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治平与罗瑞卿执手走过峥嵘岁月
郝治平，1922年生于河南临漳县（今属河北）的一个小山村，父亲为她取名宾如。在那个普遍重男轻女的年代，小宾如是幸运的，父母比较开明，让她入学堂读书。小宾如学习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2岁那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封省立女中，成为当时临漳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开封上学的女孩。
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看到日本侵略者在自己的国土上烧杀掠抢，小宾如再也无法安心读书，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心中萌发了报国愿望，决定弃笔从戎，找八路军、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
一天，15岁的郝宾如与同学王军霞在街头看到人们围着一张布告议论，两人挤进去一看，原来是“抗日民族革命大学”的招生布告。两人很是高兴，决定一同去报考“抗日民族革命大学”。她俩一路小跑找到报名处，郑重地在报名表上签上了名字。
报名后，郝宾如瞒着父母悄悄做准备。到了年三十的晚上，郝宾如拿着简单的行李偷跑到王军霞家，叫她一起出发，但被王军霞的母亲发现了。当时王军霞的父亲刚去世，母亲哭着不让王军霞走，郝宾如只好独自一人登上了向西的火车。
郝宾如满怀希望地到了山西运城的“抗日民族革命大学”时，才发现这不过是阎锡山“挂羊头卖狗肉”的一块招牌，是打着抗日的牌子招揽年轻人才，以发展和保护自己的地方势力。一段时间后，郝宾如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结 伴离开了“抗日民族革命大学”，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寒冬腊月，衣着单薄的他们怀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踏上了从运城到延安的路。沿途到处是日寇洗劫后的悲惨景象，断壁残垣，尸骨遍地。有时他们走累了，想找户人家休息一下，可整个村庄几乎看不到人。一次，他们推开一扇窑洞门想进去歇歇脚，刚进屋就看到窑洞里躺着一具已经冻得硬梆梆的伤兵尸体。
不知走了几天，他们一行人到了黄河边。河面上结着一层薄冰，他们沿着河边走，想找一艘小船过河。郝宾如不小心踩到结着薄冰的石头，滑到河里，紧跟在她身后的一个山东大哥眼疾手快，一把将她从河里捞了出来。但郝
宾如身上的衣服不一会儿还是结了冰。大家急忙找了个山洞，捡了些干树枝点着，帮她烤衣服。想到因为自己耽误了大伙的行程，郝宾如忍不住哭了。衣服烤干后，大家又继续出发寻找过河的船只。
一天，在河的一个凹湾处，他们找到了一条破旧的小船。但船工一方面觉得日机总在轰炸很危险，另一方面觉得船破损严重，怕出事，不肯摆渡。后来听说他们是要到延安抗日，船工才同意了。
船到河中心，原来修补过的地方突然漏了，郝宾如他们急忙掏出身上所有能盛水的东西，茶缸、脸盆、帽子等，往外舀水。就这样，船工划船，他们舀水，好不容易到了对岸。他们要给船工钱，船工却不肯要，说：“你们是去抗日的，我也是中国人，也有一份抗日的责任，就算我为抗日出一点儿力吧！”回望身后的黄河，再望望眼前的路，郝宾如决定改名为郝治平，真正地为治国平天下尽自己的一份力。
二
经历重重艰辛，他们终于到了延安。这一年郝治平16岁。
初到延安，那里的一切都让郝治平觉得美好、新鲜。可到了晚上，问题来了。当时每天都有大批革命青年投奔延安，原来的房子不够住，便又盘新炕。白天天冷，炕刚盘好就冻住了，和干炕一样。可到了夜里，人躺在上面一捂，冻了的炕便化了，湿漉漉、粘乎乎的，让人无法入睡。条件虽然艰难，但郝治平却不后悔，她告诉自己：“出来就是为了抗日，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怎么抗日？”
新生活开始了。每天号声响起，郝治平就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出操。开始，人们看到她年纪小，脚上又有冻疮，劝她不要出操，可她却坚持和大家一起出操训练，从未因年龄小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久，由于表现出色，郝治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个月后，陕北公学的集训结束了，郝治平被分配到抗大第四期学习。那时，罗瑞卿已经是抗大副校长了。
