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到上塘》与“中央一号文件”的形成/李绪元
导语： 1978年底、1979年初，江苏宿迁泗洪县上塘公社开始动员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地农民的生产力被极大地激发，农业生产成效卓著。1980年11月初，新华社江苏分社采访部主任、农村组组长周昭先和副组长王孔诚来到泗洪县调研。他们将调查材料整理成七千字的《江苏泗洪县访“穷”见闻》，通过新华社《内参》，在全国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传阅，这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并对党中央下决心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以及第一个涉“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后，他们在《内参》的基础上，整理出通讯稿《春到上塘》，刊发在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三版显著位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也迅速同步跟进，从而传达了党中央对上塘公社“包产到户”的肯定，使农业改革的春风迅速吹遍了神州大地。本文以亲历者的角度，记录了这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作者李绪元，四十年前在中共江苏泗洪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
四十年前，我见证了反映江苏农村改革的新闻名篇《春到上塘》的孕育过程。
那时我在江苏省泗洪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1982年离开泗洪到省电台工作前，来泗洪的媒体记者，几乎都是由我带路陪同采访。
1980年11月初，新华社江苏分社采访部主任、农村组组长周昭先和副组长王孔诚来到泗洪县。我记得他们当时的任务是对农村贫穷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所以“大记者”光临贫穷的“小县城”，并没有引起大的“震动”。
重新唤醒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
江苏省泗洪县上塘公社地处泗洪县西南岗丘陵地区，是泗洪县最穷困的公社。解放30年，年年吃国家的“救济”，到1978年，全社人均年收入只有20多元，社员中流传的口头语是“辛苦干一天，不值几分钱”。家家户户住的几乎都是破旧不堪的茅草房，睡的是芦席床，全家四五 口人仅盖一床破棉被，全社农家没有一户有蚊帐，男女结婚流行“换亲”，就是家庭双方男女互换。人缺粮，畜缺草，地无人种，集体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
1978年底，上塘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公社党委书记张世明动员全社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存在种种阻力，但到了1979年初春，早已穷怕了的上塘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解放思想”精神的鼓舞下，逐渐行动起来。
我记得全社动得最早、搞得最好的是西南岗岭上的垫湖五队（现垫湖村）。这个早先穷得出名的“要饭庄”，在大队会计苏道永的帮助下，率先搞起了联产到户（避开“包”字，实际就是“包产到户”）责任制，使这个紧靠安徽省地界、昔日一潭死水般的江苏省内的偏远村庄顿时“活”了起来。生产缺资金，社员们便筹款买回来种子、化肥；队里畜力弱，社员们就拿起铁锹深翻土地，甚至人拉犁耙。实行责任制后，一人顶三人干，一天干三天活。“包产到户”两年，粮食总产翻了一番多，副业收入由亏本100元，到净收入11800元（当时已是很大一笔财富），不仅一举甩掉了“救济帽”，而且向国家贡献粮食5.3万斤、花生1.3万斤，5个30多岁的“光棍”也欢天喜地娶上了媳妇。为此，我写了篇通讯稿《“要饭庄”的面貌开始变了》，刊登在1981年1月20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位置上。这比后来著名的《春到上塘》早见报了40多天。
与此同时，全公社的其他生产队也纷纷搞起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制度的创新重新唤醒了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包产到户”施行两年，全公社口粮大幅增 加，农民生活明显改善。比如，立新大队在第一年便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第二年解决了零花钱问题。全大队原先只有一辆自行车，两年内添加了36辆；过去全大队没有一块手表，两年内添了30块……全公社向国家贡献粮食共计100多万斤。
“包产到户”大有被扼杀的危险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期间，有人写信到省委，说上塘公社搞分田单干，集体经济遭到破坏。而省里也有人将上塘公社搞“包产到户”定性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甚至还有人还列出上塘“包产到户”的“六大罪状”。于是，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层层向上塘公社派出“调查组”“工作组”，不断向上塘干群施加压力；地、县两级还多次派人到上塘搞所谓“整改”“纠偏”。一段时间，上塘上空乌云密布， “包产到户”大有被扼杀的危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0年春天，时任县委书记带领五六十名机关干部浩浩荡荡开进了上塘公社，进驻到各大队，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在县城就听说，这次免不了要抓几个进去（坐牢）
了。但是，几天后却传来消息说，县委在上塘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大家争论很激烈，最后，县委书记宣布，已搞“包产到户”的不要再“翻”了，未搞的不准再搞，确保当年生产不受大的影响。
听此消息，我心里也暗暗松了口气。后来，我曾在那位县委书记面前试探过：“上塘实在太穷了，不搞包产责任制就吃不饱饭啊！”他回答说：“话是这么说的（意思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还是要按上面指标来办。”此话在我脑海里回荡过好多天，也咀嚼过无数遍。我深深感受到基层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一把手，在层层高压下，内心矛盾、左右摇摆、焦虑迷惘和处理问题的无奈，更感受到“左”倾流毒之酷烈。因为，时任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以江苏是富裕地区、情况特殊为由，坚决反对农村搞“包产到户”。而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则积极支持“包产到户”，支持“大包干”。农民口头语是“要吃米，找万里”。当时，中央新闻媒体对安徽、四川推行“包产到户”已时有报道，而江苏省委却反其道而行之，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堵住西大门，不要让安徽的做法蔓延到江苏来。而与安徽毗邻的上塘公社，正处在江苏西大门的门口。
