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里的爱与光 / 徐海蛟

Youth Literature - - 气象 PHENOMENON - ⊙文 / 徐海蛟

我少年时代全部的黑暗都来自一场死亡。一九九二年夏天,年仅三十九岁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溘然长逝。那一年我十二岁,妹妹九岁。二十多年里,对于父亲的死我只字未提,我既无勇气反观那段漆黑的岁月,又不愿承认命运拟定的这项不公平条约。很长一个时期,我都感觉自己的心被死神猝不及防的恶作剧捅了一个大窟窿,生活的暖意哗哗地自那个窟窿里流走了。直到今天,当我成为另一个人的父亲,当我对命运的安排逐渐释然,才敢用文字触碰一九九二年的夏天。

生活是一瞬间黯淡下来的,黑夜降临,而一盏长明的灯永久熄灭了,我们的家顷刻没入了黑暗。父亲这个角色于所有人都意义不凡,于我们似乎更为重要,他几乎是全家唯一的依靠。我们的衣食来源,我们童年时代那点出自家庭的优越感,我们获得的尊重和礼遇,大多源于父亲。早在四年前,父亲将我们带离大山深处的村庄,在这个异地城

徐海蛟:一九八〇年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奖项。在《人民文学》《山花》《散文选刊》等刊物发表作品两百多万字。著有《纸上的故园》《此生有别》等十部书。

市的郊区开了一家小诊所。我们像刚刚移栽的植物,正腾挪开手脚,准备在新地方扎下根来。父亲剑走偏锋如有神助,他在自学中习得各种疗法,尝试中草药和西医结合,解决各样疑难杂症,几乎成为一个传奇。就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刻,死神粗暴地将他带离了人世。

这场灾难吹打着生活这艘平静的小船驶入了风雨飘摇的命运之海。母亲不识字,也没工作,但她得独自扛起一切。她顶着身体和内心的创痛,一边恸哭一边继续“生火做饭”,让一丁点暖意如余烬里的火星延续下去。当时母亲也是那场车祸的受害者之一,她与父亲同坐一辆三轮小货车去城市客车站换乘长途汽车,回故乡处理她弟弟的一桩倒霉的婚事。一辆大货车在黎明微弱的光线里像一颗昏昏沉沉中出膛的重磅炸弹,拦腰击中了父亲和母亲他们乘坐的三轮小货车。母亲在车祸中磕掉三颗牙齿,面部肌肉受到重创。但她很快自行离开医院,料理了父亲后事,没几天就到村里一个草席厂打工,在漫天尘土里挣下一点生活费,以帮助我们挨过漫长

的时日。

我们一家三口流落异地,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没有亲戚。亲戚们都在另一个城市,祖父母、外祖父、叔叔、舅舅……都相隔遥远。他们顶多会在过年前后来探望我们一下,随后就急匆匆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他们刚一走,我和妹妹短促的笑声就戛然而止了。我知道今天我用到“笑声”这个词语或许不准确,一九九二年夏天是一条沉重的分割线,往后的一个漫长时期,我们家鲜有笑声。如果说笑,我们也笑得非常节制,大多是在脸上现出一点点笑的迹象,一个笑还来不及完全绽放出神采和声响,我们心里大概都会升腾起“父亲不在了”的念头,草草地将笑收了。我们的心绷得紧紧的,悲伤以铺天盖地的方式占领了生活,仿佛涌上一个快乐的念头都是可耻的。

母亲会随时随地落泪,当别人提及父亲名字,说徐医生太可惜了,他还在的话,我孩子的病就不会这么折腾了,母亲会禁不住直抹眼泪;当草席厂管仓库的男人指责她一次领了三捆蔺草,而别人一次都领一捆,一心想多干点活的母亲也会禁不住落泪;每年小年夜,母亲都会郑重地备下一桌斋饭,以告慰另一个世界的父亲,母亲蹲在门边烧纸钱,口中喃喃唤起父亲的名字,一转身她又泣不成声了……我开始产生出一个长久的错觉,以为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呈现出暗灰的调子,它的内里阴冷潮湿,包裹着哭泣、泪水、无穷无尽的悲伤。

