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斗争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成为日伪统治的中心城市，上海郊区成为日伪实施“清乡”的重点区域。上海郊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奋起御侮，在浦江两岸、大江南北燃起了敌后抗日游击斗争的烽火。至1945年8月，上海郊县的抗日游击武装始终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保存火种、积蓄力量，取得了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成为淞沪地区打击日伪的重要武装力量。
领导上海郊县抗战的坚强核心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抗击日本侵略。适应这一新要求，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果断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确定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即“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转变，是党从敌、友、我三方面的具体情况出发，实行的一次十分必要和正确的军事战略调整，也是第一次创造性地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1938年5月，毛泽东专门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详细阐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特殊的战略地位，归纳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大战略纲领，指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我们将通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中共中央对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斗争十分重视，多次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应上海党组织请求，专门委派张爱萍率领4名师级军事干部到上海，负责开辟 江浙地区敌后农村抗日游击斗争。张爱萍撰有《上海行》组诗，其一《受命》云： “七七”炮轰卢沟桥，抗日烽火半壁烧。黄昏突传紧急令，疾步驱前主席召。马灯摇影光窑洞，纵论时局放眼高。倭寇首侵掠北国，再图淞沪窥宁朝。弃甲乞降泥首转，拱手千里望风逃。创建敌后根据地，开辟游击沪宁郊。
张爱萍一行从延安出发途经南京时，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指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设法组织流亡到上海的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区开辟游击战。1938年5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在沿江沿海敌后港汊地带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中央书记处电示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指出： “省委当前的中心任务，应是加强对于农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根据地。”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等又多次对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新四军在苏南和浙东开辟根据地等作出过具体指导。
抗战时期，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斗争先后在中共江苏省军委、江苏省外县工委、新四军东路军政会和江南区委、浙东区委的领导下开展（崇明县后改隶属苏中区委领导），依照组织领导关系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
1937年8月至1937年12月，是江苏省军事运动委员会（简称军委）领导时期。张爱萍等人于8月下旬抵沪后，奉命成立了军委，张爱萍任书记，后又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开辟江浙地区地下党的工作，以保证上海失守后军委领导能迁至上海郊县指挥江浙抗日游击战争。11月初江苏省委重建后，仍下设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及委员不变。同月中旬，张爱萍等奉调赴内地工作，江苏省委、军委及外县工委工作结束。
1938年春至1940年5月，是江苏省外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外县工委）领导时期。外县工委由沙文汉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负责领导上海外围地区农村各级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和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开展工作，特别是按照江苏省委“把开拓农村工作，发展游击战争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的指示要求，“把大部分领导力量转移到敌后游击战争方面去”，“以群众抗日武装为主，开展持久的游击战争”，以星火燎原之势掀起了郊县抗日武装斗争的高潮。
1940年5月至1942年7月，是新四军东路军政会和江南区委领导时期。党中央和东南局鉴于江南敌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江苏省委外县工作划归新四军东路军政会统一领导，并对其组织领导机构和武装力量进行了相应调整，主要由淞沪中心县委统一领导浦东、浦西抗日游击区的工作。1941年5月，华中局决定成立谭震林为书记的江南区委，淞沪中心县委扩建为路南特委，直属区委领导。同年10月，江南区委随新四军第六师北上后，路南特委的工作转由苏中区党委代管。
