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与战略转折（下）
三、运筹帷幄：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中的重大战略决策
194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已通过地下党的情报系统获知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军事计划，便开始准备撤离延安。12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先期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以东附近的王家坪。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分头撤离延安。19日，毛泽东、周恩来转移到清涧县的徐家沟。20日，周恩来到王家坪，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会合，商议中共中央转移的方向及安全问题。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联合致电贺龙、李井泉：“（一）决定中央全部先后移到晋绥。（二）贺炳炎旅暂向离石、柳林线开进，其电台即与我们联络，将来西渡后归我们指挥。（三）在辛关渡准备少数船只，紧张时供我们从河口渡河之用。” 25日，任弼时发电给毛泽东说： “敌正准备北进，我们可能月底或下月初间须东进。” [1]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中也表达了“也许不久会过河”的意思[2]。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军队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其战斗力尚不被中共所了解，故最初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转移的方向定在晋西北。蒋介石也判断，“国军攻占延安后，共军必无法在陕北负隅，只有往绥德、米脂一带流窜，或东渡黄河，进入吕梁山区” [3]。
青化砭之役的胜利使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青化砭战役胜利的同天，即1947年月3 25日，毛泽东到达王家坪与先期在这里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会合。3月27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文以及所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已经表 达了不离开陕北的意思：“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 [4] 3月29日至30日，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了撤出延安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如何行动时，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弼时同志主张党中央离开陕北，迁往更加安全的解放区，而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反复阐述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必要和意义” [5]。会议最后决定：组成由刘少奇主持、朱德参加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行使中央、中央军委权利指挥全国革命战争；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和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书记，中央机关大部分都随该组到晋西北。为保证安全和行动有效，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按照军事编制，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下属4个大队：一大队为直属队，二大队负责情报，三大队为通
讯电台队，四大队为新华社。毛泽东代号李德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任弼时代号史林，陆定一代号郑位，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转战陕北的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命名为昆仑纵队，司令任弼时，政委陆定一，参谋长叶子龙，副参谋长汪东兴。因胡宗南部来势汹汹，陕甘宁边区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全边区一百五十万人口，到后来敌人将全部县城占去，只剩下二十万人口了” [6]。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就在陕北这个狭小的空间与十余万胡军周旋。中共中央从3月18日撤出延安，到次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在陕北度过370个日夜，转战12个县，住宿过37个村镇，行程2100华里[7]。中共中央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以及全国战略反攻等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转战陕北期间做出的。
中共中央会议后，3月31日，昆仑纵队转移至子洲县枣林坪； 4月2日，转移至子洲县高家塔； 3日，转移至子长县涧峪岔； 4日，转移至该县石家湾； 5日，转移至靖边县青阳岔； 13日，转移至该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中央纵队改名为“三支队”，在这里驻扎了50余天。蟠龙战役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在陕北的消息公开后， 5月25、26日，蒋介石作出“既毛泽东尚在陕北，陕北兵力暂不南调”的决定，并作出“生 擒毛泽东”的计划，“以一部配合骑兵装甲车，向绥德以西，毛泽东驻地突袭，并配合空军。晋西以三十师主力退守河西，确保小窗窝、桥头堡，而以陕州集中之第十师，用汽车运送宜川附近渡河，配合第三十师向匪攻击” [8]。这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所经历的最危险的一刻。6月8日，胡军进攻中共中央驻地王家湾，刘戡的追击部队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驻地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当天夜里下着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高坡陡，雨大路滑，马不能骑，警卫战士们连拉带推，有时架着毛主席往山上走，一个个浑身淋得湿透。驮电台的骡子滚下山摔死了，人们摸黑爬到山下把电台拖上来。半夜雨停了，队伍在一个小山村里休息” [9]。杨尚昆回忆：“为了避敌，中央纵队仍冒着大雨连夜离开住了56天的王家湾，转到10华里外靖边县的小河村。第二天，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离开小河，转到天赐湾，同时派出一个排向西南方向活动，佯装同敌遭遇，且战且退，把敌牵向西南。” [ 10 ] 16日，经历了重重危险的“三支队”从天赐湾再次回到小河村。
从王家湾到小河村，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做出了战略反攻的重大决策。这个决策是基于国共两军各个战场态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在华北战场，4月9日至5月4日，晋察冀解放军发起正太战役，歼敌3.5万人，切断了山西与河北之间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完全孤立了战略要点石家庄，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在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 “敌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山东战局已经开始改变” [ 11 ]。在东北战场，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夏季攻势，第一阶段于
6月3日结束，歼敌5 . 17万人，“胜利完成南、北
满主力的会师，使主力更加集中，作战回旋余地更加扩大，并使东、西、南、北满根据地在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连成一片，为尔后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夺取更大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 12 ]。解放军中原部队一直坚持的陕南、豫西、湖北和湘西地区，“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 13 ]。晋冀鲁豫解放军“东配合山东，南配合中原，西配合陕北，北配合晋察冀”，不但有力地支援了各战场的作战，而且在晋南、豫北展开局部反攻。从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6月已整1年，中共共计歼灭国军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加上其他杂牌部队共计120万人” [ 14 ]。使国民党军作战能力大为降低，“从建制、人员、武器来说，蒋军都损失了约三分之一，若从质量说，则实不止降低三分之一”；“三月至六月敌攻势已成弩末，仅在山东、陕北两处进攻，在其他各处我均转入反攻” [ 15 ]。所有这些均改变了国共战略态势，使转战在陕北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开始思考举行战略反攻的问题。
