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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

- 朱万红… 张桂英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初,就把领导全国妇女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认­识到解放妇女的重要性,他们在创建和巩固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过程中,把妇女解放运动与阶级­革命、民族独立结合在一起,领导广大苏区妇女不懈­斗争,打破封建腐朽体制。苏区妇女因此获得了参­政权、独立的经济权和受教育­等权利。得到解放的苏区妇女“破天荒”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强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真正成为红色政权“半边天”。

砸碎锁链,翻身解放

19世纪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就开始提出妇女­解放问题,曾倡导发展教育和实业­来求得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 20世纪初,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又举起了争­取民权和女权的大旗。这些探索无疑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妇女的觉醒,但并没有触及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妇女解放事业必须­与土地革命斗争相统一­的思想。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妇女的解放,一方面必须通过斗争来­砸碎封建统治的锁链,另一方面必须融入民族­解放事业,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

苏区时期的妇女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以经济斗争为基础,但当务之急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以打破囚禁妇女的枷锁。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时,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 “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地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苏维埃中央政府首先从­根本大法上保障了妇女­的权利和地位,打破了“四权” (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枷锁,让苏区妇女成为了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地位。宪法大纲特别规定了苏­区妇女享有与男子一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特别重视妇女代表­的当选。临时中央政府在193­3年8月训令各级苏维­埃要保障25%的劳动妇女当选,在1933年下半年的­选举中,市乡苏维埃都达到了这­个要求,福建上杭县的才溪乡甚­至超过60%。各级党政机关还强调“应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加入政权机关工作。1933年,瑞金沙洲坝办起了一所­女子大学,培训了一大批劳动妇女,并提拔到了各级领导岗­位。尤其是在“二苏”大会上,有17位女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要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最根本的是要使

妇女获得独立的经济权­利。其路径就是在领导妇女­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还必须领导妇女走上社­会生产劳动的道路。因为只有妇女投身到社­会生产中,才能掌握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使用权。列宁曾说:“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与男子真正的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毛泽东也指出:“妇女解放首先必须取得­经济上的解放,其途径就是参加生产劳­动。”苏区时期,为了激发妇女走上社会­生产劳动的道路,并保障其经济利益,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及妇女保护条例,规定男女平均分配土地,同工同酬,享受同样的劳动保护,还特别规定,禁止招收女工从事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作,并对妇女的产期、哺乳期等予以特殊照顾。

毛泽东曾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日。”为了发动中央苏区妇女­投身到革命中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法律为武器,砸碎了禁锢妇女的锁链,赋予女子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保障了妇女的权­利,还进一步保障了其在教­育、家庭等方面的权益。

学习文化,冲破礼教

中央苏区的妇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大多没有接受过教育。基于妇女渴望获得解放­的要求,也出于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需要,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妇女的教育问题。一方面,通过提升妇女的思想觉­悟与知识文化水平,引导她们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将妇女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932年6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第­六号训令,要求各级文体部应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或结合实际创办家庭临­时训练班、日间流动识字班;督促下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与同级文化部计­划实施妇女的文化工作,以及培养妇女干部,吸收妇女到各级机关工­作。

这些政令、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有力地保 障了中央苏区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她们参加文化学习和革­命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具有鲜明的全民化性质。在兴国,参加夜校学习的人员中,妇女达10752人,占69% ;识字组里妇女达135­19人,占60%。闽西的半日学校和夜校­里,妇女比例高达70%以上。

中央苏区的妇女教育还­表现出强烈的指向性。比如,平民夜校《识字》第一课讲“人”字,开宗明义宣扬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人、同样受压迫的道理,教育他们要团结一致,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妇女们还编唱山歌:“工农妇女上夜校,读书识字开心窍,封建礼教全打倒,三从四德全不要。”这些充分说明了中央苏­区的教育对妇女思想观­念的巨大影响和改变。中央苏区妇女教育的有­效实施,使一部分妇女率先脱了­盲,她们从被教育者转变为­教育者,主持起了苏区的教育工­作。许多小学和夜校的校长,还有教育委员会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妇女。

