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北细菌战:日军侵华暴行的缩影

Yanhuang chunqiu - - 炎黄春秋 - 冷玉健

日本自明治年间起,开始将对外侵略扩张作为其基本国策。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在华北施行“三光”政策,其兽行无以复加。日军践踏人道主义和国际公约,多次在华实施细菌战,残杀中国军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华北的细菌部队加紧研制各种战用生物细菌。其细菌检验、培养直接用被俘的八路军官兵和无辜的平民作活体进行试验,解剖获取培养基,手段残酷至极。1943年,日军在华北实施了代号为“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即鲁西北细菌战)的计划,企图消灭八路军及抗日武装。他们借8月底卫河水位猛涨之时决堤放水,让霍乱菌在大量迁徙的人群中快速传播;在霍乱菌强烈发作期, 3万多日伪军袭击我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致使该区19个县20万军民生灵涂炭。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战争指导方案和全国战斗序列,全国设5个战区。是年9月底,第一战区一分为二,平汉线为原第一战区,黄河以北的津浦线列第六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辖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和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司令部驻冀鲁交界的桑园。同期,中共中央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将其领导的军事武装力量进行改编。按照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9月11日,将驻陕北的红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的基础上,易称为第18集团军; 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红军改编后,八路军在朱德总司令率领下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以叶挺为军长的新四军则在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斗争。

1937年12月,守防山东的国民党军韩复榘部不战而逃。日军由此在华北及山东对抗日根据地施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劳工残忍迫害,对妇女同胞奸淫、虐杀。日军还实施毒气战、细菌战,制造了赤地千里、人迹断绝的“无人区”。其中,山东省就有鲁中沂鲁山区,冀鲁豫的莘县、冠县、聊城、堂邑边区和胶东海阳县盆子山区三大“无人区”,这其中以沂鲁山区“无人区”最为典型。该区以沂源县和临朐县的九山为中心,东至安丘、昌乐西部,西至蒙阴西北部、博山东部,南至沂水、蒙阴北部,北至益都、临朐南部,纵横100千米。据临朐县不完全统计,此间离乡背井逃荒要饭者16 . 8万人,骨肉分离、典妻鬻子者1.4万人,被日、伪、顽杀害或饿死者10余万人,全县38万人锐减至8万人。特别是在1938年底,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及其所属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等率部降日后,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地残杀根据地军民,在已建立高度保密的细菌部队的基础上,正式启动更加残酷的细菌战。

日军细菌部队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满洲第731部队,部队长为石井四郎。日军侵占华北后,沿袭其制,在华北方面军建防疫给水部(代号为第1855部队),驻

北平。其管下各军、师团分别设防疫给水支部、班,并分别设单独的部队代号。1855部队下辖

13个支部。其中,山东境内有济南、青岛、徐州(时隶山东省) 3个支部,驻泰安的第59师团设班(代号2350部队)。1938年,日军占领山东后,济南支部(代号1875部队)成立,军事上隶属于驻济南的第12军军医部,业务上受

1855部队领导,配合其工作的有日军驻济南的陆军医院和济南市同仁会防疫所,部队长先后为柳田、金久保、渡边一夫、冈田,内部设有庶务、经理、计划、卫生材料、卫生研究、卫生防疫、生菌制造、给水凿井、病理实验等室、班,有官兵百余人。日军细菌部队设备精良,严格保密,一切活动不得直呼部队番号,一律称代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汇报文本统统使用“隐词”;工作时,门内加锁,门外专人看守。细菌部队制造的主要毒菌有: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结核菌、流行性脑膜炎菌等。

世界各国的细菌培养、检验,均是用豚鼠做活体试验,而日军却残酷地直接用被俘的八路军官兵和无辜的平民试验,取得制造细菌的培养基。1989年7月21日,韩国《中央日报》以《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为题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驻在中国山东省省府济南的日本北“支那”派遣军济南地区防疫给水班(即1875部队),是用人体实验疫菌的部队。它把鼠疫等各种病菌注射到中国俘虏身上,然后观察整个发病过程。济南地区防疫给水班,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试验细菌而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完全一样的另一支部队。

当时在这支部队担任中文翻译的崔亨振说:“他们给俘虏们注射了鼠疫菌。被注射过鼠疫菌的俘虏,其中有10个人经过一场严寒和高烧的痛苦就死亡了。”这支部队的部队长是渡边一夫中校,还有20多名军医分属在细菌研究组、培养组和人体实验组等。因为他们都穿白大褂,所以这支部队也被称为“白大褂部队”。

部队驻地用双重铁丝网围着。崔亨振作为翻译官目睹了各种临床过程和非人道的暴行。崔亨振回忆说,实验对象不足时,军医们就到 附近村庄随便抓来中国大人和小孩进行实验。他第一次看到的人体实验,是对10名俘虏注射天花病菌,然后临床观察反应。全身出天花的人声嘶力竭地喊着“救救我”,悲惨地死去后,尸体被烧成灰。

