投奔粤军。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叶挺和张发奎的人生轨迹又出现交汇,分别担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和第三营营长,成了“袍泽兄弟”。1924年秋,叶挺远赴莫斯科入东方大学,之后调红军学校中国班,进行了严格的军事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同年12月,经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1925年8月因国内革命工作需要而离开苏联回国。经中共广东区委研究决定,命叶挺负责筹建一支以共产党人为骨干并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后经国 共双方协商,叶挺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1925年11月,张发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少将副师长,在征募新兵扩充队伍时,推荐叶挺担任第十二师下辖三个团之一的第三十四团团长。部队归国民革命军管辖,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叶挺推荐周士第、曹渊等共产党人担任团参谋长和各营营长,三十四团成立共产党支部,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当时张发奎知道叶挺和周士第的中共党员身份,也知道三十四团还有不少中共党员,但不清楚是谁,故张发奎曾感叹“共产党了解国民党,但我们不了解他们”。1926年1月,三十四团番号正式改为独立团,同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建议和推动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国民政府命令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队先行出师北伐。1926年8月26日至30日,叶挺率领独立团英勇奋战,所向披靡,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战役中,与友军协同作战,一举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获得了“北伐名将”的声誉,后又在围攻武昌之役中再建战功,武昌民众称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为“铁军”。正如独立团参谋长周士第分析的那样:“第四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张发奎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是由于共产党的帮助,多少共产党员在前线牺牲啊!”此时的张发奎和共产党员相处得还好,张曾表示:“我钦佩共产党员的热忱与战斗精神……我从不怀疑共产党员是勇敢善战的。我重用叶挺,从未质疑……”第二次北伐前的安排足以证明他对叶挺的信任,他说:“我把一个师留在武汉,我不能放弃武汉这个基地。我决定把叶挺的第二十四师留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7

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至此遭受失败。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叶挺率二十四师随张发奎奉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东征讨蒋”之命已开赴九江。唐生智是汪精卫的坚定支持者和追随者,汪精卫集团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首先可借“讨蒋”转移视线,掩盖其反共、背叛革命的阴谋;其次可乘机调离叶挺等部的革命力量。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于7月12日召开紧急会议,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同时决定叶挺、贺龙部队在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武装起义。

汪精卫彻底叛变后,和汪精卫接触频繁的张发奎政治立场越来越贴近汪精卫,他曾声明拥护汪精卫。当时,贺龙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都归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指挥,张发电报让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幸亏叶剑英获知了此消息。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尚未暴露秘密党员的身份,他获悉张发奎是要把贺龙、叶挺的部队调往德安,然后伺机扣押他们以解除兵权。7月24日,叶剑英及时地约贺龙、叶挺到九江甘棠湖一艘小船上见面,将实情告知,贺龙、叶挺决定将部队开往南昌,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7月27日,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的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在准备起义的日子里,中共中央部分负责同志多次开会研究敌我力量对比,还专门分析过张发奎的情况。党内对张发奎持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他虽然在北伐中指挥第四军英勇善战,获得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部分人士的肯定与敬佩,但近期种种迹象表明他紧跟汪精卫,担心他转而反共;张国焘等人则对张发奎存在幻想,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才能举行起义,还希望做好张发奎的工作,和张发奎一道打回广东去。叶挺曾与张发奎长期共事,有“袍泽情谊”,知道张发奎在北伐军中容纳共产党员且能融洽相处,所以在两种意见中的争执中曾经有过犹豫,“能与张发奎的分化推迟一点也好”,他也希望能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那样的话, 隐蔽在第四军中的共产党员不致遭到暗算。当叶剑英把张发奎阴谋解除贺龙和他的兵权之事告知后,叶挺才引起警觉。汪精卫、张发奎7月29日曾发特急电报严令叶挺和贺龙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叶挺才清醒地意识到张发奎已经靠不住了,更加坚定了必须以武装暴动来回击反革命进攻的决心,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而此时的张发奎还认为叶挺会念旧,他对劝自己应约束和防备叶挺的国民党将领颇为自信地夸口,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挺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与他为难。

1927年7月28日,在前委领导下,起义总指挥部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成立,指挥部委任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7月29日下午2时,叶挺在南昌心远中学工字楼二层会议室召开了二十四师营以上及师直机关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并进行了军事动员。7月31日,叶挺奉命起草作战命令,以总指挥贺龙名义发布。8月

