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到上塘》与“中央一号文件”的形成/李绪元

Yanhuang chunqiu - - CONTENTS - 李绪元

导语: 1978年底、1979年初,江苏宿迁泗洪县上塘公社开始动员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地农民的生产力被极大地激发,农业生产成效卓著。1980年11月初,新华社江苏分社采访部主任、农村组组长周昭先和副组长王孔诚来到泗洪县调研。他们将调查材料整理成七千字的《江苏泗洪县访“穷”见闻》,通过新华社《内参》,在全国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传阅,这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并对党中央下决心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以及第一个涉“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后,他们在《内参》的基础上,整理出通讯稿《春到上塘》,刊发在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三版显著位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也迅速同步跟进,从而传达了党中央对上塘公社“包产到户”的肯定,使农业改革的春风迅速吹遍了神州大地。本文以亲历者的角度,记录了这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作者李绪元,四十年前在中共江苏泗洪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

四十年前,我见证了反映江苏农村改革的新闻名篇《春到上塘》的孕育过程。

那时我在江苏省泗洪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1982年离开泗洪到省电台工作前,来泗洪的媒体记者,几乎都是由我带路陪同采访。

1980年11月初,新华社江苏分社采访部主任、农村组组长周昭先和副组长王孔诚来到泗洪县。我记得他们当时的任务是对农村贫穷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所以“大记者”光临贫穷的“小县城”,并没有引起大的“震动”。

重新唤醒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

江苏省泗洪县上塘公社地处泗洪县西南岗丘陵地区,是泗洪县最穷困的公社。解放30年,年年吃国家的“救济”,到1978年,全社人均年收入只有20多元,社员中流传的口头语是“辛苦干一天,不值几分钱”。家家户户住的几乎都是破旧不堪的茅草房,睡的是芦席床,全家四五 口人仅盖一床破棉被,全社农家没有一户有蚊帐,男女结婚流行“换亲”,就是家庭双方男女互换。人缺粮,畜缺草,地无人种,集体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

1978年底,上塘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公社党委书记张世明动员全社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存在种种阻力,但到了1979年初春,早已穷怕了的上塘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解放思想”精神的鼓舞下,逐渐行动起来。

我记得全社动得最早、搞得最好的是西南岗岭上的垫湖五队(现垫湖村)。这个早先穷得出名的“要饭庄”,在大队会计苏道永的帮助下,率先搞起了联产到户(避开“包”字,实际就是“包产到户”)责任制,使这个紧靠安徽省地界、昔日一潭死水般的江苏省内的偏远村庄顿时“活”了起来。生产缺资金,社员们便筹款买回来种子、化肥;队里畜力弱,社员们就拿起铁锹深翻土地,甚至人拉犁耙。实行责任制后,一人顶三人干,一天干三天活。“包产到户”两年,粮食总产翻了一番多,副业收入由亏本100元,到净收入11800元(当时已是很大一笔财富),不仅一举甩掉了“救济帽”,而且向国家贡献粮食5.3万斤、花生1.3万斤,5个30多岁的“光棍”也欢天喜地娶上了媳妇。为此,我写了篇通讯稿《“要饭庄”的面貌开始变了》,刊登在1981年1月20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位置上。这比后来著名的《春到上塘》早见报了40多天。

与此同时,全公社的其他生产队也纷纷搞起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制度的创新重新唤醒了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包产到户”施行两年,全公社口粮大幅增 加,农民生活明显改善。比如,立新大队在第一年便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第二年解决了零花钱问题。全大队原先只有一辆自行车,两年内添加了36辆;过去全大队没有一块手表,两年内添了30块……全公社向国家贡献粮食共计100多万斤。

“包产到户”大有被扼杀的危险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期间,有人写信到省委,说上塘公社搞分田单干,集体经济遭到破坏。而省里也有人将上塘公社搞“包产到户”定性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甚至还有人还列出上塘“包产到户”的“六大罪状”。于是,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层层向上塘公社派出“调查组”“工作组”,不断向上塘干群施加压力;地、县两级还多次派人到上塘搞所谓“整改”“纠偏”。一段时间,上塘上空乌云密布, “包产到户”大有被扼杀的危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0年春天,时任县委书记带领五六十名机关干部浩浩荡荡开进了上塘公社,进驻到各大队,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在县城就听说,这次免不了要抓几个进去(坐牢)

了。但是,几天后却传来消息说,县委在上塘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大家争论很激烈,最后,县委书记宣布,已搞“包产到户”的不要再“翻”了,未搞的不准再搞,确保当年生产不受大的影响。

听此消息,我心里也暗暗松了口气。后来,我曾在那位县委书记面前试探过:“上塘实在太穷了,不搞包产责任制就吃不饱饭啊!”他回答说:“话是这么说的(意思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还是要按上面指标来办。”此话在我脑海里回荡过好多天,也咀嚼过无数遍。我深深感受到基层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一把手,在层层高压下,内心矛盾、左右摇摆、焦虑迷惘和处理问题的无奈,更感受到“左”倾流毒之酷烈。因为,时任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以江苏是富裕地区、情况特殊为由,坚决反对农村搞“包产到户”。而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则积极支持“包产到户”,支持“大包干”。农民口头语是“要吃米,找万里”。当时,中央新闻媒体对安徽、四川推行“包产到户”已时有报道,而江苏省委却反其道而行之,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堵住西大门,不要让安徽的做法蔓延到江苏来。而与安徽毗邻的上塘公社,正处在江苏西大门的门口。