母亲在家中哭泣的时候,我和妹妹束手无措站在一旁,她的哭声像寒风撕扯着我们的心。而母亲在外头哭泣,带给我的就不仅是痛苦滋味了,那种痛苦里还有很多难堪的成分。很多年后,我们被生活反复告知,所谓自尊是在很大程度上要藏起伤疤,拭去泪痕,把体面显露给不相干的人。母亲或许并不懂得这个理,或许失去丈夫于她的伤痛比我们失去父亲的伤痛更甚,她的哭泣是难以 自持的。

那几年,我最害怕过两个节,春节和清明节。除夕夜,母亲的眼泪比别人家的笑声还要多,我们在母亲的泪光中吃着简单的年夜饭,屋外鞭炮声噼里啪啦响着,烟花在夜空里盛开,可这一切热闹于我们看来都显得特别冷寂和空洞,仿佛它总在提醒我们生活里有着一个多么巨大的缺失。有那么些除夕夜,我和妹妹也是想放一次烟花的,但母亲不允许我们花钱买无用的东西,有一回就因为买了几根烟花,我与母亲大吵一架。我记得工作后的那年除夕,买回来一大堆鞭炮烟花,和妹妹两人在寒冷的夜空下将它们一个一个点燃,仿佛要跟过去那段漫长时间的寂寥赌气似的。而那时的清明节,就更别提有多萧瑟和伤痛了,我们去父亲的墓前,母亲都要扶碑大哭,她的哭声在墓地上空盘旋,传到很远的地方,引得其他扫墓人纷纷侧目。在众目睽睽中,浓重的羞耻感弥漫开来,无边无际地笼罩着我。

一排逼仄的上了年岁的小平屋,横在田野边马路旁。有几间搁置着村委会杂物,一间做了村里小诊所,一间住着人,那是我们一家三口,我们像飞到这儿的三只燕子寄居着。父亲去世后,村委会允许我们依然暂住在原先小诊所旁闲置的空屋里。

小平屋不足二十平方,小到只有一扇门,一扇窗,小到仿佛只能容下三个人的身体,再装不下更多蓬松些的期待。里面有一张漆成蓝色的铁架床、一张木板床、一个矮脚柜,这些从城郊拆迁的老屋里淘汰下来的旧家什,被母亲一遍遍洗去内里的污垢后,成了我们的家具。一眼煤气灶搁于两堆灰青的砖上,权当厨房。还有一台二十一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张来自旧货市场的圆木桌,桌面多处开裂,像洪水冲刷出的坑坑洼洼的

地面。外加四张方凳,一个小板凳,两只老家带来的大木箱,一个塑料衣橱。这是全部家当,这些被别人用旧的物品进入我们的生活,支撑起一家子的日常来,仿佛我们的家本就是自别人家淘汰的生活里借来的。

我的少年岁月就在这小平屋里展开,进入初中后,除了上学,余下的时光几乎都消耗在这儿。贫穷、变故、人情炎凉以及强烈的不安全感形成多变的季风,随时会朝小平屋侵袭。我成了一棵背阴处的小树,孤独、寂寥、无声无息地生长。

小学毕业那一年,我握着一张薄薄的毕业生学籍登记表,面对“父亲”这一栏,定定看了好一会儿。后来班主任老师让我帮他整理填写全班同学学籍卡,我看到老师写在我学籍卡上“父亲”那一栏里的“亡故”两字,就拿橡皮悄悄将这两个字擦去,制造了一种父亲依然存在的假象。我不愿意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发觉这早就既定的事实。

与此同时,青春期以一种幽暗、烦躁、不可捉摸的方式,像漫长的雨季般漫过我。我越来越羞于变得粗糙的嗓音,羞于唇边爬起的胡须,羞于让人知道家里境况。但小平屋就立在马路边,我的很多同学去镇上学校,都要骑车经过它。

