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璧在滇军的统战工作
1941年1月，在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反共行动甚嚣尘上之际，朱家璧肩负着周恩来、陈云等的重托，离开重庆返回云南，按中央的指示，审慎地在滇军中开展统战工作。
一、同窗助力做工作
1938年，二十几岁的朱家璧化名“陶隐潜”，主动脱离滇军，奔赴延安。如今，怎样按周恩来、陈云的指示再打回滇军去？他决定从他在滇军中的老关系入手。
朱家璧先找到时任第二十二师师长的黄埔军校第八期老同学、卢汉的婿弟龙泽汇，同他讲了自己离开滇军后，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的情况，并告诉他，自己“这次是请假回来探亲的，还准备回去”，看龙泽汇如何反应。龙泽汇听后说：“你不要再出去了，哪天我们两个去看望第一旅旅长卢浚泉。”卢浚泉1924年入黄埔军校轮训班学习、结业后留校任第三期学生队区队长，1937年任滇黔绥靖公署近卫第一旅少将旅长。他是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卢汉的幺叔，第一旅是龙云很器重的主力。朱家璧原在滇军时就与卢浚泉很熟悉，抓住卢浚泉，对做好滇军统战工作十分重要。
见到卢浚泉后，朱家璧告诉他自己是请假回来探亲的，并有意向他透露了一些延安的情况，如八路军的治军方法、部队的精神面貌等。卢浚泉听后说：“全民抗战，云南也需要人，你不要再回去了，就留在我旅，到二团三营去当营长吧！”就这样，朱家璧顺利地打入了滇军。
1941年6月中旬，朱家璧到了三营驻防的蒙自县芷村，去看望在滇军工作时的老同僚和老部下，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一次，卢浚泉要 朱家璧给全旅官兵作报告，他着重讲了战争的性质问题，指出罪恶的轴心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人类的，是必败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的，是必胜的；还宣讲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事后，有些军官表示，朱家璧的报告内容很新鲜，听完感觉开阔了眼界，也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可以取得最后胜利的。
朱家璧了解到滇军中存在军官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等恶习，官兵关系很紧张。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士兵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就不能有效提高战斗力。于是，他召开全营军官大会，规定全体军官不许再打人骂人，不准枪毙逃兵，同时宣布经济要公开，还撤换了两个生活腐化的连长，得到大多数官兵的拥护。
11月，第一集团军司令卢汉组织营以上军官二百余人到驻防文山的第九集团军关麟征部参观演习和营区建设。参观结束后，卢汉留下朱家璧等人开会，听取他们对今后部队建设的意见、建议。朱家璧结合自己在延安的亲身经历，提了三点建议：一是盖简便营房，不住民房。这样既有利于军队的训练管理，又有利于搞好军民关系；二是积极开展文体活动，使军队活跃起来，增强官兵体质；三是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用以改善士兵生活。这些建议得到了卢汉的肯定。1942年春节过后，朱家璧便率领三营动手，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盖成了全集团军第一所营房。
事实证明，只要按照八路军的办法带领部队，即使是旧军队，也能改变面貌。有的士兵编快板称赞道：“三营好，吃得饱，学军事，学文化，不打骂，不想家，打日寇，保国家。”
为宣传抗战，朱家璧趁卢浚泉到该营视察的机会，向他建议：“现在，许多连排军官的知识都很贫乏，有些人连报纸都看不懂，请个顾问来讲世界知识、时事，进行政治常识及形势教育很有必要。”这一建议得到卢浚泉的批准。此时，曾在第三国际工作过的专家刘思慕正好从印度尼西亚回到昆明，朱家璧便亲自请他去当政治顾问，并安排他一家四口住进自己的营部。刘思慕对朱家璧交给他的这一工作十分负责，给军官、军士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德、意、日法西斯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问题；还在全旅连以上军官训练时讲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等。在三营的日常训练中，朱家璧也经常给全营官兵讲《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政治常识》等。