研制肠伤寒疫苗时,则强迫俘虏们吃下含有病菌的饭团。培养斑疹伤寒病菌时,先收集俘虏身上的虱子,再把虱子带的病菌注射到俘虏身上。为了研制中国大陆地方病疫苗,军医们还从狗粪中找出病菌,经过培养后,把它包在饭团内让俘虏们吃下去。军医们还对离部队8公里远的1个村子的50多户300多名村民,进行霍乱病菌的人体实验。约15天左右,这个村子因霍乱死亡20人。

这支部队平均每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虏,因此,一年要杀死400至500名俘虏。崔亨振说,他在这个部队服役期间,死亡的俘虏有约1000人。

在细菌培养上,日军细菌部队用中国人做活体解剖。据1942年12月由1875部队调入2350部队细菌室担任化验和培养细菌任务、后被我军俘虏的日军曹长林茂美供述:他到达该部细菌室的当天,即同木村大尉将已注射鼠疫菌的两名八路军战士活活解剖。通过解剖检验,认定该菌种有很强的感染力,即将被解剖者的血和血液琼脂培剂置于37℃的孵卵器内,经过反复培养操作,制造出大量战用的鼠疫菌。之后,又将伤寒菌注射到9名八路军战士身上,并让他们吃下拌有伤寒菌的食物。由于大量摄入剧烈的活毒菌,症状快速出现,中毒者持续高烧、

呻吟、说胡话,几天时间即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呼吸微弱。为进一步检查被细菌侵蚀的内脏器官的变化,制作标本,取得培养基,林茂美以为其治病为名,将1名八路军战士绑在解剖台上,施以麻醉后,将其腹腔剖开,把内脏取出,装进玻璃瓶作标本用;穿刺胆囊,取出胆汁,作为伤寒菌培养基;最后注射吗啡液,将其杀害。其他8名战士也被用同样的办法杀死。这9名战俘的胆汁培养基,共制造出16 . 5瓶细菌战用伤寒菌。另据林茂美供述:其时,仅他一人就生产制造了霍乱菌、伤寒菌各30瓶,结核菌、赤痢菌各10瓶,脑膜炎菌、流行性时疹菌各5瓶,总计病菌90瓶。以霍乱菌为例,每瓶可直接杀死约100人。该部队制造的病菌,除满足自己部队作战用外,还曾被运往东北等各日军侵占区。

据资料记载,日军侵华期间,大规模的细菌战共5次:即1939年中苏蒙边境的诺门坎细菌战, 1940年浙江省鄞县、衢县、金华的鼠疫战, 1941年湖南常德的鼠疫战, 1942年内蒙古临河、五原的鼠疫战,1943年山东卫河流域的鲁西北细菌战。但日军在山东实施细菌战,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1938年的细菌战。当时,日控区包括山东在内的华北铁路、公路沿线,经常遭到八路军和抗日群众的袭击,严重影响其交通运 输。日军气急败坏,于1938年8月在沿线重要村镇居民的水井中撒放霍乱菌、伤寒菌等病菌,使沿线军民四五万人死亡。

1943年初,在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关东军第731部队长石井四郎、1855部队长西村英二和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部署下,实施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以下称鲁西北细菌战)方案,即档案资料确切记载的在华的第五次大规模细菌战。具体实施部队为十二军第59师团,负责人为师团长细川忠康中将;实施时间为8月至10月;作战区域为濮县、范县、观城等县。作战企图一是彻底摧毁冀鲁豫边区和冀南两块抗日根据地,扫平日本驻军障碍;二是检验日军大部队在霍乱盛发区行军、作战的防疫力、持久力,即所谓的“抵制试验”;三是调查中国军民被杀情况,检验大规模霍乱战杀伤能力,为进攻苏联时使用生物武器作演习和准备。选择鲁西北的原因:一是其战略地位显要,是联结山东、冀南、冀中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二是卫河优势明显。卫河流域,指以馆陶、临清为中心的卫河两岸地区,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和冀南两块抗日根据地。因卫河河床高于地面,汛期河水泛滥,易决堤,可以利用洪水迅速传播病菌,还可借祸于自然。为实施这场战役,日参战部队从年初起就进行战役准备,宣称“鲁西的支那人有霍乱疑似患者”,蒙蔽参战官兵。

正当我抗日军民按冀鲁豫军区指示紧张备战之时,持续几年干旱的鲁西北普降大雨,卫河水位迅速猛涨。日华北方面军立即下达作战命令:细菌部队负责霍乱菌的撒发;细川忠康按指令命令其管下53旅团的44大队大队长广濑善利决堤放水,传播霍乱菌。该大队分三路进行决堤。8月27日,第一路日军由广濑善利率第五中队、机关枪中队各1个小队共60人,抵达临清县城附近的小焦家庄卫河西岸。五中队长中村隆次、机关枪中队长久保川助作、重机枪小队长小岛隆男等7人决堤,其他人员分散警戒。附近村民获悉日军决堤时,纷纷赶来保堤,被日军武力驱逐。卫河弯曲处被掘开约5米长的口子,湍急的河水一泻而下。从村中逃出的

