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月林:七十年与宋任穷相伴相随

Yanhuang chunqiu - - 人物志 - 姚贤玲

1915年,江西于都县桥头乡火草坑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一个小生命来到了世上。产妇看着怀中瘦小的女婴,对一旁愁眉苦脸的丈夫说:“给孩子起个名吧。”丈夫叹了口气:“唉,女娃长大嫁人随婆家,起什么名呀。”就这样,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女孩,在这个贫困潦倒的家庭里,如石缝间的一棵小草,顽强地生长着。

女孩8岁那年,家里先后添了几口人,生活更加贫困。无奈之下,父母决定把女孩送到一户赖姓人家做童养媳。砍柴、割草、喂猪、洗衣,每天等待她的是繁重的劳动。一日,她看到村里的几个人聚在一起议论着什么,便好奇地凑上去。原来是从外面回来的一些年轻人在向人们讲述外面世界发生的事。她第一次听到了“红军”“共产党”“革命”等词,倍觉新鲜。“什么是共产党啊?”她问道。“就是专门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共产党就是专为咱穷人办事情的,咱穷人也要翻身了。”“听说在红军那里讲究男女平等。”

一天,红军终于来到了她所在的村子。由于事先听过一些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传闻,老百姓很快接纳了这些头戴红五星的军人。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村政府、乡政府、妇代会、少先队等也迅速发展起来。

从小过着苦日子的她,自然成了红军最积极、最坚定的拥护者。共产党的到来,打碎了套在她身上的枷锁,这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童养媳,爆发出了巨大能量,将自己全部的热情,投入到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慰问伤病员的工作中。不久,刚满15岁的她被发展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那时红军没有医院,于是就在乡里的平安 寨找了一间大房子,将从前方抬下来的伤病员安顿在那里。她和村里的青年妇女挨家挨户地为伤病员募集食品等。她们还组织了洗衣队,给战士们洗衣服,但是,战士们说什么也不让,一是红军有纪律,二是部队随时要出发,万一衣服干不了怕带不走。她们就想方设法把衣服拿来,洗晾好后再送回去。

一天,她正在为伤病员洗衣服,有人喊她开妇代会,她忙放下手中的活赶到会场。

“叫什么名字?”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在那儿负责登记。

“小媳妇。”她说。“我是问你的大名,姓什么,叫什么?” “不知道。在家时叫妹子,当了童养媳后叫小媳妇。”

“为什么没有名字?” “因为我是女娃子。”

“女娃子就不应该有名字吗?那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现在男女平等了,以后参加革命队伍,要有个名字的。”

大家热心地给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钟玉林(长征中改为钟月林)。

有了名字的钟月林,干工作更有劲儿了。不久,她被团中央选派到新区开展“扩红”工作,任区妇女主任。

因表现出色, 1933年,钟月林被派往瑞金,到中央局妇女部工作。抵达瑞金后,她来不及休息,便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扩大红军队伍,钟月林与姐妹们一起动员老百姓放下锄头,拿起枪杆子去参加红军,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于是,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姐妹送兄弟,一批批青年人参加了红军,革命队伍迅速壮大。

1934年, 19岁的钟月林因表现突出,被组织选送到瑞金沙坪坝的苏维埃大学去学习文化。钟月林非常珍惜组织上给她的这次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

几个月后,因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钟月林也不得不停止了学业。

一天,组织上找钟月林谈话,说部队要转移,到敌人后方去,问她如何打算。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跟随部队转移。一天后,钟月林接到上级通知,让她去检查身体。常年的劳动给了童养媳出身的她一副好身板,她被告知体检合格。于是,钟月林跟随大部队出发了,开始了她生命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可是,刚走了两天,钟月林就得了痢疾。队长向钟月林传达了上级指示,让她暂时离开部队,留下来养病。钟月林不等队长说完就急了,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充满革命激情的斗争生活,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紧紧拴在了一起。钟月林找到团长董必武,坚决要求跟着部队走,表示决不拖累部队,死也要死在队伍里。董必武被她朴实而坚定的表白感动了,让随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让她先吃了药再说。服过药后,钟月林病情大为好转,当夜跟着部队又出发了。

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群众不了解红军、共产党,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所以,经常是红军队伍到达一地后,群众已事先躲到山上去了。钟月林和红一方面军的其他女战士的任务就是做群众工作,到乡亲们中间宣传红军的方针政策,让老百姓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钟月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让老百姓明白红军是为穷人做主的。

部队到卓克基时,钟月林所在部队接到通知,每人准备七天的口粮,为过草地做准备。七天的口粮,到哪儿去找?部队原本就缺粮,周围人烟稀少,就是有一些村庄,也都是些穷苦人,没有富裕粮食卖。正当钟月林一筹莫展的时候,她听说在马圈里,能找到办法。她立即和几个女战士一起跑到一个马圈,原来,在喂马的干草里有一些遗漏的青稞,另外,马粪里也有许多没有消化掉的青稞粒。她们跑遍了寨子里的马圈,把这些青稞粒收集起来,洗净晾干,炒熟磨成面,竟然装了满满几小布口袋。

