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社工的流失与留驻：从“角色规制”到“身份认同”
［摘要］伴随着社会体制改革和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社会工作全面、系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
发展的进程。青年社工作为社会工作发展推进的主力军，其流失问题却日趋显著。这不仅关系到社工人才
队伍的稳定，还关系到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大局。青年社工的流失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源于社会结构与政
策制度通过“角色规制”形成的对青年社工的规范和约束而导致的角色退出。要使青年社工留驻，则要将
外在的“角色规制”转向内在的“身份认同”，克服工具理性的悖论，尊重青年社工的价值理性。通过主
体性重构与外部空间赋予，实现青年社工“社会自我”与“个体自我”的双向度身份认同及“作为人的社工”
和“作为社工的人”的完整统一。 ［关键词］角色规制；身份认同；青年社工；双向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4-0015-09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4.002
2008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推行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者作为一种职业类别正式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制度确认。截至2016年底，全国通过考试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达28.8万人（民政部，2017），距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提出的“到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ZDA 078）阶段性研究成果；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者职业生涯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7SJB1626）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闵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淮阴工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徐永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体制改革与非营利组织、社区建设与社会服务等。
2020年，我国一线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145万人”的目标尚有不小差距。而据全国各省的不完全统计，社会工作者的流失率均已普遍接近（部分已超过）20%的人才流失警戒线（方英，2015）。一方面，“进入”职业场域的人才沟壑尚待填补，另一方面，前期已迈入职业门槛的专业人才又大量“流失”致使社工队伍缺口被反复撕扯，构成了社工发展现实困境中的两难镜像。青年社工作为社工队伍中的高层次人才与中坚力量，其流失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队伍的结构稳定与专业水准。如何让青年社工“留驻”，成为社会工作事业持续生长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稳定充盈的关键议题。
本文无意从实践层面具体分析青年社工流失的宏观环境（包括制度规范、薪酬体系、社会认同等）与个体因素（如现实压力、职业规划、工作能力、心理预期等），而旨在对青年社工“流失”这一社会问题的本质作出现象学的归因与解释，并对问题的解决作出综合性回应。
一、“角色规制”：青年社工的流失之源
现象学主张应用本质还原的方法以廓清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念，通过深入、细微的内省分析，澄清含混的经验，从而获得各种不同的具体经验间的不变部分，即“现象本质”。为了获取现象本质，必须遵循“悬置”（epoch）原则，将一切有关客观与主观事物实在性的问题都存而不论，并把一切存在判断“加上括号”排除于考虑之外。按照现象学的理路，“青年社工”这一概念的本质至少可以做出两方面的解读，即“作为青年社工的人”和“作为人的青年社工”，前者强调角色的约束性，后者强调身份的主体性。
（一）社会角色的受动性是“角色规制”的内存逻辑
角色（role）一词由拉丁语rotula派生而来，20世纪20年代以前一直作为戏剧舞台用语使用。最早将其纳入社会学领域话语体系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其《论表演哲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互动情境之下的“角色扮演”概念。1936年，美国人类学家林顿（Ralph Linton）在《人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角色”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动者的一组规范。英国社会学家邓肯·米切尔（1987）把社会角色定义为“与社会职位、身份相联系的被期望的行为”……虽然诸多学者对角色一词作出了不同涵义的界定，从价值中立的立场来说，我们不对其作是非判断，它们都从一种视角强调了角色现象的一个侧面。而综观这些视角，则会发现它们存在着一种显著的共通性，即都是从“结构-个体”的关系层面强调了社会要求对个体回应的规制，体现了角色规范的受动性与非自主性，这也正揭示了“角色规制”的内存逻辑。
