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婚化社会下农村男青年的早婚问题研究
［摘要］晚婚化是转型期我国青年婚姻问题最明显的体现。而基于对豫南南部W村的调研却发现，
当地男青年多数在20岁（虚岁）之前就已结婚生子。探究其成因机制得知：农村婚姻市场上适婚女性
资源匮乏，催生了男青年及其父母对能否顺利成婚的焦虑和担忧，通过提早婚姻进入的时间，男青年可
纵向延伸其在婚姻市场上的择偶时间，提高婚配成功的机率和可能，避免“打光棍”的风险；受近年来
农村婚姻市场上彩礼“一年一个价”的驱使，男青年通过早婚，可减轻每年上涨的“附加”彩礼对其家
庭的盘剥和压榨。在此基础上，文章得出婚姻挤压促使农村男青年早婚上演的相关结论。最后，文章指
出早婚对青年人正常的学校教育、代际关系以及婚姻稳定等所造成的一系列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晚婚化；婚姻挤压；农村男青年；早婚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3.009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3-0081-10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青年人的初婚年龄总体上持续延后，即大多数人选择晚婚（高颖、张秀兰，2012），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趋势，即使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也加入到了晚婚的行列（蒋平，2010）。据“六普”数据显示，我国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由1990年的23.57岁和22.02岁上升至2010年的25.86岁和23.89岁（陆杰华、王笑菲，2013）。受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低生育背景下二胎生育、性别平等和老龄化之间的张力：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15AZD08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会光，上海大学社会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婚姻家庭、青年社会学。
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适婚青年无论是自愿延后还是被迫推迟，他们的晚婚甚至不婚行为，势必都推动了我国晚婚化社会的到来。“大龄未婚”、城市“剩女”、农村“光棍”等群体的不断涌现，凸显了我国晚婚化的发展趋势。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高于正常水平（李树茁、果臻，2013）。长期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导致了婚姻市场中男性的过剩和男性婚姻挤压的出现（刘利鸽，2017），部分男青年被迫推迟结婚，甚至终身不婚（邓国胜，2000；郭显超，2008）。显然，该观点是从婚姻挤压的结果看到了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的“弱势地位”，而遗憾的是，学界却忽视了在晚婚化的社会下男青年在婚姻挤压过程中的能动性和策略性——早婚1。
事实上，我国自古就是一个早婚和普婚型的国家（Ji&Yeung，2014）。上世纪80、90年代，为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早婚问题曾得到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进入新世纪，伴随我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以及“421”家庭养老问题的凸显，对人口过快增长的担忧逐渐转为对人口负增长的恐慌，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开始有了松动，早婚似乎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然而近年来，部分学者的研究却发现，农村青年的结婚年龄基本维持在20岁左右（沈剑，2013；尹子文，2010；范成杰、杨燕飞，2013；刘升，2014），农村重现早婚高潮，早婚率甚至已经逼近80年代的水平（王德福，2012）。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早婚现象已占成婚总数的20%~50%，个别地区甚至高达80%（韩沛锟，2011）。
笔者基于对豫南南部W村的实地调研也发现，当地男青年的早婚现象相当普遍，多数男性在20岁（虚岁）之前就已结婚生子，且该现象还在愈演愈烈。那么，在我国晚婚化社会的背景下，农村中为什么还存在早婚？早婚生成的逻辑机制是什么？如何正视农村中的早婚现象？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探讨，正是本文的问题意识之所在。
二、文献述评
