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的职业流动：基于多代视角的考察
［摘要］社会流动中多代效应的核心议题是祖代社会地位是否会直接影响孙代社会地位的获得。本文
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当代青年人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研究发现，祖代职业阶
层显著正向影响孙代初职职业阶层的获得，对孙代现职职业阶层的获得则无显著影响。此外，教育程度是
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祖代职业阶层通过影响孙代的教育获得、初职获得而间接影响孙代的现
职获得。虽然多代流动效应只存在于初职获得，但未来多代效应扩大到现职职业阶层的风险将增加。
［关键词］当代青年；代际流动；多代效应；职业流动；祖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D013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3.008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3-0071-10
一、引言
代际间的地位流动是减弱还是增强是社会流动的重要议题，是用来评判一个社会机会结构开放程度、社会活力的重要指标（Mare，2011）。较高的代际继承性（阶层固化）意味着社会的不平等，它表现为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越来越依赖于家庭出身而不是个人努力。传统的代际流动研究认为，个体的社会地位只受到上一代的影响，自致性因素是造成职业分层的最重要因素，代际影响确实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代际之间的传递效应很容易耗散，从而导致代际流动的稳定性不高（Duncan，1966； Prais，1955），因此，代际传递效应很难超过两代。但最近基于西方一些国家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不平等存在着多代持续效应。例如祖代的贫困持续地影响着孙代（Gans，2011）；基于英国的研究
作者简介：张桂金，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劳动力迁移；张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劳动力迁移、城市社会学。
发现，祖父母的职业阶层直接影响孙辈的职业阶层（Chan et al.，2013）；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发现， “80后”青年的职业阶层受祖辈的影响显著（张桂金等，2016）。这些经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常态，代际流动可能也随着进入到了以代际继承为主的阶段。社会分层秩序主要通过再生产和统治机制得以维持，因此在稳定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模式将以代际继承为主（李路路，2006）。随着社会稳定状态的形成，与代际流动的有关的资源如财富具有累积性并且能够在多代之间平稳、直接继承，无疑会放大代际的累积优势或劣势，从而形成阶层的“固化”现象。
中国学者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对代际流动的模式和机制进行了诸多讨论，但他们的讨论主要是在两代人之间。仅有的讨论中国多代流动的文章由于测量的是孙代初职的职业阶层，而没有使用现职，故而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祖代职业阶层对孙代职业阶层的影响。即对于孙代的现职来说，祖代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尚且不能确定。青年一代的代际流动最能反映当前社会的流动性、公平性与社会的活力。对当前中国青年人代际职业流动的考察，可以准确判断出当前中国社会的流动状况、代际流动的动力机制，从而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调整既有的制度安排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性意见。基于此，本文借助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从职业流动视角分析了当代中国青年人的职业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青年的代际流动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初职职业阶层获得上看，青年人的社会流动模式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对于青年人获得的第一份职业阶层来说，不仅父辈的社会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祖辈的社会地位也发挥重要的影响，即不仅仅“拼爹”，还需要“拼爷”。从孙代现职来看，祖辈职业阶层对孙代当前的职业阶层并不存在直接的影响效应。但是祖代职业阶层通过影响初职进而间接影响孙代职业阶层的获得。因此，当前社会应当谨防未来阶层固化在纵向的扩展。
二、当代青年的职业阶层分布
本文定义的青年人是指在被调查时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群体，即1977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与媒体所称“80后”“90后”的年龄基本重合。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简称CLDS）2012年调查数据1。此次共调查了10612个家庭。调查以户主为主线，追溯了三代人的职业情况。剔除祖代（G）、父代（F）、孙代（C）三代信息不全、孙代目前在上学以及年龄小于16周岁和大于35周岁的劳动力样本，最后进入分析的样本为1144个。一般而言，职业阶层可以划分为五类：农业阶层、工人阶层、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专业技术阶层、管理阶层。考虑数据样本不够大，以及祖代、父代在某些职业阶层中的分布不均匀，较多的职业阶层分类容易导致单元格内频数较少，对分析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因此，本文参照李路路他们的做法，在实际分析中把职业阶层前后两类分别合并，形成（Ⅰ）体力劳动阶层，主要包括农民和体力
1感谢中山大学城市调查中心提供的数据支持，本文文责自负。
工人；（Ⅱ）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包括个体户、普通办事人员、非体力专业辅助人员等；（Ⅲ）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包括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李路路、 朱斌，2015）。
（一）总体的职业阶层分布