在当代社会变迁与国家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强制性维稳思路日益被社会治理思路所取代，由于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在理念（以人为本）与实践（服务与问题解决）层面存在显著的恰适性，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被拓出并逐步扩张，社会工作者也从“服务提供者”这一单一角色逐渐过渡至“社会
政策倡导者”“社会关系协调者”“社会福利实施者”等多重角色丛。然而，无论是单一角色还是多重角色，其本质都是“作为青年社工的人”的外在“角色规制”，而以“作为人的青年社工”为本质的“价值传递者”“生命影响者”“使命肩负者”等自我认同性身份却消弭其中。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是“角色规制”的内在危机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元范畴，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韦伯以社会行动为指向，提出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马克斯·韦伯，1997）。在工具理性的框架下，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前提是在手段与收益之间的理性权衡，换而言之，秉持工具理性的行动者，总是倾向于选择成本最小、效率最高和收益最大的行动。对照而言，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马克斯·韦伯，1997）。在价值理性框架下，行动者采取行动源于对价值的信仰，也终于价值的实现，而不考虑其现实效益与成本收益比。
诚然，在现代社会中，纯粹的价值理性几乎已无以觅踪（即便是在人类行为的历史中，价值理性也仅仅是作为理想类型的一种存在，纯粹的价值理性行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个体合目的、合规律的职业行动与社会实践的成功，必须实现个人精神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融合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对青年社工的需求是一种总体性的队伍需求，是一种规范性、技术性、功能性的集体需求，而青年社工作为“全人”的生活经验、心理认知、情感体验、价值追求上的主体存在感和个体差异性却被遮蔽或替代。在社会要求的宏大叙事框架下，青年社工的角色定位实质上只是社会建设与治理过程中某一（些）功能的承担者和实践者，它聚焦于目标达成和成效实现的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主体自我中价值取向、价值需求、价值判断等价值理性，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与断裂，暗含了“角色规制”的内在危机。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认同是青年社工的内生偏好
青年社工一代生长于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新时代标签下，对个体性、主体性和价值感的追求达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度，对工具与价值理性采取了双重认同的态度，两种理性共同渗透至其行动选择策略中。
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思域下，按照低成本高收益的逻辑，青年社工追求较高的薪酬待遇、职业认同和社会地位及较低的工作强度、职业压力和生活成本，而在现实层面所呈现出的真实样态却是高成本低收益的反向逻辑。由于结构性因素的限制（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不充分、地区发展不平衡、行业规范不成熟、梯队体系不完善、发展路线不明朗等）和个体性因素（知行脱节、经验短缺、能力不足、支持薄弱等）的拘囿，大量青年社工承担着高强度的工作任务和职业压力却无法实现相匹配的薪酬待遇和可预期的上升空间。在现实样态与理想逻辑的巨大偏差之下，出于理性选择的考量，部分青年社工趋向于
退出该职业群体，寻求角色的解脱和转移。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利他主义的社会行动，以人文关怀为圭臬，以助人自助为宗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本身就是价值理性的理想类型。青年社工通过专业有效的理念、方法与技巧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增强功能的同时达到个人主体性的实现和个体价值的圆满。然而，在当代社会治理语境中，社会工作的助人行动是一种在明确的政策动力推动下的“制度化实践”，青年社工的几乎所有资源都来源于制度支持，因此，在这一情势下，社会权力对社会工作本身的控制与对青年社工主体价值的压抑似乎无从规避。更为危险的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青年社工为了获取更多的制度支持与资源优势，在资源提供者与服务对象或自身价值产生立场与利益层面的冲突时，不得已选择了对官方政策的无条件顺应和对行业乱象的无原则盲从，而被迫放弃价值理性范畴内的公正性追求与社会批判精神。