1943年初，滇军第一旅改编为暂编第十八师。3月，朱家璧升任第三团副团长。他上任后，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写了一个讲课提纲，给全团军官讲课。有人说朱家璧在搞“赤化教育”，要“赤化滇军”，但因为朱家璧在滇军中人缘很好，也没能把朱家璧怎么样。
二、创“艺工队”结硕果
9月，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朱家璧在大庄村成立了四十多人的“艺术工作队”，兼任队长，后请来进步艺术家王旦东为副队长兼编导。队员多为在昆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学生、青年，如后来成为著名云南民歌歌唱家的黄虹等，打造了一支特殊环境下的抗日文艺宣传队伍。
朱家璧还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请专家（如解放后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赵讽等）到艺工队讲课，办训练班。1942年，郭沫若在考证明代文学家杨慎《滇载记》的基础上，在重庆创作四幕话剧《孔雀胆》。该剧先在陪都重庆首演，后又到各地巡演。1944年8月，剧团到昆明巡演时，朱家璧带艺工队去观摩学习。他还曾带队员到李公朴家听形势报告。这些学习让大家懂得了应该爱什么、恨什么。
朱家璧组织艺工队先后排演了老舍、宋之 的写的反映回汉民族团结抗日的四幕话剧《国家至上》、舒非的独幕剧《民族公敌》以及在解放区、根据地流行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等数十个剧目，还排练了一些有影响的救亡歌曲，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胜利进行曲》《炸桥》《丈夫去当兵》等等。朱家璧还将《八路军进行曲》后两句“向华北的原野，向塞外的山岗”改为“向西南的原野，向滇越的山岗”，并改歌名为《军队进行曲》。他经常带队到连队慰问演出，教官兵大唱进步歌曲，从而改变了一些部队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卢浚泉的赞赏。
三、策动滇军举义旗
当时，华宁县盘溪镇驻有九十三军的特务营和战防炮营，十八师的炮兵营、辎重营和工兵营。卢浚泉决定成立一个督训处，想找一个得力军官去统管这五个营。他首先就想到了朱家璧。5月，朱家璧就任九十三军督训处主任。
卢浚泉到盘溪视察，朱家璧利用这个机会，同他谈了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龙云的关系，说： “蒋介石这个人心毒手狠，是从排斥异己、吞并异己，到消灭异己起家的。为了建立他的独裁统治，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现在，他在云南摆了四个集团军，这个情况，很值得注意。如果蒋介石动起手来，云南怎么办？”卢浚泉沉思后说：“是啊！很值得注意。”
1945年初，蒋介石将滇军主力六十军、九十三军以及中央军五十二军、广东的六十二军组成第一方面军，卢汉任总司令，卢汉便调朱家璧到担负警卫任务的特务团任团长。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达“第一号总命令”，对同盟国各自的受降区域作了划分：除满洲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以及台湾和北纬十六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日军，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蒋利用这一命令，实施调虎离山之计，任命卢汉为第一受降区受降主官，调卢汉的第一方面军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9月，又令暂编十九师龙云之子龙纯武部和暂编二十三师潘朔端部入越，致使龙云多年训练、装备起来的留在云南的部队仅剩下其次子龙绳祖率领的二十四师以及宪兵团和警卫营。
朱家璧看出了其中玄机，找到已升任九十三军军长的卢浚泉讲：“驻云南的中央军有四个集团军，为什么不调他们去越南受降？而偏偏要调滇军去呢？你要给卢汉和龙云讲讲，如果把滇军都调往越南，蒋介石对云南下毒手时，拿什么力量来对付？后果不堪设想。”果然，后来的局势发展不幸被朱家璧言中。
原来，龙云作为地方军阀，逐渐与蒋介石保持距离，把云南的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早就想除去龙云而后快。卢汉于9月28日在河内总部（原法国驻越南总督署）举行日军受降仪式。5天后，云南后院果然起火。