不久，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把抗大办到敌人后方去，由于路途遥远充满危险，规定女同志不准去。这下急坏了抗日心切的郝治平。她找到当时负责管理她们的领导郭林祥，向他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不是说男女平等吗？为什么不让女同志去？我保证不会做累赘。要不是为了抗日，我也不会来参加八路军共产党。”郭林祥被她的坚持所感动，答应了她的请求。
从延安到太行山，抗大就像一部播种机，走到哪儿，就将抗日的火种播到哪儿。
部队到了晋察冀，郝治平被调到女兵连当排长。当时，贺龙在晋察冀，听说罗瑞卿的抗大有女兵连，就想要一部分留下来帮助工作。郝治平生怕自己被留下来而去不了敌人后方，于是，她和连长程克一起去找校领导。到了罗瑞卿的办公室，碰巧罗瑞卿不在。俩人便留下一张署有名字的字条，表明自己想继续跟着抗大走的决心。
这一次郝治平和罗瑞卿虽然没有见面，但罗瑞卿知道了女兵连有一个叫郝治平的排长。后来，有一次因为黄河涨水过不了河，部队在河边村子里住下休整。一天傍晚，郝治平独自在河边散步，碰到也是一个人散步的罗瑞卿。郝治平认得罗瑞卿，可罗瑞卿却不知对面走来的女军人就是曾给他留过字条的郝治平。罗瑞卿问郝治平叫什么名字，郝治平回答后敬了个礼就走了。这次邂逅，充满活力的郝治平给罗瑞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经过艰苦跋涉，郝治平随着抗大终于从延安到了太行山辽县（今左权县城）。抗大原来的两个女兵连合成了一个，由于斗争环境太残酷，中央决定抗大不再招收女兵。
抗大毕业后，郝治平到北方局党校深造。期间，罗瑞卿经常去讲课，好学的郝治平常常提问，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开始有一些书信往来。罗瑞卿在给郝治平的信中称她“紫萍”，自己署名“洛水清”。当时，郝治平有一个同学叫杨济清，郝治平常到她家玩儿，在那里总能碰到罗瑞卿，单纯的郝治平还觉得奇怪，
怎么总是碰到罗校长，殊不知这是同学有意在给她牵线。时间长了，郝治平和罗瑞卿关系渐渐密切起来。罗瑞卿坦然地向郝治平讲了自己过去失败的婚姻，并郑重地向她提出结婚的请求。郝治平说要等到毕业才考虑结婚，罗瑞卿便问何时毕业，郝治平说4月3日，罗瑞卿说那就定在4月3日结婚。
冬去春来，1941年4月3日，刚从北方局党校完成毕业典礼的郝治平，在几个好友的簇拥下向桐峪走去，向她的新郎走去。没有父母亲人在身边，这些患难与共的战友就是她最贴心的娘家人；没有迎亲的鞭炮和花轿，这太行山烂漫的杏花就是对他们婚礼最好的祝福。
从北方局党校到桐峪路不远，不一会儿就到了。老远，郝治平就看到罗瑞卿高大、伟岸的身影，那就是要成为她丈夫、和她共度一生的人。
村里的老乡听说那个高个子首长要娶媳妇，都聚集在村口看热闹。可当他们看到郝治平穿着简单朴素的军装，两手空空与一群青年男女走过来时，觉得实在新鲜。“哪有不戴花不穿新衣不坐花轿的新媳妇哩！穷人家嫁闺女娶媳妇，也要扯上二尺红头绳扎上哩！共产党这些新道道，有意思！”
郝治平原以为，婚礼再简单也会有两床被子，所以来时也没带，哪想到罗瑞卿真的没有准备。第二天，郝治平只得回党校取自己的行李。可她回到党校，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被子。后来才知道，行李被同学“瓜分”了。幸亏后勤部了解情况后，给他们补发了一床被子。
第二年年初，郝治平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数天后，敌人突袭太行山，开始大“扫荡”。
得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后，部队赶忙转移。郝治平把出世不久的女儿包起来，绑在牲口驮架上的筐里。因为还在月子里，所以她骑马走在队伍最后面。那时天气还很寒冷，刚生完孩子的郝治平眉毛、头发全结了霜。带着队伍走在前面的罗瑞卿放心不下妻子和孩子，跑回来把自己马上的一块油布搭在孩子的筐上，给女儿挡风，之后话都没顾上说一句又赶去队伍前面。后来，路太难走，通讯员就把孩子背 在背上。为躲避敌人的炮弹，通讯员背着孩子藏到路边的洞里，没想到一颗炮弹下来，把洞炸塌了。大家顾不得头顶上狂轰滥炸的敌机，赶忙把洞刨开，把人救出来。