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在如此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周昭先、王孔诚两位新华社的同志来到泗洪县上塘公社搞调查研究,必然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压力和难度。陪他俩来到上塘公社后,我们住宿在非常简陋的公社招待所,第二天采访公社书记张世明,第三天就早出晚归,先后到垫湖五队等地走村访户。所到之处,几乎家家粮满囤、谷满仓,装满花生的麻袋堆成垛,昔日三五成群农民在太阳底下捉虱子的“穷相”已一扫而光。通过数天一看二问三记录,他们两位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回县城后,他们又采访了时任县委书记,以及办公室主任等同志。

我后来得知,他们怀着为上塘农民说话、撑腰的强烈愿望,为推进农村改革澄清一些是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调查材料整理成七千 字的《江苏泗洪县访“穷”见闻》稿,稿中既写了上塘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前后的巨大变化,也写了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阻挠和压制,正如另外一篇《记者暗访成文章上塘改革惊中央》的回忆文章中所说, 1980年秋,新华社两记者“对上塘进行为期近半个月的秘密采访,把上塘推行包产到户的前因后果了解得明明白白,把老百姓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掌握得清清楚楚,把上塘因推行包产到户而遭干扰、阻挠和压制、封锁的来龙去脉侦探得透透彻彻”。访“穷”见闻稿先通过新华社《内参》,在全国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传阅,这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随后,他们两位在《内参》的基础上,整理出通讯稿《春到上塘》,在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三版用较大版面刊登出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也迅速跟进,进行相关报道。

《春到上塘》文稿中,有这样两段历史感很强的描写:“不久前,我们来到了上塘镇,街面上熙熙攘攘,集市贸易非常活跃,出售的农副产品品种繁多。我们走村串户,只见地里场头,到处晒着山芋干、玉米、豆子。跑了五个生产队的二十多户人家,除了一户人家外,家家粮满囤、谷满仓,装满花生的麻袋堆成垛。有些社员家里,连堂屋、睡房的地上都堆满了粮食。”“上塘公社农民在按照三中全会路线前进的路途上,曾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从省到县的各级领导中,不支持者有之,横加阻拦者有之。但上塘的干部和群众并未却步,历史的教训坚定了他们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决心,党中央的政策更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他们既已开始告别贫穷,就再也不愿回到过去的穷日子去了!他们向一些责难自己的领导发出了这样的呼喊:‘俺们坐在粮囤上,只求你们说句话呀!’这是多么朴实而又深沉的呼喊。”

江苏省政协原秘书长、省委农工部原部长吴镕经历了“包产到户”在江苏从被反对到全面推开的全过程。他在《再说“春到上塘”》这篇回忆文章中说,《春到上塘》在《人民日报》见报后,更多人了解到上塘搞“包产到户”获得丰收的消息,后经过深入调研,也让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真切感受到“包产到户”带来的

变化,觉得“上塘的路子是对的”。从《访“穷”见闻》到《春到上塘》公开发表,对党中央于1982年1月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1983年1月发出第二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再到提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让“包产到户”名正言顺地站上历史舞台,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最真诚、最朴素的情感表达

《春到上塘》的公开发表,在当时,震荡最大、影响最深的自然是泗洪县。有人形容它似春雷,在泗洪大地上空炸响。泗洪县广播站、上塘公社广播站一天播出原文好多遍。上塘公社的干部、群众更是欢欣鼓舞,社员们个个眉开眼笑、奔走相告,有的甚至喜极而泣。他们说:“党中央支持我们,我们腰杆子硬了。”有的社员在家门口放起了鞭炮,还有的在门上贴出新对联:“包产到户好,粮食吃不了。”通讯发表几天后,四面八方派人来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昔日“黑样板”一夜之间变成了“好典型”。“包产到户”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从苏北延到苏南,直到全国各地已不可阻挡。

《春到上塘》似一股温泉,滋润和温暖着 上塘农民的心田。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时光流逝,周昭先、王孔诚两位已先后病逝。上塘人民怀着沉痛的心情说:“两位记者是上塘人民的大恩人,值得我们永远怀念、铭记。”于是,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在被誉为“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上塘镇垫湖村村部旁,矗起了面积不大的“春到上塘纪念馆”。纪念馆的展壁中央是放大的《春到上塘》原文照片,展馆的正中央是一组群雕,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两位记者在上塘公社采访农民时的场景:周昭先坐在长条板凳上与农民攀谈,王孔诚手拿笔记本站着做记录。同时为新华社两名记者塑像,而且以他俩采写的通讯题目作为纪念馆的馆名,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扎根基层,调查研究,记录真相,反映实情,留下一点历史痕迹,是记者的本分,或者说是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却赢得了人民的高度信任。为记者塑像,这是农民用最真挚、最朴素的方式来表达深切怀念的感情,这种感情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现在,新华社江苏分社已将上塘镇垫湖村作为分社“走转改”的联系点,江苏分社不定期派记者到这里蹲点采访、调查研究,让新华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当年上塘公社破旧的农家茅屋

今日上塘垫湖村新景

春到上塘纪念馆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