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何以可能”的青年社会学解答

［摘要］社会何以可能？这是齐美尔所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既是社会的发生学

问题，也是社会的运行机制问题，因此，成为社会学元理论的一个永恒主题。对于这一问题，一些社会学

家曾试图从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提出过答案，在某种意义上，一些社会学分支学科也从自己的知识

体系和价值取向提出过答案。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青年社会学主要从社会传承机制与社会更

新机制这一独特角度，对“社会何以可能”这一社会学元理论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破解。对这一问

题的回答具体经由两个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方面来达成：一是青年的社会化，体现了社会传承机制；二

是社会的青年化，体现了社会更新机制。

［关键词］社会学元理论；青年社会学；青年的社会化；社会的青年化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3.004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3-0028-13

一、社会学诞生时代的元理论问题意识

社会学①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发生学上的共时性关联，现代性的历史起点构成了社会学的逻辑原点，因此，当人类历史脱离开前现代时期，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社会学的成长这两者之间便呈现出了高度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学是具体时空中的一种产物。从时间维度上看，社会学是特定时代精神和具

作者简介：沈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青年社会学。

1在这里，可以扩展为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的关系，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社会学理论只是社会理论的一个部分。

体历史条件的综合结晶；从空间维度上看，社会学是特定地理区域和具体社会形态的自我意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诞生于西方，具体而言，它出现于19世纪初期的欧洲。对于社会学的产生而言，启蒙运动确立了其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法国大革命成为主要的政治动因，而工业革命则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学问世于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在参与现代社会的设计与建构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1

正如斯马特所言：“一般认为，社会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形式，是与现代性同时出现的。现代社会学的形构——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的形成，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乃是以分析社会现象并赋予秩序，提供管理社会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须的社会科技为其目标。社会学正是靠着这些广泛的概念与预设，而在现代事物秩序中，亦即‘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Barry Smart， 1997）。

社会学与现代性就是一个同体异面之物，社会学是现代性的知识表征，而现代性是社会学的社会基础。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要问什么是社会学？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简洁地回答：社会学是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它两百多年以来一直在努力试图回答一个与它相伴相生却又让它殚思竭虑的问题：什么是现代性？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现代性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转型，它既涉及到社会结构层面及其有形的表征系统和参量，同时又涉及作为社会结构深层底蕴的哲学认识论和文化层面的内涵。在社会学的探索进程中，一直充满了制度反身性与价值反省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的相互交织所进行的对于现代社会的建构和再建构。可以说，社会学从其问世之日起，就是在反思性地参与社会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构筑起整个学科大厦的。

站在现代社会的大门口，同时也是站在社会学的生长点上，齐美尔（Georg Simmel）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社会学大师，提出了同时代社会学创始人们或努力在思考或竭力在回答的社会学元理论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社会何以可能？”（西美尔，2002）118可以说，这样的问题只有站在社会学生长点上的大师们才会最多地面对，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处在发生点上的现代性本身的问题。

值得提及的是，元理论（Metatheory）这一概念首先源于西方学术界。“元”的西文为“Meta”，意为“超越”。如果与某一学科名相连所构成的名词，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知识形态。2

1现代性的演进历程也构成了社会学不断发展的生命源泉，在社会学对于现代性的探索进程中，实际上形成了三个极其重要而又具有丰富知识积累的领域，它们充分表现了社会学所被赋予的使命和所具有的功能：一个领域可称作现代性的发生学，一个领域可称作现代性的病理学，一个领域可称作现代性的未来学。

2 “meta”又可区分为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这种知识形态的特征，即具有超验、思辨的性质。这源于“metaphysics”一词。据说，后人在编辑整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首次使用了“metaphysics”作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Physics）之后著作的名称。它所探讨的是超验世界本体的终极原理。 “meta”另一层含义是指这种知识形态的内容，即新的更高一级的知识形态，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以及其他表现形式。例如，元数学（Metamathematics）和元逻辑学（Metalogic）。

总之，元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在其特征上是一个学科的学科性质的高度概括，在其内容上是一个学科的实体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有元理论这一重要部分，否则就仅是一种松散的集合体，难以成为一个具有严谨逻辑的知识体系。