当门窗敞开,他们即便骑着单车匆匆驶过,房间里一切也能一目了然。这并不是我的推测,是在某个无人的傍晚,我推出单车,反复模拟从家门口驶过时测试出来的。因此,房门总是半开半闭,而唯一一扇朝向马路的窗子,也被一张洗得发白的浅色小碎花窗帘紧紧遮蔽,些许微弱的光从小窗帘里透进来。我担忧的是一拉开房门,迎面撞见班上漂亮的女生打门口过,或者我回家时,几个女同学恰好叽叽喳喳跟在身后,看我推着自行车进入这个简陋的家。有时临近家门,感觉背后有相熟的人跟着,我就特意放慢骑行节奏,等他们的单车驶远了,再急急溜进门去。进自己的家,竟然像一个偷偷摸摸的贼。

那段青春期即临的时期,放学后,除了在田野的暮色里漫无目的地徘徊,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躲起来。屋子里一盏二十瓦的灯亮着,我坐在小板凳上,一张稍高的小方凳顺势成了写字的“书桌”。没有被那么多人窥视,我的心稳稳当当地停在胸膛里。

要有光,要有雨露,要有自身体内部滋生出的救赎的力量。要挣脱藩篱,生出羽翼,飞越绵延的冷和阴翳。

十三岁暑假的某一天,我在小屋不远处一位老教师家床底下捡到一本破旧的书。确切说,它算不得是一本书,封皮脱落,内页缺失,还剩差不多大半本的样子。如果用一个人对应这本书,他只能是个被遗弃的流浪汉,蓬头垢面,衣不蔽体。裸露的书页黑乎乎的,上面蛛丝密布,蒙着一层厚厚的灰。

我把书拿到阳光下拍打,经年的灰尘飞散开来,仿佛要惊动附着其上的往事。好在文字还清晰地停留在泛黄的纸页上。我已忘记了自第几页开始读,也已忘记了第一个句子怎样地进入我的眼帘。就像一些生命里遇到过的贵人,已忘却初次相见,彼时有着怎样的眉目与神情。但就是这半本破旧的书,触到少年一颗冰封的心。旧纸上的黑色汉字,有炽烈的体温,仿佛是一粒粒小小的炭火,让包裹住心灵的寒冰悄然松动了一下。

我读到一群游击队员在火车上翻飞,他们无所不能,这群神通广大的游击队员向生活昭示了另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恍若落到湖面上的一片稀薄倒影在心里一晃而过。但一个故事进入幽暗卑微的日常,它会泛起看不见的涟漪。几乎悄然无声地,这些纸页间的人,似乎来到了我身旁,他们就站在我们原本只有一家三口的那个孤零零的队列里。我仿佛一下子多了一队亲人,我的叔叔伯伯舅舅阿姨个个有着强大的胳膊,个个都天不

怕地不怕。我把这半部书揣在怀里,走去可怕的地方时,尤其要将它带上,让它给我鼓鼓劲儿。母亲带我去法院讨要父亲的死亡赔偿金,肇事司机负全责,但一点可怜的赔偿金却始终拿不到。在阴暗的办公室里,法院里一个肥头大耳的执行庭长拍着办公桌,大吼着:“滚,给我滚出去!”他的声音在走廊里久久回旋。随后他站起来饿狼扑羊一般将母亲朝门外推搡。我抬头瞥见他居高临下的脸,一个巨大的阴影笼住我,我全身都瑟瑟发抖,担心他会一巴掌拍下来。我真想扶着母亲拔腿就跑,但随即我的指尖触到了这半部旧书,我捏紧了拳头,让自己镇定下来,冲着那个法官喊出了一句话:“叔叔,这里是人民法院,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寻求 帮助的,法院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忘记了喊出那句话后那个法官的表情。但那天我和母亲一道乘公交回家的路上,我没有哭,也没有更多的恐惧追随而来,我的怀里有一本书,心里有一群英雄的故事,我不害怕了。