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于凌晨举行。起义中,叶挺指挥二十四师官兵主攻驻守在天主教堂、贡院和新营房一带三个团的敌军,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清晨6时,南昌城内枪声已平息,守敌全部肃清,起义成功。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1日天明后,南昌城恢复平静,秩序井然,报刊也照常印发,报纸刊登了以叶挺名义公开发表的《告二方面军同志书》和《致张发奎电》,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师长叶挺给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电文,在电文中,叶挺说明了暴动的意义,并劝张不要抛弃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立刻到南昌来赴危难,重振革命声威。电文入情入理,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8月1日上午,周恩来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起义后的重要会议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各省代表的联席会议,与会者共40多人。会议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然后讨论组织一个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选举过程中,对张发奎、第

四军军长黄琪翔(张发奎的下属),朱晖日(时任第十一军军长)等三人是否入选革命委员会时,又出现两种意见。反对者认为张发奎已经倒向了汪精卫,而汪精卫是我们这次革命的对象;同意者认为革命总是人多一些好,革命委员会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我们的同志,加上一两个中间分子也无碍大局。甚至有人提出像张发奎这种是推一把就过去,拉一把就过来的人,何不就此拉他过来,以彻底孤立汪精卫,壮大革命阵营。周恩来也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张发奎在军中的确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今天由叶挺同志发给他的电文,但都没有得到他的响应。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对革命的诚意”。

由于与会的有不少国民党人士,大多持观望态度,会议主席周恩来觉得应该让与会者对张发奎等三人的本性有个认识的过程,于是把张发奎等三人列入了委员名单。这样会议产生了由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产生7人主席团,成员有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和张发奎。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南昌体育场召开5万人参加的庆祝胜利大会,同时举行革命委员会宣誓就职典礼。

8月1日,张发奎得到起义的消息后,十分震惊,马上下庐山,企图阻止聂荣臻带领参加起义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向德安方向集中。起义官兵朝天开枪,张发奎弃车逃走。事后,张还写信请求聂荣臻归还丢弃在火车上的手枪和望远镜,沦为军中笑话。8月2日,张发奎收到武汉国民政府命令他派兵进剿起义部队的急电,张没有马上发兵,而是权衡利弊举棋不定。张发奎虽然一度倒向汪精卫,但汪曾在背后表示过对他的不满,汪说:“蒋介石是屠杀共产党,朱培德是遣送共产党,只有他张发奎是收容共产党!”这些话传到张发奎耳朵里令他心中不快;而共产党那边的叶挺、贺龙虽然公然起义,带走了他的一个军两个师,但是革命委员会25人名单中居然有他的名字,他还是7人主席团主席之一,这让他犹豫不决。

在张发奎琢磨是否发兵之际,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前来见他。张发奎对叶剑 英说:“贺龙我不去说他,希夷(叶挺)竟叛我而去,实出我所料,平心而论,我何时亏待过他?他既对我不仁,我也只好不义了,按汪主席的指令,我将带兵去攻打他。剑英,你知道,我是不愿干这种兄弟相煎的事的。”叶剑英洞若观火,他听出了张发奎内心的犹豫和矛盾心态,他也知道张手下的部分将领主张出兵追击起义部队,如果张发奎真的要奉命追击,贺龙、叶挺将遭受前后夹击,于是叶剑英对张发奎说: “现今这个时节,往往是守株待兔者赚,首当其冲者亏,无人愿做马前卒。”叶剑英这种说法貌似替张发奎着想,实际在销蚀张发奎的斗志,阻止其下决心去追击起义部队。见张发奎没有反对,叶剑英进一步“献计”,建议兵可照发但只是虚张声势,等起义部队进入广东后,可打着“援师讨逆”的旗号,趁机让部队跟进到广东,去和李济深争抢地盘。最终,一心想保存实力的张发奎采纳了这种先消极应对再坐山观虎斗进而从中渔利的策略,使南昌起义部队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8月3日,张发奎得知郭沫若到了九江,便电话邀请郭沫若前来商量要事。张发奎和郭沫若早就相识,北伐时期他俩一武一文曾各尽其能。一个多月前,张发奎就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时,慕名请郭沫若当他的“党代表”主持政治部。这次约见郭沫若的主题就是怎样解决政治部善后的事情。张发奎想要郭沫若当信使,让郭沫若到南昌向共产党转达他的四条意见。郭沫若听后要求张发奎用笔写下来以便转达时有个凭据,张发奎便用铅笔写了一遍。当晚,郭沫若随同已经遣散了的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剩下的几位同志连夜出发,从九江到南昌,郭沫若一行跋涉了一天一夜,于8月4日晚才赶到赣江边,所幸贺龙早已派船等待多时。到了贺龙的二十军军部,郭沫若把张发奎写有四项要求的纸片交给周恩来,至此,张发奎等三人对革命委员会所采取的敌视态度以文字形式公布于众,革命委员会自然把他们除名,主席团也就取消了张发奎的主席资格。

8月5日,张发奎明知起义军5日全部撤离南昌,便和时任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于同日分别给武汉国民政府发电,决定于6日派遣部队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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