无论是青年社工主动的出走还是被动的离开，这一群体流失现象的本质都是角色的退出和主客体关系的解体。“角色规制”掩盖了青年社工的真实自我，忽视了社工独有的价值情怀，剥夺了个人界定情境的权力，而权力来源所赋予的角色属性又常常与青年社工自身的身份认同不尽一致。社工工具理性的难以为继与价值理性的求而不得导致青年社工的自我认同危机凸显，因此，“出走”与“离开”也就成了无奈又必然的选择。
二、“身份认同”：青年社工的留驻之本
要摆脱理性悖论，使青年社工在职业场域中留驻，必然要超越宏大叙事和工具理性层面的“角色规制”，转而去关注青年社工自身是如何看待这一身份，即身份认同的议题上来。所谓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不同于角色确定层面对“我属于何类群体”及“我在群体内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问题的回答，它更侧重于“我是谁”及“我何以属于此类群体”这些问题的回应与确认。它一方面是对“个体自我”（我与他人的差别何在）的探求，即对“作为个性的身份认同”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自我”（我与他人的联系何在）的追寻，即对“作为共性的身份认同”的追求。
（一）“社会自我”与“个体自我”的统一：“身份认同”的核心
如同前文所述，角色规制主要着眼于“社会自我”的建构而放弃了“个体自我”的形塑，而身份认同则主张在“个体自我”形塑的基础上对“社会自我”进行自主认同与主体建构，体现了“作为青年社工的人”和“作为人的青年社工”的统一，包含着每一个青年社工作为独特的生命个体对自身属性的价值定义与对“自我”的反思。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2012）将“自我”区分为“主我”与“客我”：当一个人作为“主我”时，他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主体，它代表了人的自我中能动的部分。“客我”是按照有意义的他人和整个共同体的观点来设想和认识自我，它反映了法律、道德及共同体的组织规范和期望。正因为有了独一无二的“主我”，“客我”才能成为一个客体。对于青年社工而
言，完整的自我，既是“主我”意义上的内化角色又是“客我”意义上的社会角色，两者都包含在“自我”中，并在工作场域与生活世界中互相支持。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共同建构：“身份认同”的双重指向
与“角色规制”更多地受到工具理性主导相比，“身份认同”则蕴含了更多的价值理性。身份认同的过程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共同建构的过程。青年社工在强烈的利他主义与助人观念的驱动下与服务对象展开的社会互动，是一种既包含工具理性，又有显著价值理性意味的社会行动。首先，社会工作有着明确的目标导向，并提倡通过多方资源的协调与调动以达鹄，这与工具理性不无共通；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工作具有明显的利他而非利己取向（虽然社会工作者通过提供服务而获得一定数量的报酬，但这显然不同于商业活动中的“利己”），强调对服务对象的尊重、关怀和帮助，青年社工无论是在服务对象选择、目标界定、方案设计、实践过程、结果评估中，还是在贯穿其服务始终的职业伦理与价值观念上，都有着自身明确的价值界定和情感关怀，其中蕴含的价值理性不彰自明。
（三）双向建构：“身份认同”的本质特征
概而言之，青年社工的身份认同其本质特征是一种双向建构。从概念内涵上来看，身份认同更加强调“个体自我”和“社会自我”的整合统一；从角色特质上来看，身份认同更加强调“功能实现者”与“生命影响者”的双重定位；从价值取向上来看，身份认同更加强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完整集合。因此，只有实现从外在的“角色规制”到内在的“身份认同”的转变，才能充分尊重青年社工的“自我”，赋予其影响生命的价值和自我实现的意义。当社会对青年社工的期待与青年社工对自我的认知实现一致性整合时，青年社工对所从事的社会工作便会产生“事业感”而非“职业感”，“留驻”也就成为一种水到渠成的附加价值。
三、身份认同困境的历史性缘起与结构性原因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体制改革和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社会工作全面、系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青年社工作为社会工作发展推进的主力军，其流失问题却日趋显著。这不仅关系到社工人才队伍的稳定，还关系到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大局。身份认同的实现既是青年社工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对现代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然而，这一目标的达成并非易事，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说法，“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赖特·米尔斯，2016）。只有将青年社工的“个人困扰”与“历史性因素”（历时性层面）和“结构性因素”（共时性层面）结合起来，才能更为客观、理性、清晰地认识事情的全貌。青年社工身份认同的困境既有中国特有的历史性缘起，也有制度系统下的现实性原因。
