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的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左手研究，右手写作，我希望成为自己人生和作品的双重作者。

更年轻时，我大概是个体验主义者。在牛津读书那会儿，有种强烈的错觉，觉得生活还有无限种可能，有无限条道路敞开，还有无数的迷人的错误等着我去收拾。毕业后我gap year了不止一年，忙活各种各样的事情，每天兴致磅礴地生活着。当同代人纷纷事业有成，长起了肚子，我自己却从没有一分钟想过要上班的事。想到来世上就是要像公务员那样每天重复事务性劳动、写报告，或是像将薪水升迁视作奋斗目标，我就感到无法理解。人生应当干点更辉煌的事。我宁可不工作待在家里，也不去上一份对得起我学历的体面的班。我不允许别人来浪费我的生命。可悲的是，我每天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不知春色不伤神”嘛，二十七岁之前，我都从没打过文学的主意。写书，对于那时的我还是一个隐私。有一些热爱，只有沉默才能表达对它的尊敬，就像三岛由纪夫说的那样，“精致的沉默凌驾于一切之上”。

我曾经坚定地告诉自己要去体验各种 不一样的生活，向往福柯口中那种危险的人生。至于文学这样的隐秘情人呢，不能把它作为谋生手段，那样会很容易使情人变成太太、事业变成职业。直到后来想法变了，不把最好的时间投入最着迷的事上，自己都觉得亏得慌。这才重新回到书斋里。毕竟，无论怎么折腾，人生总是有限的，唯文字无穷，只有在有限性中才能创造无限。一个没有痛苦和孤独的世界，是假的，也没有深度。唯有安逸让人颓败。

这里面其实蕴含了是孤独和痛苦拯救了我们的心灵。而写作，是一种辉煌的受难。它让我不断成为一个新的、陌生的、强壮的人。

这些年，我像一个永远漂泊的吉卜赛人一样四处旅行，很多写作都发生在旅行途中。可以说，写诗是我随时随地的生活方式和猝不及防的神性体验。游荡之心不肯歇，我去到了很多陌生之地，拥抱那些新鲜的经验和多元的价值观。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荷尔蒙，而文学是一个人的感知系统的外在延续。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俄罗斯，看了一些莫斯科风景，感觉自己好像接触到了俄罗

斯文学的身体，一下子更能理解早年阅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屠格涅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作家了。某种意义上，文学地理就决定了文化心理。俄罗斯广袤又精致的风景，才能孕育出俄罗斯式的心灵。当然，冰岛或东欧的风情，带来的又是另一番心灵风景。

茨维塔耶娃曾说：“诗人与时代的婚姻是强制的，因此是不够稳固的，最好的情况是强颜欢笑，最坏的则是一再背叛。”茨维塔耶娃是在她的时代下了这样的判词，而我们如今和时代的关系，和茨维塔耶娃那代作家相比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如今，诗人与时代之间不再是强制的婚姻，而更像是一场勉强的婚姻。正如一些经验老到者观察到的一样，那些看似金童玉女的完美夫妻往往不靠谱，而那些勉强的婚姻，那些缓慢的社会转型，以及转型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往往需要付出更久的时间和耐心去消磨和打理。这些年我一直比较关注东欧转型国家的文学。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东欧作家曾经说，一个宏大历史破碎之后，文学家回敬给统治者的，往往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而究竟选择生活在伟大的历史中，还是选择生活在平庸的幸福中，我们如今如何去清洗这些遗产，又如何去追认这些遗产，这些都值得思考。

青年诗人是城市的闲逛者——“他们身上总有某种革命的幻想”。他们一方面要去反叛传统，另一方面还去挖掘传统，去选择 他们自己的祖先。新一代的诗人，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粗暴的“反抗”，我更愿意用“拌嘴”和“调情”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诗人，都是弑君者的后代，然而一代人与一代人反抗的形式不一样，姿态也需要创造力。我想起了我的同事程巍老师的研究：维多利亚时期那些贵族，用一整套从头到脚，从鲸鱼骨到燕尾服的穿衣打扮，来对抗当时刚刚兴起的平民趣味。穿衣服背后是宏大的社会阶级的斗争。根据这位英美文学专家的研究，那时候人们要“在镜子前做长达三个小时的史诗般的斗争”。某种意义上，写诗可能跟穿衣服是一样的。一群思想马戏团里的演员，每天早上为创作新的诗行而醒来，为一个灵敏而杰出的句子奋斗终生。这种奋斗，跟镜子前的奋斗一样，都是试图用一种精致的节奏撼动粗鄙的现实。用一行诗、一个词、一个字对抗一个世界的单调和粗鄙。

享受语言的人，能享受更深层的亲密关系。我经常说诗跟人之间，其实有一种很性感的关系，而这种性感也体现在，永远拒绝一种语言的肥腻中年，抵制一种老态龙钟的语言状态。写诗，就是从语言的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它是奢侈品，也是日用品。诗人需要永远地，重新发明汉语，发明爱人，发明信仰。在历史的虚无感和无力感面前，我们至少还可以拥有一个从审美到智识到情感的共同体，一个诗歌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