天快黑的时候，队伍行进到一个窝铺，停下来休整。郝治平赶紧打开襁褓，只见孩子全身发紫，呼吸微弱。郝治平以为孩子没了，伤心地哭了。房东老太太看了看孩子，安慰她别着急。老太太用温水给孩子洗干净，然后，把孩子放到热炕头上，两手不停地在孩子身上摩挲，过了一会儿，孩子“哇”地哭了。女儿活过来了，郝治平这才松了一口气，急忙给孩子喂奶。没吃几口，队伍又要上路，郝治平带着孩子赶紧跟上。
部队走走停停，终于在麻田住下了。有了这一路的经历，郝治平考虑到行军打仗带着孩子不方便，和丈夫商量后，把孩子托给老乡抚养。刚把孩子送走，五月反“扫荡”又开始了。临出发前，郝治平去看孩子。老乡说：“你们去
打日本（鬼子）吧，孩子交给我们。有我们在，孩子就在。”
在这次反“扫荡”中，部队被敌人包围了。一天，罗瑞卿带着通讯班、朝鲜义勇队、日本反战联盟这些有枪的同志去牵制敌人，杨立三带着后勤部突围。结果，罗瑞卿带的人中有枪的太少，敌人听枪声觉得不像主力部队，又返回去追郝治平他们。当时，连里有个13岁的娃娃兵，郝治平见他年龄太小，担心他跑不动，就让他拉着自己的衣襟别撒手。可是，跑了一阵，孩子就慢了下来，郝治平拼命拉着他走，可就是拉不动。旁边的人告诉郝治平，孩子已经死了，她才发现那个小战士早已没了呼吸。
后来，杨立三看郝治平累得走不动了，要把自己的马让给郝治平骑。郝治平死活不肯，说：“这队伍没有我还是个队伍，可要没有你，就不是个队伍了。”杨立三见她执意不肯，只好让她拉着马尾巴借力。就这样又整整走了一天。晚上，队伍到了一个山坳坳里歇息。五月的太行还是很冷，杨立三把马背上的一块毛毯拿下来，盖在郝治平身上。刚坐下，就听见不远处有人喊“赤茜”，那是郝治平当时的名字。郝治平有一些紧张，以为是敌人。杨立三安慰她说：“别急，再听听，不像是敌人。”声音越来越近，原来是刘伯承的一二九师派人来找他们。郝治平急忙打听罗瑞卿的下落，来人告诉她，罗瑞卿在前面的小村子等他们前去会合。于是，他们急忙往小村子赶。那时，就是这样聚少离多，生死也就是一瞬间。但为了天下老百姓，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无怨无悔。
四
抗日战争胜利了，又迎来了解放战争的炮火。当新中国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候，郝治平主动请缨，到华北野战军子弟小学去教那些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的孩子。这时，罗瑞卿虽战事繁忙，但战斗间隙也会回家看看，每次回来，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早上不等孩子们醒来，罗瑞卿又要走了。
1949年春，太原刚刚解放，罗瑞卿就接到毛主席发来的电报，让他速到北京。于是，郝治平跟着丈夫去了北京。
到北京后，毛主席、周总理同罗瑞卿谈话。周总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上要成立了，需要一个公安部部长，中央决定由你来担任。”罗瑞卿感到很突然，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动员下，罗瑞卿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
1949年到1965年，是罗瑞卿与郝治平过得较为幸福、安定的十几年。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但有一个工作，郝治平却不能投入热情，那就是当“夫人”。当时，为了外交工作的需要，有关部门搞了一个“夫人工作组”。郝治平想不通，干了多年革命，现在居然当起了“夫人”。
1960年，周总理出访缅甸，组织上决定派陈毅夫妇、罗瑞卿夫妇一同前往。当时，郝治平有点不愿意，罗瑞卿知道她又是因为“夫人”的问题想不通。一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来，要找郝治平。当工作人员请她接电话时，郝治平以为工作人员搞错了，问是不是找罗瑞卿的。工作人员说：“就是找您的。”郝治平才将信将疑地接过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总理亲切的声音： “听说你不愿出国，不愿当夫人？”郝治平回答“是”。周总理说：“你邓大姐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去，你年轻，应该多去见见世面。作为夫人，是去搞外交工作的，其他国家在外交中非常注意夫人的作用，我们既然同人家搞外交，也需要有夫人啊！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听了周总理一席话，郝治平十分羞愧，连忙说：“总理我明白了，也想通了，我去。”