百姓,被汹涌的洪水追得走投无路,葬身其中,临清、馆陶、武城、丘县等地一片汪洋,尸体遍野。据日军事后调查:此处遭灾面积960平方公里,40万吨农作物被淹没,6000户房屋被冲毁,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32300多人。第二路日军由第三中队队长蓬尾又一率部,将临清县尖冢镇附近的卫河北堤打开。据后来被俘的日五十三旅团情报主任波博供述:“大水袭击了馆陶、临清、曲周、丘县、武城、清河、威县等7个县,使100万无辜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富饶美丽的卫河左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 900多平方公里被淹没,直接受灾群众达45万人,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22500人。第三路日军由第二中队队长福田武志于8月29日率30人,由驻地南馆陶出发,行至南馆陶以北五千米的卫河拐弯处,将北堤决开。据被俘的第一小队第二分队队员大石熊二郎交待:此处有48800多名老百姓罹病,其中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者有4500多人。

同年9月中旬,正当鲁西北霍乱盛发之时,日军以“鲁西支那人患了传染性霍乱,皇军帮助支那人扑灭霍乱,拯救支那人”为名,参加“十八秋鲁西作战”和秋季大“扫荡”的部队同时并举,向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扑来,开始了第一期的“讨伐”和“扫荡”。据参与“讨伐”的44大队军医柿添忍说,聊城、堂邑、馆陶、临清“一带地区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在流行霍乱,都有霍乱患者和死者,连宿营的地方也找不到”。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日军对疫区进行第二期“讨伐”与“扫荡”。除44大队继续在原区域内活动外,结束“抵制试验”的59师团第54旅团坂木甲支队,攻击莘县及中心区等县的八路军,并抢掠粮草2000余吨。10月3日, 59师团主力再次“扫荡”中心区,7日撤返途中“扫荡”了聊城、莅平等地。10月12日,日伪军1.5万人合围中心区,对疫区进行第三期“讨伐”作战。日伪军连续3期的“讨伐”和大“扫荡”,使得霍乱在鲁西北地区和冀南曲周、威县、清河等地迅速传播、蔓延。同时,因日参战部队也染上了霍乱(仅44大队就达210人),并出现死亡,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下令停止 “十八秋鲁西作战”和第12军秋季大“扫荡”。同月24日,日军撤出中心区。

这次“霍乱作战”,日军参战部队除极个别人外,均不知内情。作战结束后,细川忠康、江田稔(时任59师团参谋长,大佐)、广濑三郎(时任59师团高级副官,大佐)签发了《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该报告把战役结束说成“霍乱停止”;把发病原因说成“在南馆陶独立步兵第四十四大队一个小队驻地,于9月13日前后,有通信一等兵某某到附近村内吃饭,后来发病”;把撒放病菌、进行细菌战美化成“防疫”,说“由于进行及时、正确的指导和采取措施,致使霍乱及早被扑灭”,而59师团“防疫本部对于这次扑灭霍乱贡献极大,对于领导和采取防疫对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以此隐瞒日军撒放毒菌造成瘟疫的真相。而59师团竟成了“防疫模范”!更匪夷所思的是,1943年11月上旬,日军第12军军医部在济南召开鲁西霍乱原因讨论会,会上,细菌战战犯川岛清(第12军军医部部长,大佐)、渥美(第12军军医部部员,中佐)、铃木敏夫( 59师团军医部部长,中佐)、增田孝( 59师团军医部部员,大尉)、冈田春树( 59师团军医部部员兼2350部队长,中尉)等“认真探讨”了霍乱发生原因,一致认为,“一是由于当时在厦门和香港流行霍乱,从南方传来此地;二是因霍乱菌可以越冬,原来此地就有霍乱菌”。细菌战的战犯们处心积虑地掩盖罪责,企图逃脱国际舆论的谴责,但历史是无法掩盖的。虽说日军在投降时,细菌部队销毁了一切档案资料和杀人器具,在日本大本营特别关照下率先撤退,但晋升为少将的川岛清被苏联红军俘获,交待了这一罪行;同时在1954年,被我关押的、曾参加此战的俘虏亦交待了罪行;另外,第三方人崔亨振的控诉,也验证了日军在华的暴行。

从8月下旬至10月下旬两个月时间里,鲁西北19县20万(时为日军秘密调查的数字,实际应不止此数)以上军民生灵涂炭。当地人民一直以为是聊城、堂邑等县“无人区”引发的瘟疫,殊不知是日本侵略者的有意为之,是其粗暴地践踏人道主义和国际公约的“人祸”。■

日军细菌部队实验室里的器材

冈村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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