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学分支，社会学元理论（Sociological Metatheory）属于元社会学（Metasociology）的一个组成部分。“元社会学”这一概念由弗菲（Paul Furtey）于1953年在其《社会学的范围和方法：元社会学专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并把它定义为“一门研究社会学方法论原则的分支学科”。元社会学和一般社会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界，而前者则把社会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元社会学的研究涉及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社会学元理论即元社会学中研究社会学理论的那个分支。社会学元理论研究社会学理论的产生、途径和过程，研究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社会学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变化规律等（锐查，1987）。尽管关于社会学元理论还没有形成共识性较高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由社会学学科性质所决定，社会学元理论的特征应该是实质理论与形式理论的有机统一，必须体现历史与逻辑的高度一致。

可以说，在社会学元理论所要探讨的问题中，最具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何以可能？这是齐美尔提出的社会学之问，实际上也是现代性之问，是社会学发生学之问，也是现代性发生学之问。1

社会何以可能？这是社会学元理论的根本性问题，也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永恒性主题。一些社会学者曾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解答。在社会学初创时代的大师们，更是以原创性的思想体系对这一社会学的大课题进行了破解。

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的学说中便致力于回答这一个问题。他提出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就是一种尝试。这是一种宏观层面上的尝试，是关于社会实体的探索。尽管他是实证社会学传统的开创者，然而他的分析方式又是思辨性的。

作为社会学三大理论传统和研究范式之一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构建与相互促进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得以存在、运行和发展的结构框架和动力机制。

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强调，社会分工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动力性作用，集体意识、中间职业群体则是社会整合的重要纽带。韦伯（Max Weber）在社会的存在与运行问题上则提出了三种权威类型及其支配形式：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

那么，提出“社会何以可能”之问的齐美尔是如何解答这一问题的？他既不赞成社会唯实论， 2也

1值得关注的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社会学理论中所出现的后现代论争，提出了一些与社会学产生时代相似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现代性以及什么是社会学？而要对这类问题作出可能的回答，对于社会学元理论的研究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沈杰，2004）。

2社会唯实论（以迪尔凯姆为代表）认为社会是一种独立于组成它的人们之外而存在的实体。社会唯实论在本体论上认为社会本身具有其独特的实在性，不能还原到个体层面，而在方法论上则必然导致社会整体论。社会唯实论与社会整体论在思想上与方法上是一致的。社会高于个体的思想贯彻和体现为具体研究过程中的方法程序则是，只能用宏观社会结构解释微观社会结构，只能用社会结构解释个体行动，只能用社会制约解释社会心态。

不赞成社会唯名论。1 齐美尔认为，社会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交往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构成了现实的社会。当人们之间交往达到一定的频率和密度，以至于人们能够相互影响并组成较为稳定的群体时，社会便产生和存在了。社会就在人们一定形式的交往中产生、维持和延续。因此，齐美尔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人们交往的基本过程和形式以及社会组织的类型，研究历史和现实中人们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基本行为模式（西美尔，2002）155-163。

对于“社会何以可能”这一社会学元理论的根本性问题，也是社会学的一个永恒主题，不仅一些重要的社会学家从自己的理论体系出发作出了分析，一些社会学流派如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符号互动论学派等也努力从自己的理论视野提供了回应，一些社会学分支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等也试图从自己的知识角度进行了解答。

二、青年社会学对“社会何以可能”之问的破解

对于“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作为社会学一个分支的青年社会学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种解答非常具有青年社会学学科特色。当然，解答不是直接的对答，而是用学科知识体系进行一种间接的回应。

青年社会学从孕育到诞生经历了不同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青年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问世。2从此，青年社会学开始了不断丰富和完善它知识体系的进程（沈杰，2015）。

简要地说，青年社会学主要从社会传承机制与社会更新机制这一独特角度，对“社会何以可能”这一社会学元理论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破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体经由两个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方面来达成的：一是青年的社会化，体现了社会传承机制；二是社会的青年化，体现了社会更新机制。