几天后，邓颖超大姐亲自来“检查”准备工作。邓大姐问：“衣服做了吗？ ”郝治平回答说做了两件旗袍。邓大姐忙说两件不够，这是外交工作，不比在国内。回去后不久，邓大姐便让人将自己的一件黑色带有蝴蝶图案的缎子旗袍送过来，郝治平非常喜欢。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鼓励、帮助下，郝治平渐渐适应了“夫人”的角色。临行前，邓大姐请她帮助“监督”总理，提醒总理注意休息，郝治平欣然“受命”。
出国后，周总理活动众多，每天从早忙到晚。一天，结束了紧张的工作，代表团的同志往驻地走。望着周总理疲惫的身影，郝治平想起了邓大姐的嘱托，便说：“总理，你的工作太紧张了……”不等郝治平说完，周总理便回过身说：“是不是你邓大姐让你来关照我的，我没事。”晚上，郝治平找到陈毅的夫人张茜，商量着想一个办法让周总理休息一下。
第二天，她们找到周总理，对他说：“总理，人家的夫人都是早上出去，中午回来换换衣服，补补妆。你看，我们早上就跟着你出去，晚上才回来，汗流浃背的，衣服也没法换。”周总理想了想说：“有道理，好，中午我们也回去休整休整。”就这样，郝治平她们巧妙地让总理每天中午得到了休息。
五
1965年底，罗瑞卿接到去上海开会的通知，郝治平随他同去。但这次下了飞机，他们却没有被带到往常的住处，而是被送到了一栋单独的小楼。郝治平觉得很奇怪，罗瑞卿叫她别胡思乱想，要服从组织安排，相信自己相信党。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罗瑞卿、郝治平始料不及。几天后，“批罗”开始了。
每天早晨，罗瑞卿就被有关部门派来的车子带去接受批判，晚上才被送回来。看着过去伟岸的丈夫现在身心疲惫，连上楼都要自己扶，郝治平心里很难过。吃过晚饭，罗瑞卿又要写检查，每到这时，他都将窗帘拉严实，不让任何人进去。郝治平偶尔进去送水，看到丈夫的样子总是泪流满面，她知道此时丈夫内心正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煎熬。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一次次非人道的批斗下，罗瑞卿决心以死抗争，但没有成功。
郝治平知道后去医院看他，那一天正好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郝治平从满院盛开的海棠花中折了两支开得最好的，藏在衣服里，又用一块粉色手绢包了一个毛主席像章。到了医院，郝治平将毛主席像章别在丈夫胸前，又将海棠花拿给他。罗瑞卿望着娇艳的海棠花，再看看爱妻日渐憔悴的脸，强忍着泪水拉过妻子 的手，没有再说话。从那以后，那块粉色手绢便再也没有离开过罗瑞卿，直到他去世，郝治平才从他胸前的口袋中将手绢取出，把它带在自己身上。
在郝治平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董寿平的“杏花图”，上面有魏传统的题诗：铁窗外，杏花开，一年一度报春来，
悄然劝节哀。夏日静，秋低徊，寒冬信息舒心怀，
新松费寻猜。
这幅字画，记载着郝治平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1968年初，郝治平作为罗瑞卿的夫人，也被关进了监狱。每天吃的都是掺着石头子的米饭、白水煮的烂白菜或糠箩卜，不准读书、不准看报、不准随便说话，甚至有半年之久没有放过风。非人的折磨并没有把郝治平吓倒，她坚强承受着，默默等待春天的到来。
一天，一个操着东北口音的战士来牢房巡视。巡视完，他问郝治平叫什么名字。郝治平说了一次，以为他没听清楚，就把名字写在一张字条上，从门缝送出去。不一会儿，那个战士写了个字条送进来，上面写着：“作为个人，我很敬佩你。”短短几个字，却温暖了郝治平的心，让身陷囹圄的她坚定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那以后，只要门口响起三声轻轻的敲门声，郝治平就知道是那个战士值岗，自己可以多往外看一看。
一天，这位战士要调走了，临走前，他悄悄地来与郝治平告别，郝治平想知道他的名字，但这位战士却不能说。“文革”结束后，郝治平曾多方打听，也没能找到他。为纪念那段不同寻常的日子，她请人作了这副字画，纪念那位在严峻环境中给予过她帮助的战士。
1974年，在和丈夫被分别监禁8年之后，郝治平终于出狱了。