关于农村青年早婚现象的解释，既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90年代，通过梳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归因：1.经济发展水平论。该观点指出，改革开放后，伴随我国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刺激了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男性青年通过提早结婚，迎娶媳妇，可帮助家庭增加劳动力资源（杨子慧、沙吉才，1990；王拥军，1991；李义新、张华清，1994）；2.生理成熟提前论。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青少年性成熟提前，萌发早恋思想，易发生早婚（王拥军， 1991；王敏、何子祥，1988；严梅福、石人炳，1995）；3.封建思想残存论。有学者认为，子女早婚是父辈们封建婚姻观念残存的体现。农村中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孩子十七、
1本研究中的早婚是指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1980年《婚姻法》规定）而结婚的现象。
十八岁不结婚，街坊邻居就会说闲话，而早婚，不仅可以了却父母的心愿，而且还可以免于社会舆论的压力（王拥军，1991；朱洪峰，1992；熊小琴、曹诗权，1993；田遇春，1994）；4.政府管理不力论。该观点认为，一方面，我国婚姻法中缺少了对早婚者处罚和制裁的规定，由此导致了“早婚无人问，非法婚姻没人管”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部分基层干部对新婚姻法（同1950年的婚姻法相比）的宣传力度不到位，且他们在执法过程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仅仅以罚款了事的做法，催生了早婚现象（李义新、张华清，1994；熊小琴、曹诗权，1993；田遇春，1994）。
进入21世纪后，学界鲜有对早婚成因的系统探讨，仅有的研究也主要围绕“代内剥削”和“代际剥削”的理论视角来展开。“代内剥削”的观点认为，农村女性的早婚是父母实施家庭策略的结果——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因支付不起儿子结婚时的高额彩礼，不得不逼迫女儿实施早婚，进而将出嫁女儿所获取的彩礼用以为儿子娶媳妇（陶自祥，2011）。“代际剥削”的解释是，农村青年的早婚是养老倒逼的结果，即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务（为子女成婚），以便趁年轻力壮时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源，而子女在接受父母早婚要求的同时也通过婚姻向父母索取了大量财产，代际之间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现（王德福，2012）。
综观现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既有的研究在早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上作了有益的探讨，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依据，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首先，上世纪80、90年代学者们对农村青年早婚现象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已不适用于当今社会中的早婚问题。其次，陶自祥（2011）和王德福（2012）对农村青年早婚现象的阐释在当前也值得进一步的商榷。陶自祥（2011）对农村女性早婚现象的解释是建立在前计划生育时代多子女家庭成员的基础之上，伴有“父母包办婚姻”的色彩，女孩仅被看作是父母为儿子娶媳妇时的敛财“工具”，女性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压制。但自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农村社会中由代内剥削造成的女性早婚现象已基本消除。同时，王德福（2012）在对早婚成因的理解上，主要是着眼于家庭内部因素的探讨上，突出强调了父母在儿子早婚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而实际上，早婚不单单是父母的作用和驱使，更主要的还必须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文化、社会背景等外在的环境因素。再次，近年来，学界对现今农村中的早婚现象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目前仍未有学者对晚婚化社会中的农村早婚现象做出解释。故而，笔者试图从这一背景出发，以当前农村社会中的早婚男青年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的早婚动机，进一步探讨早婚生成的逻辑机制，以期推动该领域相关研究的开展。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以豫南南部某农村为研究对象，遵循学术惯例将之处理为W村。该村位于河南南部的平原地区，现有7个村民小组，总人口约2300人。由于距县城较远，交通不便，因此，村
庄土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农作物以小麦、玉米种植为主。上世纪60~80年代，W村村民的经济来源以家庭制造业和农业生产为主，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该村庄的制造业逐渐衰落，如今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父母一代则在家从事农业生产。