青年社会学通过强调这两种机制的关键性作用，提供了一份非常独特的答案。人的社会化是社会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由于青年的社会化，使得社会在代际传承中得以延续；由于社会的青年化（或者年轻化）机制使得社会在代际交替中得以更新。如果没有社会的传承和延续，也就不会存在社会的交替和更新。因此，在社会的存在和运行的过程中，青年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预设前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社会才有了它进一步的除旧布新和不断发展。可以说，对于第一种机制所具有功能的认识，在社会学发展初期就已经形成，是社会学的一种经典性观点。然而，对于第二种机制所具有功能的认识，则是在社会学发展经过了一定阶段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对于它的全面作用和更深潜能的认识，还

1社会唯名论（以韦伯为代表）认为社会是一种人们及其行为的组合。社会唯名论在本体论上认为社会是由各个具有独立意义的个体所构成的，“社会”只不过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对于社会的理解应该还原于个体层面。因此，个体的社会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社会唯名论与社会个体论在思想上与方法上也是一致的。社会唯名论在方法论上必然相应地导致个体主义。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将导致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于微观社会层面、社会行动领域和主观世界维度的关注之上。

21975年5月，国际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正式批准在该协会内成立“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这一事件标志着青年社会学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承认，取得了学科地位的合法性。

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确认。因此，可以认为，青年社会学在社会学知识体系中具有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对于这种地位的认识，则是随着青年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日趋深入而不断达成的。

（一）青年的社会化：社会的传承机制

在社会学的视野里，人的社会化是使一个“自然人”（刚刚出生的生命机体或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人（合格社会成员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过程。而所谓的青年社会化，首先是指这样一个过程：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个人，在其出生之后，通过学习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接受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形成适应社会的健康人格，掌握服务社会的知识技能，从而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角色。

这种社会化的过程和目标是在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和有机整合之下实现的：一是社会教化，另一是个体内化。社会教化的机构主要有：家庭、学校、就业场所、大众传媒、社区。个体内化的过程有：认知、接受、强化、服从、内化。尽管人的社会化形式在不同的社会里以及在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里都会表现出一些独特的特征，但是，社会化的基本功能在任何社会里以及在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里都是同样的：社会化在社会主体培养这一最基础层面上履行着社会的传承功能，具体而言，成功的或有效的人的社会化保证了一个社会的存在与延续，这是一个社会在发展阶梯上不断向更高一层迈进的基础。

当今时代人的社会化的执行者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常规的和特殊的。人的社会化的常规执行者包括家庭、学校、就业机构和社区等；人的社会化的特殊执行者包括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所谓常规执行者，是指这些执行者在个体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一般是作为比较正式的媒介在发挥作用的，其传播的社会文化内容以主流文化为主要方面，因此，它与主流社会的传承性之间呈高度正相关；所谓特殊执行者，是指这些执行者在个体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常常是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媒介发挥作用的，其传播的社会文化内容比较多样和复杂，既有主流文化，又有亚文化，因此，它与主流社会的传承性之间不一定呈高度正相关。人的社会化的内涵包括了不同的层面，主要可以分为思想观念层面的社会化、行为规范层面的社会化、活动技能层面的社会化。

从普通社会学的意义上看，青年社会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化。然而，青年期社会化是一种带有明确目标的预期社会化。所谓预期社会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未来取向的社会化，其目标的重点是个体在将来的状态，或者说，是要塑造未来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角色。

于是，作为一种预期社会化的青年社会化便具有一个深层的含义，即青年社会化将预示社会的变迁前景。由于每一个社会的变迁内容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贯穿在青年一代的社会化进程中，所以，当前一代青年的社会化的结果，例如，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人格模式，必将影响未来社会发展所呈现的风貌。

自从人类步入现代时期，现代意义上的青年诞生并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他们就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而又十分独特的社会角色。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社

会变迁的速度日益加快的当今，青年一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能够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引人注目。正因如此，青年一代是否能够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需要的合格成员，就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质量与速度。这一切无疑使得青年社会化已经成为事关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并具有关键性的社会运行层面。也正因如此，青年的社会化或青年期个体社会化的诸多问题便内含青年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深刻而又丰富的理论意蕴。