（一）青年社工身份认同困境的历史性缘起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背景下，通过政府主导、教育推动和实务跟进等一系列独特的历史过程和体制变革实现的”（钱宁，2011）。2006年之前，我国社会工作具有“单兵突进”和“孤独领跑者”的特点。不管是职业化还是专业化，我国社会工作都长期处于国家制度与行政体制的依附地位，在社会功能的承担上也长时间扮演“拾遗补漏”或者“见缝插针”的模糊角色。为了尽快确立自身在正式体制中的地位，社会工作不断接盘政治体系改革中所释放出的职能空间，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摸索本土化发展模式。
2006年，中国社会工作迎来巨大发展契机。从经济的单向度发展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得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模式及其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也为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实务之间、社会工作理论与社会建设实践之间赢得了内在的互动机制和动力。社会工作教育由此不仅在规模上继续获得大踏步的发展，而且在教育层次、质量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对社会建设实践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决策，标志着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承担者这一正式角色得到制度性确认，紧接着民政部、原人事部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正式开启了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在国家制度层面的全面推进阶段。
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一个以政府主导、教育推进为特色，在行政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并存的基本局面不变的情况下，专业社会工作基本形成了嵌入现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制之中开展专业服务的“嵌入性发展”路径（王思斌、阮曾嫒琪，2009）。这一路径固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社会工作地位的确立发挥了主导性影响，但由于政府行政体系几乎掌握着社会工作赖以发展的所有资源（包括政策法规、职业准入制度、薪酬制度及组织规范等）和资源分配方式（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或岗位等），而社会工作又急于尽快通过对多项社会事务的介入与参与扩大党和政府对社会工作的认同度，直接导致了社会工作被行政体系过度“吸纳”，对资源非对称性依赖，自主性发展空间严重受限。青年社工的角色被无弹性地规制，主体性被极大忽略，身份认同感付诸阙如。
（二）青年社工身份认同困境的现实性原因
从现实层面来看，目前青年社工大多在社区与社会组织两大场域中开展专业社会工作。然而，这种专业性与纯粹性不管是在社区场域还是在社会组织内部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首先，在社区场域中，由于社工不仅要为社区居民与弱势群体提供专业服务，还要完成大量科层制度自上而下下达的行政任务。更有甚者，行政事务的庞杂与压力已对专业服务造成了时间、空间和精力上的绝对挤压，使得社区社工的服务型角色“镶入”而非只是“嵌入”行政体系中，即社工被“行政化”地固化为行政事务的服务者而非自主确定的服务对象的服务者。在服务目标上，“向上负责”替代了“对下负责”，对青年社工的专业理想和价值理性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其对自身主体性与独立性产生
怀疑，从而导致了身份认同的现实困境。
其次，在社会组织场域中，伴随着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制度释放出的大量显性资源和利益信号，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工机构进入到扎堆新生与急剧扩张的快速发展轨道。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的项目，诸多社会组织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项目策划、投标、竞标和日常运营中。管理主义话语盛行，科层制控制严密，社会工作服务本身的内涵被异化，社会工作者对社会组织的归属感和信任感也随之减弱。专业化追求和行政化倾向的悖论，使社会工作者身份认同的目标模糊，加剧了社工人才的流失（杨发祥、叶淑静，2016）。
四、主体性重构与外部空间赋予：青年社工的留驻之策
既然身份认同强调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的双向建构，那么青年社工走向身份认同的通达路径必然也包括自我的主体性重构与外部空间的赋予。
（一）身份认同的主体性重构
马克思指出，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还是实践的主体。人的主体性是在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和自身世界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青年社工在基层服务与社会实践中以“生命影响生命”，不仅得到来自服务对象的直接反馈与意义认同，也获得了正式制度的承认与认可，个体价值理性与情感体验在不断累积的经验与成就中被体认、赞同、巩固，逐渐建立起属于青年社工独特个体的主体性价值体系，这也正是青年社工在身份认同和职业意义追寻中的精神基石。