对于研究资料的搜集，本文主要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的形式进行。访谈对象主要包括村庄早婚男青年、早婚青年父母、现任村委会主任、村庄教师、媒人、普通村民等。对以上受访对象，笔者拟定了3份1内容不同的访谈提纲，以期增强访谈内容的针对性和全面性。具体访谈内容包括：（a）早婚青年的家庭成员构成、家庭经济状况、早婚青年的文化程度、早婚原因、彩礼认知等；（b）村庄的基本概况、村民的收入来源、婴儿的出生性别比、青年群体的受教育状况、通婚圈的变化等；（c）村民对早婚现象的看法、婚姻市场上的彩礼要价、早婚的现状及成因等。
资料搜集过程中，笔者在征求受访对象同意的基础上，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全程录音，而后将录音转为文字，得到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个案数目的确定上，随着早婚青年个案数量的增加，搜集到的资料的同质性也越来越高，此时笔者意识到样本已趋于饱和，于是结束了对研究资料的搜集。现将13位早婚男青年的基本资料呈现如下：
四、早婚生成的逻辑机制
前文述及，晚婚化的社会背景下，目前学界仅是从婚姻挤压的结果中看到了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的
1由于早婚男青年是本研究的核心受访对象，因而单独拟定一份访谈提纲；考虑到村庄教师对整个村庄的情况比较了解，故村庄教师和现任村主任共用一份访谈提纲；早婚青年父母、媒人和普通群众共用一份访谈提纲。
“弱势地位”。很明显，该观点是将男青年置于一个被动接受挤压结果的位置，却忽视了其在婚姻挤压过程中的能动性和策略性——早婚。因此，笔者从婚姻挤压的过程出发理解和考察农村社会中男青年的早婚现象。那么，在此过程下，早婚现象的逻辑机制是如何生成的呢？接下来，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如图1）。
（一）适婚女性匮乏而提早婚姻进入时间
婚姻时间（Marriage Timing）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Oppenheimer（1988）提出。她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个维度对婚姻进入的时间问题进行了探讨。她认为，在男性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社会中，男性进入婚姻时间的早晚受制于自身的经济水平和就业状况。“确定”的经济地位和相对稳定的职业发展能提早男性进入婚姻的时间，否则，则会推迟婚姻进入的时间。
根据Oppenheimer的论述，笔者结合实地的调查发现，W村男青年进入婚姻的时间与其观点并不一致。从现实情况来看，早婚男青年因自身文化程度较低1和劳动专业技能欠缺，他们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中往往因缺乏竞争力而处于“被选择”的境地，个人职业发展受限，充斥着较大的不稳定性。访谈中，有10位早婚青年均表示因没有稳定的工作，婚前曾多地辗转。
对他们而言，正是由于职业发展受限，自身的经济状况相对来说较为“不稳定”。由此，在学理层面，按照Oppenheimer的观点，W村的未婚男青年应当推迟结婚。而事实上，该村男青年却提早婚姻进入的时间，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了鸿沟。此时，田野调查资料为我们理解早婚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了事实依据。
wsb，现年19岁，已结婚近4年，育有一儿一女。他曾告诉我们“在农村，不敢晚（婚），晚（婚）的话就可能找不到媳妇了。现在农村中女孩那么少，晚结婚的话，女孩可能就被其他家庭抢走了”（个案7）。婚前，他也曾在北京、河北等地打工。期间，通过QQ聊天认识小自己两岁的妻子（其
1从表1可以看出，13位早婚男性青年中，仅有wsh读了高中（高二），其余12位均未读高中就辍学而外出打工。
所在村庄与W村相邻），很快两人开始同居。不久，女孩怀孕，wsb的爸妈非常欣喜。两人（wsb和女方）就在既没有婚姻登记也没有举办仪式的情况下，女方于14岁时在wsb老家生下一个女孩。后来，为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可，wsb父母就将儿子的婚礼同孙女的满月喜酒一起置办。在村民们看来，wsb家“捡了个大便宜”，因为此举能帮助家庭省不少的花销。
当我们继续追问“您是如何看待农村中的早婚现象的？”这一问题时，wsb的回答是：“早婚在农村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啊，农村人不像城市人，为了工作和事业可以晚几年结婚。对农村人来说，既然没什么稳定的工作，反正迟早都是要结婚的，况且早结婚的话还能防止‘打光棍’，所以，在农村还是早点结婚好”（个案7）。家中兄弟两个，在20岁时结婚的老大wdf也认为“男孩20岁结婚已经算是晚的了，不能再晚于20岁了，再晚还去哪里找对象啊？现在女孩基本上18岁就结婚了，19岁以上的女孩就很少了”（个案10）。初中毕业后曾参军两年的wkn也说“如果不是因为当兵耽误了两年时间，我应该也会在17~18岁就结婚了，根本不可能到21岁才结婚的”（个案13）。
我们从该村一名初中教师那里也了解到，W村及其周围的几个村庄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孩大都从16岁（虚岁）就开始相亲，16~19岁被当地村民看作是相亲结婚的“黄金时间”。
“如果有男孩（不包括农村大学生）过了20岁还没找到对象的话，基本上可判定其为‘光棍汉’了。因为和他同一代的女孩不可能有超过20岁还没结婚的，而比他小几岁的女孩，她们这一代就已经有足够多的男孩可以挑选了，她们又何必选择上一代‘剩下来的’，还是比自己大几岁的‘劣质’男孩作为对象呢，因此说，农村男孩不可能晚婚，这都是受形势所迫”（初中教师，男，50岁）。