（二）社会的青年化：社会的更新机制

青年社会学在充分肯定青年社会化的重要意义和基础作用的同时，更加强调青年人也会把自身创造出的崭新文化传递给成年人。社会学家用“反向社会化”（Reverse Socialization）这一概念来表述后一种情形，它是针对于传统的社会化概念只强调青年人向成年人学习这样一种单向性过程而提出的。反向社会化的最基本含义就是指，青年人对成年人的社会化，即传统的受教者对传统的教育者所实施的社会化。

一般认为，在两种情况下反向社会化表现得尤其明显：第一，因在地域上迁徙而产生新旧文化环境交替的时候。移民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由于青年人能够较快地掌握当地的语言，所以，他们往往能够向父母提供适应新环境的知识和方法。第二，因社会急剧变迁而引起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时候。社会的迅速变迁可能使年长一代原有的知识过于陈旧，青年一代则可能由于擅长于探索新问题和敏于接受新信息，从而为其长辈提供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例如新潮的恋爱方式、消费风格。

在当今，我们发现反向社会化还有其表现得极其明显的第三种情况：因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日益普及，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新技术新媒体运用的现象渐渐成为社会的常态。 我们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主动向未成年人请教互联网有关知识的父母，‘有时’和‘经常’的比例分别为56.1%和22.7%。”（李文革等，2014）可以说，父母和孩子之间出现了反向社会化现象，即长辈向晚辈请教知识、技能的现象。这一情形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长辈们对知识、权威的垄断。在新科技新媒体盛行的今日，青少年一代不再是知识、技能的被动接受者、使用者，而且也是知识、技能的生产者和主动传播者。

反向社会化并没有否定青年社会化的基本意义和功能，即青年人向成年人学习，从而实现社会传承，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不仅具有一种促进代际融合和消除代际隔阂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还进一步推动着社会更新。反向社会化的出现，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所赋予青年的地位特征。

社会青年化这一个命题的彰显，从根本的现实原因上看，是由于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青年在社会变迁进程当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从而引起从一个更具体的层面上所表现出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反向社会化。

文化人类学对这一种变化提出了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玛格丽特·米德所提出的后喻文化或青年楷模文化学说。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学上的反向社会化，在文化人类学上则表述为后喻文化或

青年楷模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人类学家就注意到了，在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进程中青年一代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引领角色。而文化人类学家对这种角色的观察最早是从对代沟现象的观察所开始的。所谓代沟现象，即是指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之间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存在的差异、分歧和冲突。

代沟现象或代际差异是现代社会晚些时期出现的一种明显的问题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之前，主要存在的是一种父权主义的社会，在那种社会中，青年一代只能以年长一代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作为楷模。尽管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之间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上也必然存在差异、分歧和冲突，但是，从父权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的话，青年只能接受同化。

1970年玛格丽特·米德撰写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则对于代际差异现象进行了颇具代表性的分析。在米德看来，表现于当今时代的世代与世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是因为两代人之间在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差异，也不是因为两代人之间在社会地位和政治观念方面的差异，而是因为两代人之间在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米德把人类文化传递模式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这三种文化传递模式，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社会变迁在文化层面上的表现，也反映了社会青年化这一趋势在当今时代的日益凸现。

前喻文化，即老年楷模文化。这是传统社会中文化传递模式的重要特征，文化传递的方向主要表现为年轻一代向年老一代学习。原因在于，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各方面发展极其缓慢，在封闭、等级森严、结构刚性、较少变化的传统社会中，不可能出现反向社会化现象。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开放、追求平等、结构弹性、充满变化的现代社会中，反向社会化现象已经变得相当普遍。这就是后喻文化时代的到来。后喻文化，即青年楷模文化，其文化传递的方向主要表现为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

如果说青年社会化更多地体现出社会传承功能的话，那么，反向社会化则更多地体现出社会更新功能。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表现为新老两代人之间的不断更替。人的社会化的第一要义即指上一代把人类已经积累的文化成果传递给下一代。唯有如此，社会生活才能延续下去，新一代的生存和发展才有其基础。因此，青年社会化的最基本含义也不外乎是指青年在社会发展链条上所应起的继承作用。