如此看来,这本书还有一番命运的意味。它仿佛是上天的精心馈赠。上天于一场惨无人道的巧取豪夺后,或许也动过恻隐之心。只是他从不会告诉你,他伤到了你又给你备下疗伤的药。不管怎么说,这不经意间到来的半本旧书,让我恍惚中意识到,世界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物质存在——教科书以外的书。

写在纸上的字像一群充满灵性的萤火,它们带着不息的微光,在浓重的暗夜丛林,飘散又聚合,举步维艰的人跟住这片微光,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绕过一个山谷,走过一片沼泽,穿过满坡荆棘的丛林,于一个开阔山崖上停住脚步。抬头一望,深邃夜空中满布着璀璨的星辰。让你不得不相信,只有借助神的旨意,才能走到这片开阔之地,得以经见最亮的星光。一些救赎就这样凭借着书与文字到来。神说:这是一场漫长的疗愈,必须横贯一生。

但不会有太多书可以读到。好比在夹缝里踮着脚够到一线阳光或在荒漠里掘出一泓清泉,因了稀缺才显出更多可贵来。小学五六年级时,我走得最远的地方大概就是七八公里外的小镇了。那时小镇商店里有一个玻璃柜陈列着几本书,每当走过这个小小玻璃柜,我的脚步就被勾住了。除非要买走,书是不允许被取出来事先预览一番的,柜台后面售货员黑着脸以鄙夷的神色注视来往顾客。即便如此,我还是不由自主挨向那个柜台,朝里面稀稀落落的几本书投去渴羡的目光,这模样定然像一个饥饿的人打量着面包坊里新出炉的面包。

第一次走进城市的大书店,站在连排书架间,光线并不明亮,书架与书架构成的阴影落到地上,书在半明半昧中散发出一种静寂而魅惑的气息。我顷刻间被书构成的这种宏大密集无所不在的静谧与庄重捉住了,像一个常年生活在热带的人第一次置身雪野,面对漫天雪片纷拥而至那般震撼,那般接不上气来。

去书店,去书店,成为少年内心一场朝圣般的祈盼。只要一有机会进城,双脚就想朝着有书的地方去。可书店遥远,我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抵达,我还没有办法独个儿踏上从乡村到城市的路。每一回走进书店,仿佛都是凭借了一些好运气。远方的亲戚来看我们,带我们到城市街头闲逛,走着走着就到 了那家上了年纪的城市老书店,照例一头扎进去,迟迟不肯退出来。我知道进了书店,并不代表就能尽情买书,书是粮食和寒衣之外的东西。母亲一心想让我们读好书,但她所认可的书就是教科书,她认为“读书”这件事的全部指向就是“读教科书”。如此看来,去书店也只能是完成一个内心的仪式。

在久远时光里,我依然不断看见一个少年在书架间徘徊。他从架上取下一册书,翻开一页,静静读几行,将书合拢,用手摩挲着书的封面,再将书放在手心里掂量再三,又翻转过来,羞怯地瞥了一眼封底上的价格,目光中流露出一股不舍。他又将书重新放回书架,在那本书面前怔怔站了好一会儿,像告别一位好朋友那样,难分难舍地告别了书架上这本书。接着,他转向另一个书架,索性取下一本更厚的书来,这是一个典藏本,烫金封面,捧在手里沉甸甸的,散出深沉的木香。打开这本书时,他听到心怦怦地跳。他闭起眼睛,将书放到胸前,就贴在心脏位置,紧紧贴着。随后,他并没有将书翻转,去看封底的价格,而是快速地将它重新推进书架上那个空当里,头也不回地走出书店的门去。

记忆里只有一次,他奢侈地买过一大摞书。那是上中学后,有人给母亲介绍了一个男人,起先少年心里一直无法接纳另一个人替代父亲的位置。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冲突,母亲也为了儿子的情绪拒绝了好几个人。后来这个男人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看起来老实巴交,并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人,但唯其老实和朴素,大概才消除了那么多芥蒂。和母亲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提出带全家人去城里逛逛。少年自然逛到了书店里,他说想买什么书就尽管去挑,母亲站在旁边也没有反对的意思。他扑向书架,鼓起勇气,从架子上抽出平常绝不敢奢望的书。一套四本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部厚如墙砖的《泰戈尔小说作品选集》,一本简装的《安娜·卡列尼娜》……总之都是很厚