蒋介石遥控杜聿明，指挥中央军第五军于10月3日凌晨发动兵变，围攻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孤立无援的龙云仅抵抗了不到一个小时便被赶下台。蒋介石随之任命卢汉接替龙云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终于达到了削除异己、控制云南的目的。但物极必反，这使得中国民盟秘密盟员龙云义无反顾地成为了一名反蒋斗士，站在了共产党阵营。新中国成立后，龙云先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1946年3月，蒋介石 把在越南的滇军六十军、九十三军调往东北内战前线充当炮灰。滇军赴东北前，在河内，朱家璧同卢浚泉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对卢说：“滇军此次北调，肯定是去打内战。打内战是没有前途的。过去红军在江西瑞金时，只有二十三个县，三百万人口，蒋介石围剿了四年，结果是损兵折将，以失败告终。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十九个解放区，一亿多人口，一百二十万军队，几百万民兵，蒋介石还想用武力去解决，难有胜算！到东北以后，应三思而行，要为滇军着想，否则，会把滇军断送掉的。”几天后，朱家璧在河内嘉陵机场遇到卢浚泉，又对他说： “您到了东北到底走哪条路，要加以选择。总之，要对得起滇军将士，要对得起云南人民！”暗示他要率部起义。
朱家璧还对前去探望的部下张士明、陈禄说：“现在，蒋介石已下决心要大举进攻解放区，吃掉共产党的军队，这是在做梦。你们去后，要千方百计利用战场上与东北人民解放军对垒之机，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举行战场起义。”后据陈禄在《高岭起义前后》中回忆：“我把这次谈话内容牢记在心，作为受领了一个光荣任务来对待。与家璧同志分别后，‘要把队伍拉过去’的声音就时刻在我脑海里回荡。”
谈话后没几天，张士明便被调到九十三军第十八师三团任团长，随之陈禄也被调去三营七连当连长。到东北后，在第十八师三团三营陈禄连接防北宁铁路绥中县的高岭车站的第五天，陈禄便派人与解放军冀察热辽军区十一旅取得联系，并于5月17日举行战场起义，把全连和配属的重机枪排共二百余人带入东北解放
区。后这支起义部队被扩编为民主建国军云南支队，由陈禄任支队长。陈禄连是滇军中起义最早的部队，也是东北战场国民党部队中率先起义的部队。滇军起义的烈火从此越烧越旺。
朱家璧还专门找到已任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的潘朔端，做他的工作，告诉他，打内战是没有出路的，他自己要早有打算，不要为蒋介石卖命。潘朔端当时虽未表态，但有所考虑。到东北后，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的策动下，潘朔端于5月30日率领部队在辽宁海城举行起义，从而加速了东北解放的进程。
四、临危不惧巧应对
龙云下台后不久，远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的卢汉接到蒋介石的电报：“据闻朱家璧在部队中宣传共产主义，勾结越南共产党，企图暴动，着即查办。”此电报被朱家璧特务团团部文书偶然间发现，遂返回团部将情况报告给了朱家璧。
这一事件的直接诱因，是中共地下党员白麦浪以《扫荡报》记者的身份随滇军去越南时，在河口被宪兵十三团的一个营长认出，此人过 去曾跟踪过白麦浪，发现他跟朱家璧还有往来，便给军统特务机关打了报告。获得这一紧急情报后，朱家璧冷静思考后认为：从国民党密电的内容判断，他们只是一种猜测，并无确凿的证据，不管冒多大风险，自己都要顶住，才能保住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才能掩护同志们安全转移、隐藏起来。
当天晚上，将信将疑的卢汉找朱家璧谈话，说：“重庆来电报说你跟越南共产党有勾结，怎么回事？”朱家璧望着这位与自己叔父朱晓东私交甚好的老前辈及老长官，回答说：“我同越共没有任何来往，请司令官查处就是了。”卢汉又说：“我把特务团的重任交给你，你就好好干，何必插手这些事情。”并把朱家璧扣押起来。
第二天上午，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又找到朱家璧，问他是否和越共有勾结，他斩钉截铁地否认。
卢浚泉也说：“朱家璧这个人虽然‘左’一点，但有本事、能干，蒋介石要抓他，也没有实据，把他放走算了。”后根据卢汉的意思，朱家璧保外就医。在被关押期间，朱家璧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反而还帮助隐蔽转移了10余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1992年， 朱 家 璧回忆此事时曾说：“卢汉、卢浚泉等人，除了和我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外，主要也是想利用我把部队带好，以增强他们与国民党中央抗衡的力量，因而也就大胆地启用我。总体来说，我是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实力派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工作和生活的。卢汉在收到重庆来电之后，把我扣起来，又准我保外就医，这种又捉又放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上述矛盾的具体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