然而，社会不是循环往复地运行的，而是新陈代谢地前进的，换言之，社会除了需要继承的一面，还需要创新的一面。而青年所具有的一种天赋角色就表现为他们总是站在社会变迁的前沿。

尽管反向社会化、后喻文化等概念中已经隐含着青年是更新社会的一种重要力量的观点。但是，从青年与社会之间辩证关系角度对青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社会继承作用和社会更新作用做出系统理论阐述的人，是保加利亚学者米泰夫，他提出必须把青年与社会的关系理解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仅仅是青年适应社会的要求。米泰夫认为，青年一代进入自立的社会生活过程包括两个侧

面：青年的社会化和社会的青年化。所谓青年的社会化可以理解为青年进入既存的社会关系体系的社会行动，而社会的青年化则是一个描述青年在社会关系中引起变革的概念。米泰夫从这种复杂过程中区分出“社会化”范围内的“青年化”的特殊环节以及“青年化”范围内的“社会化”的特殊环节，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青年是一个年龄群体，它处在社会化转为社会化的青年化，而青年化转化为青年化的社会化时期，直至社会化和青年化不再成为两个相对独立过程之时，这个阶段包括青年一代完成准备和进入自立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社会必要时间（F.马赫列尔，1986）92-93。

罗马尼亚学者F.马赫列尔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化是青年适应社会的过程。通过社会化，青年形成了自己的人格，并开始自立于社会。同时，马赫列尔把预期社会化视为促进青年发挥在社会中的创造性和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变革作用的基本途径。在他看来，预期社会化尤其是解放性质的预期社会化可以通过提倡培养未来社会发展所要求的知识、才能、价值观、理想和计划等，从而使青年避免形成消极适应陈旧社会结构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而成为具有解放性质的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F.马赫列尔，1986）171-179。

总之，把青年适应社会和更新社会视为青年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的两个辩证方面，已经成为一些青年社会学家的共识。

社会青年化这一课题之所以重要，正如青年社会化这一课题之所以重要一样，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包含着青年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青年社会学所不能回避的前提性问题。而对于这种问题的解决，无疑将充分表现出青年社会学家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

（三）社会青年化的机制个案

——英格哈特对代际更替作为社会价值观变迁机制的分析

对社会青年化的现实进程及其机制的经验研究，可谓是一种稀世珍品，因为不仅要涉及高度的理论意识，而且需要付诸长时段的纵贯研究，远非一般人可及。而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于西方社会价值观变迁的长期跟踪调查，却为探索社会青年化尤其是其机制提供了一个十分经典的个案。

英格哈特是“后物质主义”这一概念的重要发展者，在他看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涉及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等问题。他认为，后物质主义理论并不认为价值观变迁是一种国家现象，后物质主义是产生于大众社会层面的个人现象。这一点也体现了英格哈特所进行的价值观调查的一个重要方法论。

英格哈特于1970年开始测量文化变迁时就提出过一个假设：在西欧社会中，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与前一代人之间在价值观的优先性上存在着差异，其原因在于，战后一代人一直是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在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几代人把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放在价值观的最高位置上的时候，较年轻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则把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置于价值观的

优先地位上。

英格哈特在两个理论假设的指引下具体地进行了经验研究。一是，稀缺性假设（A Scarcity Hypothesis）：人们的优先价值观在实质上是对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反映，一般人总是把最重要的主观价值观赋予在相对稀缺的事物上面。二是，社会化假设（A Socialization Hypothesis）：社会经济环境与优先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直接相互对应的。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较大程度的时间差（Time Lag），虽然呈现出了个人的基本价值观，但实际上所反映的则是其青少年时期的状况。

实际上，稀缺性假设只是说明了人们赋予某种价值观以优先性的原因，而对于人们在某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所出现的变化，则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原理（the 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1来解释。这一原理进一步说明，当人们的某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那么，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价值就不会被作为优先性价值，或者说，当人们的某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便会出现需要层次上升的现象，在其行动层面上的表现就是，从追求基本层次需要的满足，到进一步追求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