重的书,一共八九本,这真是少年时代最富足的一次购书经历了。

他一次次进入书店,每一次都徘徊在标注着“文学”的那一片庞大区域中,那些奇妙的故事与轻逸的诗句,构筑成一个梦幻的庭院,他沿着一个长长的连廊往里走,每一个转折处都藏着惊喜,他看到古老的立柱,看到精美的窗棂,他在乌黑的瓦檐下聆听千年前的雨声穿过他的身体,身体里发出雨落在瓦罐上的响。他继续往前走,于天井里站定,一天绮丽的晚霞铺陈开来,那是夕阳在黄昏里织就的锦缎。

十四岁的九月,我遇到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语文课堂上讲魏晋时代文人们天马行空的故事,他以飘逸的行书将李白和苏轼的诗句神采飞扬地“挥洒”于黑板上,他也深情地朗读李清照,朗读舒婷,朗读朱自清的《匆匆》,朗读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起初,似乎是一个简单举动,但在时光的岸边回想,这简单的举动最不平常,这是上天又一回动了恻隐之心。就在那些语文课上,古老的汉字散发出魅惑的香气。十四岁那年,我被附着于文字的历久弥新的美捕获,蹑手蹑脚推开了灵魂宫殿里另一扇沉甸甸的门,此后,书籍便以一种更坚定的不可抗拒的诱惑朝我打开,那时书已不再是书了,是开在大地上的一扇又一扇窗。

语文老师家里藏着一个大书架,他开始将一本又一本书借给我,书们由老师的书房走到了我简陋的家,它们是我家里最尊贵的客人。

我确乎是被渐渐改变着,我们的家也确实被渐渐改变着。因了书的到来,我再也不觉得这个二十平方不到的地方只剩寒碜和心酸了,它还放进了别的内容,例如许多高贵的灵魂,例如许多轻盈的诗句,例如一些透亮的毛茸茸的愿望。小平屋不再是黑白的了, 不再只有哭泣和悲伤,小平屋开始有了色彩,有了天空的瓦蓝,有了向日葵地的金黄,有了地平线上延展的新绿。即便更困难的日子,我们似乎也有办法对付了,因为有书可读的人,他的心很轻很轻,像云朵和蒲公英种子那么轻,能够轻易地越过沉重的现实。

有一年夏天,台风带来暴雨。村里的河漫出来,道路、田野都被淹没了,我们将家里的床脚垫上三块砖头,可不出半个时辰,水就爬过了三块砖头,爬过了我们的小腿,都快要爬到膝盖了,大雨才停住。我们蹚着水,坐到床上去,床脚早已没入水中了。坐在床上,就像坐在小驳船上。但我们没有悲伤,我拿着老师那儿借来的普希金诗集,翻到《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一页,我把那首诗读给妹妹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当我念着这样的诗句,我仿佛真的看见了快乐的日子,它胖嘟嘟的,像安徒生笔下那只肥嘟嘟的烤鹅那样朝我们奔来。

我确乎是被渐渐改变着,因了读过的书,我变得自信,似乎很少再想起一个人的魅力会由他的家庭出身决定。我有了新认识:一个人的魅力是由他读过的书决定的。当我将书里的故事讲给女同学们听,我看到她们笑起来的样子那么友好,她们的笑容里一点偏见也没有,我才开始抬起头来冲着女孩子们坦然地笑。当我将一篇动人的文章在语文课上大声朗读出来,我听到老师的赞许那么由衷,我的心里满溢着骄傲。当我将老师借我的大部头的名著装在书包里带回狭小简陋的家,我仿佛带回了一位位沉默而忠实的朋友。它们从不说话,可房间里显然有了些暖融融的迹象。一本托尔斯泰的书,一本雨果的书,或者一本海明威的书,这些胡子一大把一大把的老头,严肃又可爱,他们的书搁置在简陋的开裂的旧餐桌上,这个暗淡的空间就不一般了,即便在深冬里,也仿佛有了一盆小