在红一方面军中央直属队里,有一位令钟月林终身难忘的大姐,那就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

贺子珍是钟月林从中央团妇女部调到红一方面军中央直属队后认识的。她年长钟月林几岁,对这个朴实又吃苦耐劳的江西妹子格外照顾。

“过草地的时候,有一次,部队到了藏区,贺子珍弄到一些酥油,给我拿过来一些,让我拌到饭里吃,可我看着黄黄的酥油不敢吃,她就趁我盛饭的时候,舀了一勺放在我碗里,对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身体是无法适应日益艰苦的斗争环境的,一定要想办法增加营养加强体质,不然就坚持不到革命胜利。”

要过雪山时,贺子珍看见钟月林的衣衫单薄,连夜找了两块包手枪的布,中间填上从老乡那里找来的一些羊毛,做成了一件羊毛背心,第二天早上,送给了钟月林。

长征途中,每天行军160多里路,还要应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钟月林她们这些女战士们还要照顾伤病员,其身体和精神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对于她们来讲,苦和累都不可怕,就怕生病受伤掉队,怕部队发六块大洋,因为给你六块大洋,就意味着要被寄放到老乡家,

离开革命队伍。因此,她们每一个人都表现出非凡的毅力。钟月林她们当时跟伤病员一起走在部队的后面,每次刚到宿营地,不等她们喘口气,部队就又要出发。

历经千辛万苦,红军走完了长征,钟月林也得到了一次最深刻的磨炼。

1935年,是钟月林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与宋任穷组成了家庭。

一天,贺子珍、蔡畅和钟月林三人正在聊天,干部团团长陈赓来了。陈赓喜欢开玩笑,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聊了几句后,陈赓突然带着几分神秘的笑容说:“走,看看我们的政委去。”陈赓说的政委,就是日后成为钟月林丈夫的宋任穷。钟月林没多想,跟着他们去了干部团。

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贺子珍兴冲冲地来找钟月林,告诉她,有人介绍宋任穷和她结婚。钟月林听了半信半疑。自从红军到陕北扎根以后,许多干部和女战士都结婚了,红一方面军30个女战士中,只有她还“待字闺中”。几天后,在红军大学当教员的邱一涵找到了在陕北妇联工作的钟月林,正式代表组织征求她的意见。

钟月林对宋任穷并不是完全陌生,长征途中见过几次,上次跟着陈赓到干部团算是正式和宋任穷认识。她觉得宋任穷这个人很好,生活上还很爱干净,就答应了。

不久,瓦窑堡的一间窑洞多了一位女主人,她就是宋任穷的新娘钟月林。宋任穷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三块钱,请蔡畅、贺子珍、邓颖超几位大姐吃了一顿饭,算是喜筵。

婚后第三天,钟月林便又下乡做“扩红”工作。不久,在红军大学担任政委的宋任穷也接到上级任命,到刘志丹任军长的红二十八军去当政委。战争让蜜月也充满了硝烟,钟月林帮丈夫备好了行装,送他上了前线。

丈夫走后,钟月林十分惦记他,很想到他身边工作。为了能上前线,钟月林报名参加了八个月的无线电专业学习班,掌握了收发电报的技术。从学习班毕业后,她到临时设立的延安电台工作了三个月。电台工作结束后,钟月林决定到前线去。

那时候有规定,女同志一律不准上前线,特殊情况须经毛泽东批准。钟月林先找到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想法,由叶子龙带着,见到了毛主席。

“月林,怎么样,宋任穷同志有信吗?”毛主席见面就问。

“我有三个月没有接到他的消息了,前方的信不好来。主席,我现在无线电(学习班)毕业了,我想到前方工作,也能照顾任穷的生活,请主席批准。”

“好啊,那就先给他发个电报。”毛主席很痛快地答应了,并亲自安排给正在前线的宋任穷发电报,把钟月林安排到他那里工作。

电报发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消息,等不到回电,钟月林心里很焦急。一直到近六月的时候,终于,接到宋任穷回电,同意钟月林前去,告诉钟月林他现在什么地方,走什么路线安全。接到电报后,钟月林起身上路,走到一个山窝里,正好碰到从前方回延安开会的邓小平,他说,宋任穷病得很严重,但现在好多了。大概走了半个月,夫妻二人终于见到了。从那以后几十年,二人再也没有分开过。

见面时,宋任穷告诉钟月林,他这次病得不轻,耳朵也烧得听不见了,以为自己活不成了,一切后事都准备好了,没想到又捡回一条命。大病初愈,宋任穷身体非常虚弱,连上一个台阶都要靠妻子拉着。有了妻子的精心护理,宋任穷很快恢复了健康,重返工作岗位。