表1统计的是青年群体与非青年群体的职业阶层分布状况。以初职为例，青年群体中，15.89%的劳动者为体力劳动阶层（I），56.54%的劳动者为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Ⅱ），27.57%的劳动者为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Ⅲ）；现职中，则只有8.74%的劳动者为体力劳动阶层（I），63.98%的劳动者为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Ⅱ），27.28%的劳动者为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Ⅲ）。相比于他们的前辈，青年劳动者无论是初职还是现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比例大幅度减少，从事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和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应该说，市场化与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分工发展使得更多的青年一代人从中受益，造成更多的职业阶层流动。相比于初职，现职中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比例下降了7.15个百分点。总体的职业分布表明，受益于市场化和现代化，青年群体在职业阶层分布上比老一辈更趋于合理，表现为非体力职业阶层比例的上升。
（二）不同教育背景下青年群体的职业阶层分布
表2显示了青年人不同教育水平下的职业阶层分布状况。总体来看，教育水平与职业阶层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1从初职来看，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青年人中，绝大部分的劳动者的职业阶层较低，23.59%的劳动者的职业阶层为体力劳动阶层， 71.13%的劳动者为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只有5.28%的劳动者是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相比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青年，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人中体力劳动阶层的比例有所下降，为11.25%，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和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的比例有所上升，分别为76.98%和11.76%。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人，进入体力劳动阶层的比例很小，不到2%，71.85%的人进入到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26.16%的进入到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来说，超过六成的人进入到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几乎没有人进入到体力劳动阶层。对现职来说，教育与职业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类似的规律，
1对青年人不同教育水平与职业阶层分布的卡方检验值为：Pearson x2= 389.74（df=12，Pr=0.000）。
教育程度越高进入高职业阶层的比例就越大。以大学文化程度的青年人为例，只有极少数人流入到体力劳动阶层（占4.78%），大部分属于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占36.24%）和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占58.99%）。相比较而言，小学、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有更多比例的人流入到较低职业阶层。因此，无论从初职还是现职看，教育与职业阶层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表现为文化程度越高，初职和现职阶层越高。
（三）初职阶层与代内职业流动
表3显示了青年人的初次职业阶层分布与当前职业阶层分布的关系。总体来看，初职与现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初职阶层越高，现职阶层越高的比例越大。初职为体力劳动阶层的青年人，80.7%的现职依旧为体力劳动阶层，14.04%的人向上流动到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5.26%的人向上流动到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初职为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的青年人，11.41%的人向下流动到了体力劳动阶层， 70.92%的人依旧为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17.67%的人则实现了向上流动，进入到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初职为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的青年，向下流动到体力劳动阶层的比例为5.35%，流动到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的比例为37.18%，未曾流动的比例为57.46%。从青年群体的代内职业流动可以看出，一是青年群体的初职与现职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青年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能够实现职业上的向上流动，但部分青年人则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失利，从较高职业阶层沦落到较低职业阶层。二是虽然青年人的初职阶层与现职阶层之间发生了变化，但总体上维持度较高比例的职业阶层继承特征，初职阶层越高的人现职也越高，即社会生活中所讲的起点非常重要。
三、青年人的职业代际流动模式