小的炉火正在跃动。

我确乎是被渐渐改变着,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不再是回旋的雨云了。我不知道那些书上的话语为什么有着如此动人的力量,但汉字确实如一颗颗药丸一般。我将泰戈尔的那句话写在纸上,贴在床头。每天早晨醒来,泰戈尔都会在晨光里于我耳边重复那句话: “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泪了,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你不会知道,这句话曾带来多少默默向前的勇气和力量,我反复咀嚼它,每一次咀嚼几乎都能止住悲伤。

因为书,小平屋变得宽敞了,我的心界也变得宽敞了。我重新审视生活,重新审视我的母亲,才发现母亲带给我们的哪里只是悲伤的屈辱,她带来了那么多无微不至的护佑,她的爱不就是被那些作家反反复复书写的带着馨香的爱吗?她的爱比他们书写的爱还要具体还要真切还要不同凡响!有了这个发现后,我才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人,不单单是那半部最初遇到的旧书里的人和我站在一起,还有那么多老师,还有那么多充满善念的人,还有另外一些书里走出来的更多的人和我站在一起,我的队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从小平屋一直可以排到遥远的地方。

书带来这样多无声的改变,我每一天都在踮起脚尖迎接书的到来。

可无意间到来的书,无一例外都像匆匆邂逅的过客,过些时日,又将从我的世界离开,重新回到老师的书房。这是一件令人不舍的事,我的不舍既因了书,又因了书里那些精妙的笔法和语句,因了那些句子带来的心灵的悸动。就像舍不得一个远方亲戚离开,例如我的姑姑,每回她来探望我们,离开时我们都会暗自伤心几天,那种不舍细小而具体,我的不舍是姑姑询问的话语,微笑或者她用手抚摸我的脸时那份柔和的暖意。我的 不舍由书指向了书的内在,指向了书里的人,指向了书里流动的暖与光。

我终于想到一个办法:何不将书中内容摘抄一部分下来?这样就以另一种形式留下了一本书。起先,只在软面抄上摘录作品的片段,摘了一本后,又生出新念头:应该选用更好些的本子,再对内容进行细分与归类。这样一来,又迷上买本子,于每周十二元钱的午餐费里省下三元,一个月下来可以买一本精美本子。等渐渐有了些本子,我让每个本子都负责收纳一项内容。把小说片段装进一个绿色封面的大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内页是蓝色细条横格子,我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将那些大作家写的句子挑拣进去,像秋后田野里拾稻穗的人,本子里就有了稻子的香气。把古典诗词装进一个窄而长的蓝灰色笔记本,那些挂在久远时光枝头的诗句,像古老的种子,被重新采摘,用毕恭毕敬的汉字埋伏到一张新纸里面,这是春风重临的意味。把现代诗装进一个洁白的速写本,于是普希金、拜伦、雪莱、阿赫玛托娃,还有中国的戴望舒、朱湘、顾城都在昏暗的灯下走来。他们短暂的抒情和透亮的诗句,如青草间饱满的露珠,让一个少年见识了爱的美与忧伤,也见识了一种在汉语的长短句里跃动的幽微的韵律。

一开始的摘记很快演变为抄书。当泰戈尔的《飞鸟集》出现在面前,我激动不已。摘下来一句,又觉得漏下另一句可惜了。就萌生出索性把整本诗集抄下来的想法。好在《飞鸟集》并不长,它短小的诗句很长一段时间盘旋在我心头,像轻盈的飞鸟盘旋于一个孩子窗前,鸟儿们带来了春天的消息。

接着抄录泰戈尔的《渡口》和《吉檀迦利》,之后又抄录了《园丁集》《新月集》《随想集》《再次集》和《最后的星期》……不知道花费了多少时日,我坐在那个小板凳上,就着由方凳充当的“写字台”,成了最敬业的抄写员。我忘记了时间正以怎样的方式流转,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正以怎样的方式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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