“稀缺性假设类似于经济学理论中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一种需要层次的补充概念有助于形成用于测量价值优先性的调查项目”（Ronald Inglehart，1997）33。可以说，在英格哈特的解释中，社会价值观后物质主义转向的内在动力机制是人的需要层次的上升规律。根据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人的需要分为从低级到高级不同层次，它们具体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社交-归属需要、自尊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对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的满足而言，在英格哈特的理论概念体系中相对应的是物质主义价值观；而对于爱-社交-归属需要、自尊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来说，在英格哈特的理论概念体系中相对应的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稀缺性假设意味着西方社会晚近时期的经济发展显示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收入水平达到了历史前所未有的程度，再加上福利国家的出现，形成了空前富足的景象：大多数人不再生活在饥饿和经济无保障的状态中。这一状况致使他们在归属需要、自我表达需要和社会参与需要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繁荣时期的延长所导致的保障感或安全性的形成，无疑有助于促进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

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之间并非是简单、及时的刺激与反应式的关系。这些价值观反映的是个人对社会保障状况的主观感受，而不是个人自身的经济水平。尽管富裕者比贫困者倾向于更有安全感，但是，个人的安全感还受其成长进程中文化背景和福利制度所影响。于是，稀缺性假设必须用社会化假设来加以补充，才能完整地作出解释。将稀缺性假设和社会化假设结合在一起，英格哈特构建出了关于社会价值观变迁于代际更替过程中发生的预期理论。首先，稀缺性假设意味着繁

1所谓边际效用递减，是指当个体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随着消费该物品数量的增加，尽管其总效用相应地增加了，但其边际效用则有递减趋势。边际效用指每消费一个单位的该物品所带来的效用增加量。

荣将会促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而社会化假设意味着个人价值观和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变化是在时间进程中发生的，不会是在一夜之间。大多数情形下，在一个社会中，当年轻一代人的主要人群取代了年老一代人的时候，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变迁就发生了。其结果是，经济增长和物质安全的增强在持续一个时期之后，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在价值观上的优先性便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两代人经历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所导致的结果。“总之，这两个假设对于社会价值观变迁产生了一套清晰的预言。第一，尽管稀缺性假设意味着富裕有助于后物质主义和后现代价值观的传播，但是，社会化假设则意味着个体价值观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价值观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变迁。相反的是，根本的价值变迁是逐渐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发生是在一个社会的成年人口当中年轻一代替代年老一代的时候”（Ronald Inglehart，1997）34。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反映，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通过社会成员个体层面的状况来加以呈现的，而个体层面上价值观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个体的价值观形成和人格结构定型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社会化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可用来解释两个现象：一是，社会成员某种价值观的形成或变化不是在短时间内便能实现的；二是，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之所以会呈现差异性，原因在于他们在各自的价值观和性格形成时期经历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或者说，受到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所塑造。

20世纪50、60年代是西方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加之福利国家的出现，这种物质上的富足状况导致了经济上的安全性，从而使197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进入成年期之后，在人生、社会和政治的观念体系上形成了与前一代人之间的明显反差。不同于前一代人更关心经济增长、工作稳定和社会保障等直接与物质利益相关的问题，新一代人则更加关心环境保护、自我表达、社会参与和言论自由等后物质主义价值问题。

英格哈特及其同事所进行的长时段纵贯跟踪调查结果表明，在年老一代人中，绝大多数是物质主义者，这些人对于经济和人身的安全性赋予了最高的价值优先权。但是，在年轻一代人中，物质主义者的比例下降了，而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上升了。在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超过了物质主义者。

从一般的眼光来看，年龄上的差异只是简要地反映了生命周期的效应，它意味着，当年轻一代人开始变老的时候，他们可能像年老一代人一样也成为物质主义者。而对新一代人调查所得到的实际情况则是，当年轻一代人变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变得更加物质化。这一情况表明，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变迁或者说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的确已经发生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后现代转向，是在当年轻一代成长起来并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替代年老一代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换言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从人身和经济安全性较高的年轻一代身上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观。