从个案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得知，W村的男青年正经历着严重的婚姻挤压，20岁是成婚与否的关键期和分水岭。男青年的早婚行动是其应对婚姻挤压的策略性选择，体现了他们对能否顺利成婚的焦虑和担忧。同时，在对村庄教师的访谈中，我们也发现，W村男青年的早婚现象也是其能动选择的结果。面对男多女少的婚配困境，男青年通过主动提早婚姻进入的时间，可纵向延伸其在婚姻市场上的择偶时间，提高婚配成功的机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正视，那些由婚姻挤压所造成的“大龄”未婚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的不利处境，他们的婚姻问题及其衍生的其他社会问题也值得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进一步深入探讨，笔者认为，W村男青年早婚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当地严重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受当地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心理驱使，在村民们看来，“生5个闺女的家庭不如生1个男孩”，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男孩的家庭会被别人看不起，一辈子抬不起头”。因此，当地普遍以生育男孩为荣，生育女孩则被认为是“没面子的事儿”。加之，20世纪80、90年代，受当地严格贯彻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村民们大肆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选择出生性别。毋庸置疑，这必然导致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由此，男性青年的婚姻挤压问题在所难免，早婚也就成了一种应激选择。
此外，调查中我们也发现，W村中因个人相貌原因、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名声问题等所导致的过了20岁还没找到媳妇的男青年也不在少数。按照村民们的说法，“他们几乎不可能再找到媳妇了”。该群
体的广泛存在，对于20岁之前的未婚男青年及其父母来说，无疑是一种警示和鞭笞——身边鲜活的“光棍”事例，迫使他们不得不趁早相亲结婚，以免沦落到“光棍”的行列，由此，早婚现象得以蔓延。
（二）规避彩礼逐年高涨导致的“附加”彩礼盘剥
婚姻挤压过程中，彩礼逐年高涨是近年来农村婚姻市场上的重要表征。受婚姻挤压影响，女方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卖方市场”，掌握话语权力，可“任性”地提高自我身价，相反，男性劣势地位明显，受到女方的牵制和约束。笔者调研所在的W村也不例外，结婚彩礼也呈现出明显的上涨趋势，且“一年一个价”，这与王德福（2012）在对豫东西村的调研中所观察到的“一年一个行情”不谋而合。
对W村的男青年来说，在经媒人介绍而结婚的情况下，从相亲到结婚要经过一整套复杂的程序和步骤：小见面→大见面→定亲→汇亲1→迎娶（结婚），且每个环节，男方都要给女方支付数额不等的礼金。就汇亲环节的“干礼”来说，2008年前后流行的6600、8800、9900（元）的彩礼风俗，在2012年左右已被6万6、8万8、9万9的要价所取代。更为甚者，2014年至今，12万8、16万8的“干礼”在当地婚姻市场上也屡见不鲜。表2呈现了早婚男青年不同结婚年份的彩礼总花销。从中可以看出，总体上，从2008年到2016年，结婚的彩礼总花销呈明显的上涨趋势。所以，对男方家庭来说，早婚，意味着其可减少每年上涨的“附加”彩礼对他们的压榨和盘剥。
例如，wlg，2009年结婚，比法定婚龄提早了2年4个月。他结婚时的彩礼总花销为5~6万左右，而干礼占了4万多。
“4万多的干礼在当时已经算是高的了，现在结婚，干礼至少也得十几万，何况现在结婚时女方还要求买轿车，我和我媳妇在结婚时还不时兴这个要求呢……不管怎么说，彩礼只会越来越高，不会减少”（个案4）。
一位熟悉村庄彩礼行情的媒婆也向笔者讲述了刚刚经她介绍而结婚的一男青年。该青年长相不是很
1在该环节中，男女双方的亲朋好友聚到一起，相互认识，共同商定结婚事宜。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商定彩礼钱拿多少的问题。当地人管该环节中的彩礼叫做“干礼”，它是整套结婚流程中彩礼花销最多的一环。
出众，家庭经济条件也一般，但父母就他这么一个男孩，为了能给他娶上媳妇，家里东拼西凑还是新盖了二层楼房，添置了轿车，最终结婚时女方又要了16万8的干礼。
“前两年还时兴6万6、8万8、9万9的干礼呢，现在基本行不通了，就连结婚时女方索要的‘三金’ （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现在也都升级为‘四金’了（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链）。所以说，（男孩）提前结婚的话，能给家里省不少钱呢”（村庄媒婆，女，52岁）。
正如个案4和村庄媒婆所提到的那样，倘若再包括车、房以及其他费用支出，“从相亲到结婚，加上盖房子、买车，娶个媳妇至少得需要50万”。当笔者问及这么高的彩礼农村家庭是否能承担得起时，受访者的普遍回答是“家里没有钱，鼓着肚子撑也要撑”（意为没有钱的话，即使向别人借钱也要“粉刷门面”，装出自己很有钱的样子，这样，媒人才会愿意上门提亲）。
但我们在调查中也了解到，在父母借钱为儿子娶媳妇后，儿子是不会替父母还债的。因为，一方面儿子年龄小，玩心大，责任感缺乏，在外打工根本挣不到多少钱；另一方面，结婚，意味着新家庭的成立，儿媳并不认为自己的小家庭应当承担还债的义务。因此，沉重的债务负担只能落在父母的肩上，靠父母慢慢偿还。所以，在W村，父母也希望儿子早婚，“早婚对他们的意义在于可以减轻‘剥削’的程度”（王德福，2012）。