羊马河大捷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预见到国共两党战争开始发生转折。5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提出了战略反攻的问题：“今年1月开始的拉锯式的战争形势，由蒋介石的局部进攻与人民解放军的局部反攻，改变到蒋军的全面防御与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二百二十三个旅……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 [ 16 ] 20日，毛泽东在给林彪、高岗、朱德、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反攻的突破口是中原地区，刘邓大军“六月间可以十万大军渡黄河向中原前进” [ 17 ]。关于刘邓大军渡黄河的时间，6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指出： “（一）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军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二）在此期间，望令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各区之地方部队，亦以主力从 事休整，以期下月配合作战更为有力。（三）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 [ 18 ] 14日，毛泽东在对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进行分析后，指出：“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 [ 19 ] 3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刘邓率领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反攻的序幕。国民党“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评论刘邓大军渡过黄河的战略选择时说： “政治意义重于军事意义，经济意义重于军事意义。”白崇禧低估了刘邓渡河在军事上的重大意义，只把它看作“是一种政治战或经济战” [ 20 ]。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没有能够清楚地判断出刘邓渡过黄河的真正战略意图。
刘邓渡过黄河，预示着国共战争将发生质的变化，这为中央小河会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刘邓大军揭开反攻序幕后，下一步棋怎么下？尤其是陈赓兵团在结束晋南战役后，这支部队如何使用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这些都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必须思考的问题。早在5月初，陕北战局吃紧时，中央曾考虑陈谢兵团“西渡黄河至陕北，受彭、习指挥，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 [ 21 ]。随着陕北战局好转，中央军委开始思考陈赓兵团用在哪里最适合，并向各主要战场指挥官征求意见。6月20日，毛泽东就给彭、习和陈谢发电报征询意见：“依西北之敌情、地形、补给等条件来看，边区野战军与陈谢集团在数个月内似宜分开行动，而不宜集中行动……榆林、三边两役完成之后，准备向
南出击之前，似宜开会一次，讨论作战及补给等事，届时当请你们及陈谢来中央集会。” [ 22 ]特别是刘邓大军揭开了全国反攻的序幕后， 7月
4日，毛泽东再次征询彭、习意见：
关于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十二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但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以上两案究以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陈赓七日可到军渡（部队仍在曲翼整训待命），在绥德停一二日，约于十二三日可到小河。你们二位是否可于盐池收复后，令部队在现地休整一时期，自己 来小河会商一次。[ 23 ]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16日，彭、习到小河村； 19日，陈赓也奉命到小河村。毛泽东告诉陈赓：“刘、邓率领我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 [ 24 ]同日，中央军委就决定： “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定将陈（赓）谢（富治）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 [ 25 ]中共中央原计划将陈赓兵团调入陕北参加对胡宗南的作战，毛泽东在小河村改变了原计划。究其原因：一是考虑到西北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浩繁；二是通过3月到7月的作战，彭、习完全能够应对胡宗南的军事进攻，中央在陕北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三是陈赓率部挺进豫西和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对展开全面反攻是十分有利的。从战争进程看，陈赓兵团的这步棋完全走对了。
为讨论战略反攻问 题，21日 至23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陈赓、陆定一、杨尚昆、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等西北局、野战军和地方领导人。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进一步组
织和发展战略进攻，部署战略进攻中各战区的协同作战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主要从全局讨论解放战争的进程和当前应该解决的问题。（一）关于战略部署的调整。“西北战场原先打算由西北野战兵团和陈赓纵队两部集中起来打胡宗南，现在决定分开打，这样在战略上和粮食供给上都有利。今年我们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二）提出了解放战争的时间表。“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但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五到十年甚至十五年”。对此毛泽东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毛泽东还强调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经济与金融等问题，尤其是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改；不搞土改，就会失去农民；失去农民，就会失去了战争。[ 26 ]
这次会议另一个主要议题，是围绕着毛泽东的发言讨论陕甘宁、晋绥和西北局的工作，彭德怀讲了厉行节约和在前后方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贺龙讲了两个根据地的财政与行政统一的问题，“如果不统一，就很难支持 目前的战争”；习仲勋就土改存在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应该纠正，否则对战争和发展经济都不利” [ 27 ]。根据会议讨论的问题，成立了两个机构以加强对陕甘宁晋地方和西北战区的军事领导。一是决定由贺龙同志以陕甘宁晋联防军司令的资格来统一指挥，以“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二是成立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为书记，组成人员有习仲勋、王震、张宗逊、徐立清、刘景范、张德生，“以讨论政策与执行战略任务” [ 28 ]。这两项决定是彭德怀负责军事指挥，贺龙负责协调后方根据地，彭德怀戏称“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
小河会议是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和刘邓大军已经揭开反攻序幕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意义，如金冲及所言：“在这次会议前后的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中央正在酝酿并开始具体部署解放战争的一个巨大转折—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 29 ]
小河会议后，中共的战略反攻开始初期，曾一度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一是在陕北，胡宗南根据国民党军事机关的电台测向和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