1942年7月至1945年8月，是浙东区委领导时期。根据中央开辟浙东根据地的指示，华中局决定将路南特委划归浙东区委领导，并改组为浦东地委，下辖浦东、浦南、浦西、嘉定及浙江海北地区。1944年11月，浦东地委改组为 淞沪地委，下辖浦东、青东、松江、昆南、嘉定、浦南、吴江7个县级工委，并相继在各县区成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坚持斗争直至抗战胜利。
党领导上海郊县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积极配合新四军东进作战，参与开辟苏南、苏中、浙东抗日根据地，在浦江两岸、大江南北点燃了抗日杀敌的烽火，对夺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
创建抗日武装，配合新四军东进作战
早在1937年淞沪抗战时期，江苏省军委即进行了开展郊县抗日武装斗争的最初探索。军委与刘晓领导的上海党组织（当时江苏省委尚未重建）密切合作，一方面深入到基层救亡团体中开展群众性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讲座，并专门组织了3期游击军事训练班，培养了一批组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张爱萍等人还针对上海郊县平原和水网地带特点提出了开展游击战的初步设想；另一方面根据党的独立自主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采取“掏心用间”的策略，通过各种渠道控制和建立抗日游击武装。这一时期建立的苏浙别动队（全称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是上海党组织组建的第一支具有规模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苏浙别动队是戴笠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组建的，全军1万人编为5个支队、20个大队。经江苏省军委通过统战关系与戴笠等协商，戴同意由中共组建一个大队，由国民党出钱出枪，组织别动队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第三大队于9月中旬成立后，编为3个中队共500人。该部虽在上海沦陷前因故夭折，但为党后来开展武装斗争和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日军兵分两路，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西进，短短一月之间，上海周围地区和整个江南沦于日军铁蹄之下。1938年春，江苏省委成立外县工委，作出《加速敌人占领区内乡村工作》的指示，把开拓农村工作、发展游击战争作为当务之急，并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先后在上海郊县建立了浦东工委、青浦工委、嘉定工委、崇明工委，在苏常太（苏州、常熟、太仓）、澄锡虞（江阴、无锡、常熟）地区建立了江南特委，在通如启海（南通、如皋、启东、海门）地区建立了江北特委，开辟了浦东、青浦东乡、嘉定西部、崇明中部4个抗日游击区，建立了奉贤县人民保卫团、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南汇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二大队、青浦淞沪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嘉定外冈游击队、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部队，上海外围农村抗日游击战争初具规模。在江苏省委和外县工委领导下，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江南特委先后掌握了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第一大队、常熟新六梯团、无锡县国民抗敌自卫队直属中队、江阴抗日游击大队等地方武装，在常熟东乡、无锡梅村和江阴武进建立了抗日游击基点；江北特委重点开展了通如启海地区各杂牌军的争取工作，先后控制和领导了如皋保安一队、启东人民抗日自卫队、海门抗敌支队第二大队、抗战支队南通独立分队、江苏省第四区司令部特务总队和颜秀五部常备八团一营等部。
1939年4月初，为贯彻中央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新四军决定派叶飞率第六团出师东进，向京沪路以东地区发展。六团对外公开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三路的番号。“江抗”东进后，迅速打通了茅山根据地与苏常太、澄锡虞地区的联系，把京沪线以东由江苏省委开辟的小块抗日游击基点连成一片。6月底，部队继续向东开辟昆嘉青（昆山、嘉定、青浦）地区。7月上旬，江抗在青浦三支队的接应下渡过吴淞江，到达青东抗日游击区观音堂中心区，吕炳奎率领的外冈游击队一部也赶来会合。至此，浦西地区党领导下的地方 游击队主力与新四军江抗部队主力胜利会师。青浦三支队和外冈游击队在江抗主力部队的帮助下，积极开展整训，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水平均有较大提升。7月底8月初，江抗决定外冈游击队整编为主力部队，番号为江抗第三路第三支队。青浦三支队与江抗阳澄湖支队在青东草畦浜击退日伪军“围剿”，在庄家泾痛击来犯日军，毙伤日军30余人。外冈游击队与江抗第三路一团在嘉定徐行八字桥与前来偷袭的日军守备队激战4小时，歼敌8人，伤11人，取得战斗胜利。江抗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的一系列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日伪气焰，在淞沪地区产生很大反响。9月主力部队撤退后，浦西抗日武装斗争一度面临困难局面，江苏省委及外县工委积极调整部署，重建抗日力量，坚守和拓展了苏常太、青嘉昆抗日阵地。至1940年春，上海外围的抗日武装斗争“大体恢复并有新的发展”。
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坚持斗争，争取最后胜利