由此，笔者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婚姻挤压催生的高额彩礼加速了农村中的早婚现象。面对婚姻市场上逐年高涨的结婚彩礼，男青年以早婚的行动策略规避每年上涨的“附加”彩礼对其的盘剥和压榨，这一行动背后反映的是农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和农民个体自我的心理调适性。高额彩礼重压之下，男方家庭难忍重负，主动提早婚姻进入时间，且一旦相亲成功后，男方家庭便会立即提出结婚的请求，这样，他们不仅能够减少“夜长梦多”（倘若相亲成功后不立即结婚，男方家庭往往会担心女方有反悔的可能）的困扰，同时还能降低婚前男方到女方家频繁“走亲戚”的费用支出。因此，可以说，农村男青年的早婚现象是建立在家庭经济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五、早婚现象的社会影响
（一）阻碍青年人正常的学校教育
16~20岁本正值青年人接受文化知识，享受学校教育的大好时光。但农村中却将此年龄段看作是择偶、结婚的关键时机。这样，对未婚青年来说，他们就要在上学和结婚二者之间做出抉择。因考虑到周围大龄未婚群体的广泛存在，加之在能否考上大学这一问题上又充斥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农村中的一些家长也认为“上学是小事，耽误了婚姻才是大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青年人往往便会放弃学校教育而主动加入到早婚的行列。由此来看，早婚是以牺牲青年人的教育获得为代价的，它阻碍了青年人正常的学校教育，扼杀了他们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和可能。
（二）助长农村“啃老”现象的发生
以往研究表明，为儿子娶上媳妇是父母人生任务完成的标志。但我们的调研发现，父母的责任远不止给儿子娶上媳妇，父母还要负责儿子婚后生活的其它方面。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儿子、儿媳由于缺乏稳定的工作，经济、生活等方面往往不能独立，仍需要得到父母的接济和帮助。另一方面，早婚往往伴随早育，儿子、儿媳在未充分考虑父母精神、经济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就将照料孩子的任务交由父母承担，而他们自己却逍遥自在，丝毫没有意识到生活的压力和责任。正如村民们所言“年轻人玩心大，只要父母还能干得动，他们根本不会操心”。所以，早婚青年因年龄小、责任意识不够，凡事都有父母在背后“撑腰”的现实，无疑在很大程度助长了他们的“啃老”行为，从而加重了父母的责任和负担。
（三）婚姻生活不稳定且离婚现象频发
前文提及，婚姻挤压之下，男青年在相亲成功后，为避免“夜长梦多”的困扰，往往会立即结婚。其结果是，双方在缺乏充分了解和必要沟通基础上的婚姻行为注定了他们婚后生活矛盾的频发，为婚姻破裂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早婚青年在结婚时还只是个“孩子”，年龄、心智等都还不成熟，对待婚姻大事可能只是抱着“好奇”“玩一玩”的心态，但日后随着心智的渐趋成熟和生活体验的倦怠，双方很可能因日常生活的小事而矛盾不断，进而产生“相看两不悦”的思想，以至萌生离婚的念头。调查中的个案9和个案12就是“闪婚闪离”的典型代表，最终，他们又重返“光棍”行列。
六、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婚姻挤压的视角为理解当前晚婚化社会下农村男青年的早婚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文章重点探讨了早婚现象的生成机制——农村婚姻市场上适婚女性资源匮乏，使得男青年面临潜在的“打光棍”风险，而通过提早婚姻进入的时间，男青年便可纵向延伸其在婚姻市场上的择偶时间，提高婚配成功的机率。另一方面，婚姻挤压催生的高额彩礼也进一步刺激了农村早婚现象的发生几率。受婚姻市场上彩礼“一年一个价”的驱使，通过实施早婚，男方家庭可减少每年上涨的“附加”彩礼对其造成的剥削和压榨。可见，农村男青年的早婚现象是农村家庭在适应婚姻市场环境变化的情况下能动选择的结果。这一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农村地区严重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农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指出了早婚对青年人正常的学校教育、代际关系以及婚姻稳定等造成的一系列的社会影响。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比如在个案选取上，我们没有纳入适婚男青年、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样本，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他们关于早婚感知的具体资料。另外，在研究问题上，我们仅讨论了农村男性青年的早婚现象，而并未涉及女性的早婚问题，而事实上，男性与女性的早婚是同时发生、相互伴随的，未来的研究可对晚婚化社会下女性的早婚问题作以考察。
同时，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在我国晚婚化的社会下，农村中再现早婚高潮，这一现象反映的是农村传统文化的泛起还是现代文明在农村中的式微？宏观上我国初婚年龄的普遍推迟与微观上农村早婚现象的并存，是否意味着我国的法定结婚年龄失效？早婚究竟是否还是社会问题？对此，尚需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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