如果将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后物质主义转向与青年世代的产生及其对年老一代的更替具体地联系起来考察，可以作出这样的表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一种于20世纪80、90年代首先在欧洲、北美地区兴起并流行的社会价值观，主要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人的价值取向的变化，从承载主体上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以雅皮士（Yuppies）1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价值选择和心理倾向。

但是，更深层的意涵在于，作为社会经济变迁的一种结果，当在青年一代中盛行的新的社会价值观成为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时候，那么，社会便实现了一种更新，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形称为社会的青年化。而这种更新发生在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观上，因此，对于进一步的社会变迁的影响又将是极其深刻而巨大的。

三、结语

社会学的研究从逻辑起点上必然要面对个体及其对面（社会）以及社会及其对面（个体），换言之，解决社会的本质或一般问题以及解决个体的本质或一般问题，都难免要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或社会与个体的关系的实质、形式等方面进行探讨。

个人与社会之间以什么方式进行互动？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什么性质和特征？个人如何成为社会的元素并进一步维系社会的存在和运行？而社会怎样将个人塑造成为合格成员并进一步将其整合进社会体系之中？对于这一类问题，自社会学诞生以来便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立场以及基于这些立场所产生的不同的观点。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学所有学科都要探讨的最基本主题，青年社会学也不例外，这一主题在青年社会学中首先表现为青年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除了具有青年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这个一般的表现形式之外，还有一个独特的表现形式，那就是青年群体与成人社会的关系，或者说，更具体地表现为青年世代与其他世代的关系，而青年世代与成年世代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具有最突出、最重要的现实性意义。

从一个独特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的演进乃是通过世代与世代之间的更替来实现的。因此，代际更替不仅成为社会传承的一种重要机制，同时也成为社会更新的一种重要机制。对于认识和理解这种社会传承机制和社会更新机制而言，青年社会学或多或少地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包括更具体层面上的青年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主体与结构（行动与结构，能动与结构）的关系这一基本理论问题。

1雅皮士（Yuppies）是young urban professional的缩写，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美国，所指的是受过高等教育、居住在大都市、从事专业性工作、生活十分富裕的青年人。他们穿名牌衣服、用顶级化妆品、开豪华轿车、上高档餐厅就餐、喝上等好酒等。总体概括就是，衣食住行用名牌、赶时髦，重生活品味和情调。

青年适应社会以及青年更新社会，构成了青年与社会的关系中的两个辩证方面，也是最能超越在这一关系问题上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对立及其各自局限性的一种基本共识。

在青年社会学的视野中，青年社会化和社会青年化是保证社会得以可能的一种复合机制，或者说，正是因为不仅有了传承机制，而且还有了更新机制，社会才得以存在、延续和向更高级的层次发展。所以，两种具体机制之间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在他1838年出版的标志着社会学诞生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曾经指出，人的生命周期与代际更替的节律相关，从而与社会进步的特征相关。如果所有个体的平均寿命变短或变长，那么，社会进步的节律也会发生变化，寿命的延长意味着进步节律的放慢，因为老一代寿命延长，其局限性、保守性等的影响时间也会相应地更长。虽然生命周期过于缓慢的节律是有害的，但是，代际更替过快也会有危险，这样可能会造成生命的浮躁和思想的肤浅，人的潜能得不到充分地发挥。因此，孔德认为，三十年的代际距离是我们的社会有机体必不可少的。进步的节律、保守与革新的力量也应归因于这一生物学事实（卡尔·曼海姆，2002）。但是，孔德关于社会变迁速率与人类世代之间更替相关这一思想，实际上暗含了一种假设，即如果每一代人的生命周期越短，那么，社会的原动力就会越加强盛。而这一假设的深刻含义在于，青年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基因。尽管出于保守主义的立场，孔德反对青年一代对年老一代传统势力的改变，然而，他同时不得不承认，青年一代在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变革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青年与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元理论命题，在青年社会学视野中则可以操作化为变量化的具体命题：一是，在以社会本位的理论视角下，青年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强调的是，青年的社会化；二是，在以青年本位的理论视角下，青年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强调的是，社会的青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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