（一）祖代对孙代初职流动的影响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给青年劳动者带来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未考虑控制父代职业阶层的情况下，表4展示的是祖代职业阶层到孙代初职阶层的流出率。总体上，祖代-孙代之间的流动性较大，但如果祖代职业阶层低，则孙代进入低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较大。以祖代职业阶层为体力劳动阶层为例，10.99%的孙代依旧是体力劳动阶层，66.06%的孙代进入到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22.95%的孙代进入到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祖代为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中，几乎没有孙代流入到体力劳动阶层中，64.44%的孙代继续保留祖代的职业阶层位置，35.56%的孙代实现了职业阶层的向上流动；祖代为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中，52.38%的孙代未能保住祖辈的优势，向下流入到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中，47.62%的孙代能够继承祖代的职业阶层优势，但几乎没有孙代会流入到体力劳动阶层中。由此可见，当代青年人中的代际继承总体上多代的特征并不明显，受市场转型带来的机会优势，孙代向上流动机会增多，即使是低职业阶层（体力劳动阶层）的孙代，也大部分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呈现出较大的阶层流动性。
（二）祖代对孙代现职流动的影响
相比于初职，现职更能反映青年人的职业成就。未考虑控制父代职业阶层的情况下，表5展示的是祖代职业到孙代现职职业阶层的流出率。总体上，祖代-孙代之间的流动性较大，代际职业继承效应不明显。以祖代职业阶层为体力劳动阶层为例，19.21%的孙代依旧是体力劳动阶层，57.3%的孙代进入到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23.48%的孙代进入到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祖代为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中， 4%的孙代流入到体力劳动阶层中，66%的孙代继续保留祖代的职业阶层位置，30%的孙代实现了职业阶层上的向上流动；祖代为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中，3.79%的孙代向下流动到体力劳动阶层，55.3%的孙代流入到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40.91%的孙代能够继承祖代的职业阶层优势。由此可见，当代青年人中的代际继承总体上多代的特征并不明显，但相比于那些祖代职业阶层更高的青年人，祖代职业阶层为体力劳动阶层的青年进入到高职业阶层的比例要小得多。多代之间的职业代际继承效应并不明显，证据尚不能判断中国进入到了一个阶层固化的时代。
（三）控制父代职业下青年人的职业流动模式
表4和表5展示的是未控制父代的职业阶层下祖代-孙代的流动模式，当控制父代职业阶层的情况下祖代-孙代的职业分布是否发生变化呢？祖代-孙代之间的显著相关可能是由于测量误差造成，一旦考虑到更多的父代的特征，这种净效应可能并不存在。图1是当控制父代的职业阶层的情况下，祖代—孙代的职业阶层流出比例图。以初职为例，父代职业阶层为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的青年，无论祖代职业阶层的高低，孙代的初职职业阶层为高级体力阶层的比例较高，且很少孙代向下流动到体力劳动阶层，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图1中左图第一到三个条形图）；父代职业阶层为中间职业阶层的青年人，如果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则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比例越大（图1中左图第四到六个条形图）；父代职业阶层为体力劳动阶层，则无论祖代职业阶层高低，总体上，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都较小，但祖代职业阶层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祖辈职业阶层越高，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图1中左图第七到九个条形图）。由此可以看出，父代的优势继承效应很明显，且祖代具有调节效应，即使在控制了父代的职业状况下，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初职职业阶层越高。
图1中右侧是控制父代职业下祖代-孙代的流出率图。控制父代职业阶层后，祖代职业阶层与孙代职业阶层之间的关联效应差异不太明显。例如在父代职业阶层为体力劳动阶层中，即使祖辈职业阶层较
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优势并不明显。这可能是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个体在工作后通过自身的努力，扭转了既有的劣势，降低了社会总体的代际继承性。由此可以看出，祖代的效应更可能只停留在初职获得上，而对现职获得来说效应可能降低或者变得不明显。
四、当代青年职业获得的机制
前文所述祖代对孙代职业阶层的相关性并没有考虑到父代的政治身份、教育水平以及个体的自致性因素等，因此，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净相关还需要考虑控制更多的变量。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祖代、父代背景对孙代的职业阶层的影响，本文选择使用定序logit模型来分析孙代初职获得的机制。
（一）祖代职业阶层的效应
模型F0表示的是在考虑到父代因素的情况下，祖代职业阶层对孙代初职获得的影响。模型F1是在模型F0的基础上考虑了孙代自身的自致性因素后祖代职业阶层的净效应。模型C0表示的是控制父代因素和孙代自身因素后，祖辈职业阶层对孙代现职获得的影响。嵌套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父代因素和孙代的自致性因素后，祖代职业阶层显著正向影响孙代初职的获得。即祖代的职业阶层越高，孙代初职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但是祖代职业阶层对孙代现职获得并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中国目前处于转型中，社会流动依旧较强，多代累积的优势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传统的代际流动观点认为，家庭累积的优势或劣势主要通过再生产和统治机制而被放大，从而出现多代效应。因此，多代效应更应该存在长期稳定的社会里。近代中国经历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改革开放两个大的转型，极大地改变了既有的社会分层秩序。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由于代际优势或劣势积累的时间尚短，代际流动的效应理应局限于两代之间，但实证结果表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青年人，初职获得越来越依赖于家庭背景，在初职获得上已经不仅仅要开始“拼爹”，甚至还要开始“拼爷”。在现职获得上，祖代的职业阶层对孙代现职的影响并不显著，直接效应不存在。但这并不是说祖代的影响不重要，因为孙代初职获得正向且显著地影响现职的获得，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祖代的直接效应不存在了，但很大的可能是祖代职业阶层通过影响初职获得而间接影响孙代的现职获得。