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在如此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周昭先、王孔诚两位新华社的同志来到泗洪县上塘公社搞调查研究，必然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压力和难度。陪他俩来到上塘公社后，我们住宿在非常简陋的公社招待所，第二天采访公社书记张世明，第三天就早出晚归，先后到垫湖五队等地走村访户。所到之处，几乎家家粮满囤、谷满仓，装满花生的麻袋堆成垛，昔日三五成群农民在太阳底下捉虱子的“穷相”已一扫而光。通过数天一看二问三记录，他们两位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回县城后，他们又采访了时任县委书记，以及办公室主任等同志。
我后来得知，他们怀着为上塘农民说话、撑腰的强烈愿望，为推进农村改革澄清一些是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调查材料整理成七千 字的《江苏泗洪县访“穷”见闻》稿，稿中既写了上塘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前后的巨大变化，也写了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阻挠和压制，正如另外一篇《记者暗访成文章上塘改革惊中央》的回忆文章中所说， 1980年秋，新华社两记者“对上塘进行为期近半个月的秘密采访，把上塘推行包产到户的前因后果了解得明明白白，把老百姓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掌握得清清楚楚，把上塘因推行包产到户而遭干扰、阻挠和压制、封锁的来龙去脉侦探得透透彻彻”。访“穷”见闻稿先通过新华社《内参》，在全国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传阅，这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随后，他们两位在《内参》的基础上，整理出通讯稿《春到上塘》，在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三版用较大版面刊登出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也迅速跟进，进行相关报道。
《春到上塘》文稿中，有这样两段历史感很强的描写：“不久前，我们来到了上塘镇，街面上熙熙攘攘，集市贸易非常活跃，出售的农副产品品种繁多。我们走村串户，只见地里场头，到处晒着山芋干、玉米、豆子。跑了五个生产队的二十多户人家，除了一户人家外，家家粮满囤、谷满仓，装满花生的麻袋堆成垛。有些社员家里，连堂屋、睡房的地上都堆满了粮食。”“上塘公社农民在按照三中全会路线前进的路途上，曾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从省到县的各级领导中，不支持者有之，横加阻拦者有之。但上塘的干部和群众并未却步，历史的教训坚定了他们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决心，党中央的政策更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他们既已开始告别贫穷，就再也不愿回到过去的穷日子去了！他们向一些责难自己的领导发出了这样的呼喊：‘俺们坐在粮囤上，只求你们说句话呀！’这是多么朴实而又深沉的呼喊。”
江苏省政协原秘书长、省委农工部原部长吴镕经历了“包产到户”在江苏从被反对到全面推开的全过程。他在《再说“春到上塘”》这篇回忆文章中说，《春到上塘》在《人民日报》见报后，更多人了解到上塘搞“包产到户”获得丰收的消息，后经过深入调研，也让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真切感受到“包产到户”带来的
变化，觉得“上塘的路子是对的”。从《访“穷”见闻》到《春到上塘》公开发表，对党中央于1982年1月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1983年1月发出第二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再到提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让“包产到户”名正言顺地站上历史舞台，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最真诚、最朴素的情感表达
《春到上塘》的公开发表，在当时，震荡最大、影响最深的自然是泗洪县。有人形容它似春雷，在泗洪大地上空炸响。泗洪县广播站、上塘公社广播站一天播出原文好多遍。上塘公社的干部、群众更是欢欣鼓舞，社员们个个眉开眼笑、奔走相告，有的甚至喜极而泣。他们说：“党中央支持我们，我们腰杆子硬了。”有的社员在家门口放起了鞭炮，还有的在门上贴出新对联：“包产到户好，粮食吃不了。”通讯发表几天后，四面八方派人来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昔日“黑样板”一夜之间变成了“好典型”。“包产到户”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从苏北延到苏南，直到全国各地已不可阻挡。
《春到上塘》似一股温泉，滋润和温暖着 上塘农民的心田。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时光流逝，周昭先、王孔诚两位已先后病逝。上塘人民怀着沉痛的心情说：“两位记者是上塘人民的大恩人，值得我们永远怀念、铭记。”于是，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在被誉为“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上塘镇垫湖村村部旁，矗起了面积不大的“春到上塘纪念馆”。纪念馆的展壁中央是放大的《春到上塘》原文照片，展馆的正中央是一组群雕，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两位记者在上塘公社采访农民时的场景：周昭先坐在长条板凳上与农民攀谈，王孔诚手拿笔记本站着做记录。同时为新华社两名记者塑像，而且以他俩采写的通讯题目作为纪念馆的馆名，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扎根基层，调查研究，记录真相，反映实情，留下一点历史痕迹，是记者的本分，或者说是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却赢得了人民的高度信任。为记者塑像，这是农民用最真挚、最朴素的方式来表达深切怀念的感情，这种感情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现在，新华社江苏分社已将上塘镇垫湖村作为分社“走转改”的联系点，江苏分社不定期派记者到这里蹲点采访、调查研究，让新华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