1940年春，汪伪南京政府上台后，京沪杭地区成为日伪统治的中心。为巩固上海地区的治安，日伪调集重兵对各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清剿”行动，上海郊县各抗日游击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与此同时，新四军苏南部队主力北上苏中后，在江南则以苏常太为基点向东向南发展，成立了以谭震林为负责人的新四军东路军政会和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亦简称江抗），同时直接领导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在新四军东路军政会及其后的江南区委领导下，浦西、浦东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在浦西坚持斗争的是淞沪游击纵队（又称青昆支队）。该部的主力，是原嘉定外冈游击队、青浦三支队、昆山联抗等统一整编的江抗第三支队一部，下辖5个中队，约有200人，以昆山大慈区为中心，活动在吴淞江、淀山湖、天马山地区和苏嘉铁路一带。淞沪游击纵队先后取得了击退石埔伪军进攻，袭击茜墩、张埔日伪军，夜袭小昆山伪军哨卡等战斗的胜利，并对驻陈墓的国民党陈耀忠团开展统战团结工作。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开辟了以
大墅为中心的淀山湖抗日游击区。1941年春，由于形势恶化，部队转移到苏常太根据地和浦东地区。在浦东坚持斗争的是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浦东五支队）。该部的前身为南汇县抗卫二大队，1940年10月通过与国民党的统战关系，取得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公开合法番号，至1941年初发展到4个大队。为扩大浦东游击活动区，五支队在奉贤、川沙地区频频袭击日伪军警，给日伪以有力打击，形成了奉贤、南汇、川沙纵横展开的新格局。浦东工委还针对地方杂牌部队全面伪化的形势，大力开展对伪军的统战策反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显著成绩。驻守南汇、奉贤两地的伪军十三师五十团成为浦东五支队的秘密后方基地、军事情报中心和军需给养供应部，其二营、三营和特务营实际上成为浦东工委直接掌握的抗日武装；伪六团5个连队400余人则于1940年10月起义抗日，直接编为浦东五支队第四大队。
1941年5月，汪伪南京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开始全面推行“清乡”计划。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决定避实击虚，及时将浦东抗日武装转移到浙东敌后。自5月至
9月，浦东部队主力约900人分批南渡到达浙东，开辟三北（指浙江余姚、慈溪和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地区）抗日游击斗争。1942年7月浙东区委成立后，直接领导了上海郊县尤其是浦东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并派浦东地委军事委员朱亚民组织精干武工队重返浦东坚持和发展抗日斗争。朱亚民带领11名英勇善战、熟悉地情的武工队员重返浦东后，面对绝对优势敌人的疯狂“清剿”，决定分散行动打击敌人。他们隐藏在海滩田间的蟹棚或芦苇深处，战胜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以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斗争，并抓住有利条件主动出击，给敌伪以有力震慑。至1943年6月，这支队伍已由最初的12人发展到150余人，并正式改编为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浦东支队。1944年
3月，浦东支队在奉贤县北宋村英勇抗击1000多日伪军的围袭，分3路成功突围。北宋村突围战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浦东的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历时3小时之久，毙伤敌军50余人，粉碎了日军以重兵围歼浦东支队的企图。 8月，浦东支队在朱家店设伏，不到1个小时即歼灭日军小分队34人，仅余13人逃回周浦据点。朱家店伏击战是我军在淞沪地区一次性杀伤日军最多的成功战例。自1942年至1944年两年间，在浙东区委的领导下，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阶段性胜利。
1944年底，根据中央发展东南的战略部署，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一部渡江南下，至1945年
1月上旬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新四军部队。在黄浦江两岸坚持斗争的游击武装，奉命整编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淞沪支队。4月，淞沪支队3个大队随地委转移到浦西，恢复了青东抗日根据地。支队部决定将浦东、浦西地区武装部队统一整编，其中浦西地区驻3个大队4个中队，并发展了4个地区地方中队；浦东地区驻有3个直属中队，在7个区地方中队配合下坚守浦东抗日根据地。淞沪支队很快发展到2000人，活动范围扩大到上海9个郊县。1945年8月，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大反攻，淞沪支队在浦东、浦西积极开展活动，寻找战机，收缴敌伪武器，打击不肯投降的日伪军，为策应、支援上海地下军武装起义进行了积极准备。8月16日，淞沪支队派泰山大队、舟山中队80余人攻入上海西郊北新泾歼灭伪税警团第
1大队部及所属2个中队，俘虏100余人，缴枪100多支。18日，淞沪支队驻浦东的3个中队近
200人，在浦东南汇李家桥歼灭伪上海市保安队1个大队和南汇县保安队3个中队共500多人，缴获枪支500余支（挺）。20日，支队长朱亚民率领一批战士拔除了七宝地区1个伪军据点，毙俘伪军数十人。8月底，淞沪支队进入南汇县城，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
党领导下的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在沦陷区抗战中具有独特地位和典型意义。浦东、浦西、崇明等地区全面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对群众、友军、敌伪等对象广泛进行团结争取工作，于战略、战役、战术等层级积极配合新四军部队作战，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支援敌后根据地建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