（二）父代以及孙代的自致效应
模型F1和C1的系数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因素中父代的职业阶层和教育水平显著正向地影响孙代初职的获得和现职获得，父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初职和现职获得更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控制其他变量后，父代的教育程度则对子代职业阶层的获得无显著影响，这是因为文化资本的传递很可能是通过对后代的教育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其职业阶层的。
从孙代的自身特征来看，政治面貌和教育程度对初职获得和现职获得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从教育因素来看，无疑教育对职业阶层的获得无论是初职还是现职都有显著影响，教育是个体通往更高职业阶层的“敲门砖”。但是，教育一方面既是获得职业阶层的重要的自致性因素，又是优势阶层实现优势地位继承的再生产机制（李煜，2006）。如图2所示，孙代的教育年数越高，孙代初职和现职进入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的可能性越大，进入体力劳动阶层的可能性越小。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对进入一般非体
力劳动阶层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进入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的可能性越大，但教育年数大于12年即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后进入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的可能性慢慢下降，这是因为接受过高教育水平的孙代更可能进入到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此外，入党作为一项人才筛选机制，党员身份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精英身份，能够入党的那群人本身是一些在能力方面都比较出众的人，因此，拥有党员身份的孙代的初职和现职职业阶层也更高。
但教育在扮演自致性角色的同时，也是优势阶层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机制。教育获得深受家庭背景的影响，表7的回归结果显示，祖代的职业阶层和父代的职业阶层、教育水平、党员身份都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孙代的教育获得，这意味着优势家庭背景的子女更有可能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祖父母和父母通过影响后代的教育从而间接影响其职业阶层获得。
五、结论与启示
青年人的社会流动状况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青年人的社会流动存在着复杂性：一是孙代初职职业阶层的获得越来越受家庭背景的影响，表现为初职获得从传统的受两代人影响扩展到三代人，进入好职业不仅仅要“拼爹”，还需要“拼爷”；二是祖代的继承效应在孙代现职职业阶层的获得中消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际累积的优势，但需要注意的是祖代可能往往通过影响孙代职业阶层获得方式进而间接影响孙代的职业流动；三是以党员身份和教育程度为代表的自致性因素在孙代职业阶层的获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拥有党员身份和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可能获得更高的职业阶层。总体而言，当代中国青年的代际流动状态是复杂的，同时存在着以自致性特征为代表的市场化逻辑和代际继承为特征的再生产逻辑。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扩展家庭或者来自扩展家庭成员互相支持占据主要地位的社会（Chu & Yu， 2010），相比于西方国家，祖代对孙代的支持和影响可能更大，因此多代的继承效应可能更为明显。本
文的数据结果显示，从青年一代的职业获得来看，祖代对孙代的初职获得有显著的净效应，即初职获得中存在多代流动效应，但仅就此下结论说中国已经进入“拼爷”时代还为时尚早，因为从对现职职业阶层来看，祖代对孙代的现职获得并无显著效应，代际流动只局限于两代之间，此外，教育因素是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阶梯。笔者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定型化、结构刚性化不同，由于中国经历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社会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市场化改革后，经济迅速发展，职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机会空间得以释放，社会流动性增强，因此，多代流动的效应在现职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但不可忽视的是，初职的多代继承效应已经在青年一代中凸显，父代的职业阶层显著影响子代的职业获得，故而中国青年人的代际流动事实上已经是以代际继承为主，且未来并不排除进一步有多代累积效应扩散的风险，且未来阶层固化有可能在纵向扩展。任何一个经济稳定的社会，代际继承都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模式，因此，如何在稳定社会结构和防止阶层固化中寻找社会流动之路，是国家在制度设计上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基于实证结果，笔者以为可以通过提高教育公平性方面来降低家庭背景对子女职业阶层获得的影响，如扩大公共教育覆盖率和降低不同学校、不同地区教育资源不平等。
本文从多代流动视角对当代青年职业代际流动的探索性分析有助于更清晰认识家庭背景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初职阶层和现职阶层的分析也有助于澄清中国代际流动中是否存在多代效应的问题。但本文受限于经验数据，职业阶层划分比较粗糙，忽略了职业阶层大类内部的差异，更为细致的职业阶层划分需要更好的数据质量和更大的样本量。此外，多代的家庭背景、教育获取、职业阶层的内在作用机制相比两代的代际流动更为复杂，对其内在机制的分析需要更复杂的模型和更好的数据质量，有待于将来的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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