出狱当天，郝治平就提出要去看望丈夫，但被告之罗瑞卿刚刚服了一种药，三天后才见效，如果见面太激动，会影响药效。郝治平只好度日如年地等待。医生和工作人员不断地分
别给他们“打预防针”，以免在他们见面后因太激动而出问题。其实，他们俩就住在同一个招待所。
三天终于过去了。郝治平推开房门，看到罗瑞卿已经坐在那里。尽管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尽管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太激动而影响丈夫的身体，但看到丈夫那空荡荡的裤腿时，郝治平还是忍不住哭了。
郝治平尽量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安慰丈夫说：“没有腿不要紧，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可以为党工作。”
回家的路上，车子路过天安门时，罗瑞卿想下去看看。郝治平劝道；“你行动不方便，再说好多人都认识你，围起来不好，我们让车子开慢点，好吗？”罗瑞卿点头同意。车缓缓驶过天安门，罗瑞卿举起右手，神情庄严地向毛主席画像敬了一个礼。
1975年，二人结婚34周年时，罗瑞卿写了一首题为《忆往事书赠治平》的诗，送给妻子。延安相识未相知，太行始得互恋情。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藐视敌顽如草芥，只知工作与斗争。三十四年虽往矣，堪幸儿女已成林。1976年，中国结束了噩梦般的10年。罗瑞卿说要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为人民多做工作。
不久，罗瑞卿参加了党的十一大。会议结束那天，郝治平亲自下厨做了两个菜，等丈夫回来。可左等右盼也不见人影，于是，便打电话问他：“会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回来？”“我又有工作了。”罗瑞卿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郝治平问是什么工作，罗瑞卿回答说是军委秘书长。郝治平笑了：“军委秘书长也得回家呀。”罗瑞卿说：“好多委员和军区司令员找我解决问题，我不能不管。”“我去帮你吧。哪怕做个记录呢。”“不要，我自己记，心里更有数。”就这样，罗瑞卿又以饱满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中。
1978年，郝治平被检查出癌症，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监狱的时候，那一次，郝治平没有告诉丈夫，自己悄悄做了手术。这一次，郝治平还是决定瞒着丈夫，她不想因为自己的病影响他的工作，更不想让丈夫担心，就自己跑医院，检查、化验，为第二次手术做准备。尽管郝治平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罗瑞卿还是看出了问题，从医生那里打听出妻子的病情。他知道郝治平瞒着他是怕他担心。罗瑞卿配合妻子，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可心里却经常为妻子的病担心。他对孩子们说：“老天不公，让你妈妈又长了癌。这辈子都是她照顾我，我要好好养身体，去照顾她。”
罗瑞卿决定到德国治腿，以便今后更好地工作和照顾妻子。哪想到，这一去，竟没能再回来。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因病逝世，享年72岁。
丈夫走后，郝治平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他去了。每天清晨，她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丈夫的房间走走，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到丈夫的房间转转。孩子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劝母亲要好好活着，这也是罗瑞卿的愿望。郝治平慢慢振作起来。
1985年的一天，郝治平参加机关组织的旅游。她有些拉肚子，同事劝她回家休息，可她坚持和大家一起去。晚上，回到旅馆，她才告诉同事，那天是罗瑞卿去世的纪念日，她不能一个人在家。她想让罗瑞卿知道，她现在生活得很愉快，让他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