在这一基础上，青年社工获得自身主体性的另一重要要素则在于主体性话语体系的建构。即便是在当下的叙事结构中，“社工”仍然是个笼统而边界不清的称呼。它既可以指称社会工作专业，也可以指称社会工作职业；它既指代专业社会工作者，又指代社区工作者。边界的不清晰和内涵的不确定直接导致社工群体自我意识的模糊和专业价值的单薄。因此，要重建社会工作者主体性话语体系，必须首先厘清其专业性身份边界，确定身份准入门槛，树立青年社工的专业自信心与权威感。此外，由于社会工作的舶来性质，接受过专业高等教育的青年社工普遍受教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受西方价值伦理和知识体系浸润颇深，而这些内化后的个体性知识在遭遇当代中国具体实践时出现了诸多水土不服的症状。因此，立足本土经验，通过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重构专业领域的主体性话语体系，是青年社工重构主体性的重要切入口。
从青年社工的个体性层面来看，缺乏清晰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与科学规划是其身份认同和主体性建构的现实瓶颈。现行的《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和《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更多地从技术等级发展方向为青年社工做出了粗线条的指引，而在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上还缺乏具体的规划。美国职业生涯管理学家施恩（2003）提出了员工职业发展三维圆锥模型，将员工在组织内部的职
业发展表现为垂直的、向内的、水平的等三种线路。参照这一模型，结合本土经验，可将青年社工的发展路径进行多纬度策划，如从一线社工到督导者的“向内发展”路径、从一线社工到机构管理者的“垂直发展”路径、从单一领域社工到多领域专家的“水平发展”路径等，从而推动青年社工在可确定、可期待的职业发展路径下重构主体性与身份认同。
（二）身份认同的外部空间赋予
现实语境下的“角色规制”本质上是权力、资源、文化、组织、社群等对青年社工能动空间的限制。因此，要真正实现对青年社工主体能动性的释放，则必然要赋予其认知、理解和建构的外部空间。
首先，从事业赖以发展的资源来源与获取方式上来看，青年社工的权力极为有限。以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为例，在当前形势下，这是大多数社会组织最重要的资源来源，这一制度安排已成为当前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受当前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模式与行政改革中深层挑战的影响，各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是一种市场选择行为。其背后涉及到一个复杂的科层制度环境，折射了现有行政管理体系面对“社会”的基本逻辑（黄晓春，2017），青年社工在这一复杂环境中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因此，从权力和资源空间的释放层面而言，应赋予大多服务在一线的青年社工更多的话语权力与叙事机会。一方面赋予青年社工在正式制度生成与修正中的决策参与权，保障专业领域的话语权力，允许社工为自己代言，为行业发声。另一方面允许青年社工自主争取包括市场、社区、志愿力量在内的多方资源，并在制度框架内灵活掌握资源的分配与调度方式。
其次，在社区、社会组织等工作与生活场域内，要创造青年社工彼此交往与对话的生活世界空间。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 通过对意识哲学范式的解构及对主体性模式的批判，提出生活世界是社会团结和自我认同的空间来源。在生活世界中进行满足“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和理解性”四项有效性要求的交往行为可以促成“理想的言谈情境”，而“理想的言谈情境”是“自由和公共交往的条件”，是交往者实现自我同一性和集体认同感的重要条件。因此，建立青年社工自主交往空间（包括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可以有效隔离公共权力的侵入。通过公共领域平等的交流和自由的对话实现话语民主，既可以为青年社工创造自我表达，自主叙事的平台，又有助于形成彼此尊重、相互支持、同进共退的集体意识，从而为青年社工集“自我同一性”和“集体认同感”为一体的身份认同建构提供必要的生活世界空间。
五、结语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我国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及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并专门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其中既
包含了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需求，也蕴含了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尤其是有专业知识、有创新思维、有技术能力的高层次青年社工人才的需求。主体性的建构和身份认同的实现既是青年社工“留驻”的内在动力，也是新时代青年社工自信与活力的价值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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