1940年,钟月林生下女儿宋勤,这是她和宋任穷的第三个孩子了,前两个都不幸夭折。一连失去两个孩子,使这个在长征中也不曾掉泪的母亲悲痛万分。生下宋勤后,她发誓,即使再苦也要自己带孩子。战争年代,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钟月林身兼着战士、妻子、母亲三重身份,其辛苦可想而知。

生下小宋勤几个月后,一次部队行军突围中,钟月林把襁褓中的孩子装进筐子,又把筐子挂在骡子身上,孩子在筐子里摇摇晃晃睡着了。可是就在过封锁线时,敌人的掷弹筒突然爆炸,将本来熟睡的小宋勤惊醒了,孩子吓得大哭起来,钟月林生怕孩子的哭声暴露目标,用双手死死地捂住孩子的嘴。幸亏爆炸声盖住

了孩子的哭声,也幸亏钟月林处理得及时,虚惊一场后,部队安全通过了封锁线。这件事让钟月林意识到,不能因为自己的儿女情长,影响了整个部队的安全,她含泪将女儿送走了。

解放战争爆发后,钟月林跟随丈夫南征北战,迎来全国解放,后又随丈夫进军大西南。

1950年,宋任穷担任云南省委书记,他的老搭档陈赓担任省主席,钟月林也随丈夫到了昆明。应陈赓夫人的邀请,钟月林转业到保育院担任副院长。不久,钟月林又生下一个女儿。宋任穷炖好鸡汤,到医院去看妻子,抱起女儿亲了亲说:“再生几个女孩,咱们可以组织女兵班,你来当班长。”

1954年,宋任穷调任北京,钟月林也进京到中组部档案科工作。

1961年,由于组织调动,钟月林又跟随丈夫来到东北,任东北局机要秘书。这时,宋任穷已任东北局书记,然而,钟月林并没有因为丈夫职务的升高,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她跟每个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兢兢业业做着本职工作。

同时,她和丈夫对孩子也没有一点娇惯。钟月林随丈夫到东北后,正在北京四中上学的儿子宋克荒,仍留在北京读书,跟其他学生一样,吃住都在学校。一天,宋任穷到北京开会,在招待所安顿下来后,便告诉儿子前来见面。晚上,宋克荒从父亲那儿回到宿舍,一进门就直奔自己的饭盒,打开一看,饭盒里什么也没有,于是就问同宿舍的人:“我的晚饭呢?”实际上他的晚饭也就是两个窝窝头。同学们觉得挺诧异:“怎么,在你爸那儿吃大餐没吃饱?” “大餐?我压根就没吃饭。”宋克荒有些委屈地说,“我父亲说会议上的饭,是给开会的人准备的,让我回来吃饭。”当时宋克荒上高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饥饿难忍,于是大家跑到食堂,找到管理员软磨硬泡,说服他同意宋克荒拿机动粮作抵押,换出来两个窝头。

十年“文革”,宋任穷被下放到辽宁农村,钟月林仍然一如既往地跟随着丈夫。那里环境极其艰苦,到处都是盐碱地,寸草不生,住的是土坯房,没有自来水,更不要说暖气了。但是这些并没有难倒钟月林,她用自己单薄的肩膀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每天天不亮,钟月林就 起床,到几里地之外去挑水,家里平日所有的生活用水,全部是钟月林每天挑回来的。除此之外,钟月林每天还要做饭、劈柴等。其实那时,钟月林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还干这么繁重的劳动,但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说过一句怨言。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宋任穷度过了那个非常时期。

“文革”后,宋任穷恢复了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为革命奉献一生的钟月林,考虑到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女同志,由中央提名钟月林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但钟月林认为自己对革命的贡献有限,在政协换届时主动提出不再担任政协委员,她认为丈夫现在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照顾好他的身体,让丈夫有更充沛的精力为党和国家工作,才是自己现在的任务,政协委员的职务应该让更有作为、有贡献的年轻同志来担任。她的这个举动深得丈夫的赞同。

1990年,钟月林陪同丈夫到上海。一天夜里,他们入住的宾馆突然起火,由于是半夜,发现的时候火势已经很难控制了,顾不得换衣服,警卫员背起宋任穷、叫上钟月林就往外跑。当把宋任穷转移到安全区域时,大家才发现钟月林没有出来。原来,她跟在后面跑了一段,发现丈夫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衣。一月的上海还十分冷,又是夜晚,她担心丈夫受冻生病,便不顾熊熊燃烧的大火,返回房间为老伴拿大衣,当时的她已经75岁了。警卫员立即返回去寻找钟月林,最后,她终于顺着警卫员的呼叫声,从浓烟中摸索着跑了出来。

1998年,宋任穷因病住院,从此,钟月林便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每天上午吃过早饭,她就前往医院陪伴丈夫,直至中午才回来吃饭;下午午休过后,就又出现在丈夫身边;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她又来到丈夫床前,安排他睡下,才离开医院。到医院陪伴丈夫,成了她的必修功课,无论刮风下雨,90岁高龄的钟月林从没间断过。

2009年8月3日,钟月林与世长辞,享年

94岁。■

年轻时期的钟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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