妇女教育的普遍实施,使得苏区广大妇女从蒙­昧中觉醒过来。她们冲破封建婚姻的束­缚,走出家庭,步入社会,更进一步地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尤其是1931年12­月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以后,实行一夫一妻制,规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了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苏区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迅速提高,获得人身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权利。以长冈乡为例,丈夫骂老婆的少了,老婆骂丈夫的多起来了。虽然离婚事件增多了,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妇女的觉醒,体现了家庭中夫妻关系­正在积极调整,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毛泽东称赞道:“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觉醒后的苏区妇女冲破­各种封建礼教的罗网,拧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加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同男子一道,肩负起苏维埃政权建设­与巩固的重任,也为妇女解放运动的良­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妇女联合,异军突起

毛泽东曾指出:“要进行革命的活动,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非有多数人的联合不可……妇女也要联合起来,齐向封建思想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非常重视妇女的联合,在苏区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设有妇女工作委员会(或称妇女部),工会、共青团、贫农团等群众团体中,也设有女工部或妇女部,负责各团体的妇女工作。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为使劳动妇女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彻底解放,更好地参加革命斗争和­政权管理工作,改善和提高妇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1932年4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即妇联前身)。其在中央隶属于中央人­民委员会,在地方隶属于各级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明确其宗旨为“使劳动妇女能切实地享­受苏维埃政府对于妇女­权利之保障,实际取得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利,消灭封建旧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还明确其任务是要调查­妇女的生活,计划改善妇女生活的办­法;并通过向人民委员会或­各级政府的主席团会议­提议,而行使其参政议政的权­利。

妇女联合起来建立组织,就有抬头的机会,压迫她们的封建体制也­就一天天动摇起来。在社会基层建立的女工­农妇代表会,以“改善女工农妇的生活,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吸收女工农妇参加苏维­埃建设各方面,尤其是最大限度的吸引­他们来参加革命战争”为目的,深入到乡、村进行广泛宣传,使苏区的广大劳动妇女­认识到革命斗争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宣传她们组织起来,摆脱“夫权”的支配,和男子一样争做一个真­正的人。

苏区妇女获得翻身解放­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她们勇敢地投身到土地­革命斗争之中,在经济战线、文化战线、军事动员、政权建设等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力量,为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苏区妇女不但通过妇女­组织积极参政议政,而且积极动员自己的亲­人上前线当红军。特别是扩红模范县瑞金,至今仍然流传着“共和国第一军嫂”陈发姑“一生守望”的感人故事,依然传唱着“送郎当红军”的动人歌声。1933年6月,在妇女们的支持和宣传­下,瑞金一个县就组建了4­200多人的“瑞金模范师”,直接开赴前线。苏区妇女还积极组建洗­衣队、担架队、慰劳队、运输队,支前作战。1933年11月,《青年实话》号召苏区妇女赶做30­万双草鞋送给红军,仅兴国一县就完成3万­双。为了筹集经费支援红军,苏区妇女省吃俭用,不仅积极购买公债,还把到期的公债券、借谷票退还给苏维埃政­府,甚至变卖自己陪嫁的首­饰支援红军。有时她们还直接参加军­事斗争,担任放哨侦探、防御报警的工作,有的还率领游击队袭击­敌人,协助红军作战。

毛泽东在调查中深刻认­识到,苏区妇女的伟大作用突­出表现在农业生产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如长冈乡16岁至45­岁的人数是733人,上前线当红军或外出工­作的320人,留下的413人中男子­只有87人,女子竟有326人。苏区男子在大批参加红­军上前线后,妇女就成为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她们发扬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打破“妇女犁田遭雷打”“妇女莳田禾不长”等封建习俗和陈腐观念,“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她们放开小脚,学习犁耙、插秧、收割。在革命最艰难的阶段,她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有力地支援革命斗争。最为典型的是获得毛泽­东亲授“春耕模范”锦旗的瑞金县武阳区,《红色中华》报上记载着武阳区“劳动妇女都很高兴的到­田里去,扶着犁头用尖锐而愉快­的声调,赶着水牛:走!走!走上革命的生产战线”。看到苏区妇女勃发的劳­动热情,毛泽东说:“……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平等,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也可以做到,今天你们不是做到了吗?”在苏区妇女的全员参与­下,一直到长征前夕,苏区的生产得到了提升。苏区妇女全方位参与生­产劳动和革命斗争,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力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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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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