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陈思呈:著有《我虚度的那部分世界》《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神仙太寂寞妖怪很痴情》《一走就是几万里》。现居广州。

Youth Literature - - 散气 - ⊙文 / 陈思呈

作为那个年代的师范生,本科毕业后分配到高校做行政工作,算是非常好的出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时多数工作信息是用人单位通过辅导员告知毕业生的,基本没有自主求职的可能性,不像现在有各种猎头、各种求职网站。父母对我充满了“找不到工作”的担忧,得知有这么好的用人单位,叮嘱我要好好地面试。

我到了用人单位,是一所郊区的高校的行政办公室,从办公室的人员组成来看,多数是年龄偏大的女性,感觉上多数是学校里的教授或其他员工的家属,工作节奏不快,这也是当时我对高校行政人员的全部想象。

面试我的是办公室副主任。也是那个办公室里最年轻的一个人,就冲年轻这一点,我就对他充满亲切感。一坐下来他就问我有没有带简历过来。我的简历很厚,因为复印 了一些发表过的文章装订在一起。我把厚厚的简历递给他,里面不小心夹带了一把梳子,他一翻开,梳子啪嗒一声掉了下来。他马上笑着打圆场:这是“梳”签呀。一句话化解了我的尴尬,接下去的面试气氛一直都很好。

这位姓李的主任后来成为我在学校工作最重要的领导和同事,我在他那里学到很多,大概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一个刚毕业的女生克服不安。

不安是我在那个办公室前几年的主要感受。我在家里很少做家务,完全不懂得伺候别人,与家里通电话时妈妈永远都是一个主题,就是要我兢兢业业服务他人;不仅要按分内工作去服务校领导,她还要我主动给同事们擦桌子,说我最年轻,就应该这么干。我内心对此不但排斥,甚至感到屈辱,但我不敢不听我妈的,我没有足够的人生经验去判断妈妈说得对不对。

妈妈担心不好好伺候同事们就会关系不

好,这可是要干一辈子的工作呀,与同事关系不好该多严重。我全盘地接受了妈妈的焦虑和担忧。

就像很多单位一样,会有少数人对同事天然的不友善。有一天中午我忘记关掉电脑就下班去。下午来上班时,一个同事告诉我,中午下班前,大家都看到我的电脑忘记关,她想帮我关掉,其中一个同事说,先别关,她去叫领导过来看看再关。——意思是,让领导知道我不关电脑就下班了。

但我也并不太明白这种不友善的原因。因为前面说了,遵照我妈的嘱托,每天我提前上班,把同事们的桌子擦一遍,把地板拖一遍,把报纸夹整理一遍,感觉自己一直在 努力夹着尾巴做人。

当时有一项工作是每天接发传真,学校里各部门的老师发国际传真也要到我们这里来。有一天,一位老师发完传真之后莫名地对我说了一句:“你要想办法离开,要不你就完蛋了。”但那位老师我并不认识,我想也许是自己的压抑太明显了,让一面之缘的人也看得出来,以至于说出这么感性的话来。

对当时的工作我不算胜任。经常要参加一些校委的会议,会上会有一些重要的议题讨论,直接关系到大家的利益,所以这种会议,

旁听者都是很受羡慕的。有时候也会有人跟我打听某件事情领导的口风。

可是我,经常听不懂领导在说什么。他们讨论的议题,除非是很明确的事情,如果是带着暗示性质,或者事情背景太过复杂,那么我就基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连会议记录都没办法做。

这是让我最为沮丧的一件事,通过这件事,我明确地知道自己不适合做秘书,同时我也自我怀疑,我感到自己的能力有问题。

秘书工作有很强的服务性质,至今我仍然无法做好带有服务性质的工作,比如设家宴招待朋友啦,当导游啦,这些都是我最厌烦的事。我家的家宴经常出现的奇观是,朋友们自己下厨做菜,甚至还自带工具来做菜。

说到接待,基本上天天都有接待工作。有时候说某个领导或者客人前来,我屁颠颠地摆茶杯,记住倒茶的顺序,累得满头大汗,突然又说那个领导不来了。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我曾听说,还有一些秘书要帮领导收礼物和送礼物,要记得哪一件礼物是谁送的,要回送的礼物必须价值相当,这是企业领导的私人秘书要做的。幸好我当时的工作范畴不包括这些。但是光是开会和接待工作,就足够我崩溃了。

后来我在校内换了几个部门,工作都大同小异。比如宣传部,全部的精力用来学习各种领导、各个部门的排序,及各种文章的措辞、各种微妙的讲究。人也真是奇怪,那么小心,仍然犯错误。在宣传部我就犯过一个大错误,是某次校报文章里,提到“召开了XX大会”,因为拼音自带的原因,打成了“召开了不起的大会”,校对的时候也愣是没检查出来,就这样让报纸印出来并发出去。之后,连夜回收报纸,又在部门内部开会、批评和自我批评,弄得夜不能寐。

现在我自己写文章,错别字随处可见,几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跟才华无关,有时候错别字多,反而 说明自己写得快,思维敏捷,思路畅通。没有什么可以惭愧的。这当然也是一个小小的偏见。

总之,当时从事的工作,需要的技能,与我的性情、志趣都相距甚远。我从事这个工作,不管是对工作本身还是对我自己,都是伤害。

问题是,离开,我能去哪里呢?当年我们的同学基本是去中学任教,除了极少数有家族企业的直接回去接班啦,或者直接嫁给富豪啦,或者考研。当然考研人数更少。除去这些,我的工作岗位真的已经极好极好。大家都说,比在中学里教书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在行政部门工作,而且都是比较核心的行政部门,离领导近,风光,升职机会多。高校这个大环境也好,安稳,每年两个长假,寒暑假,校内有饭堂,有操场,有图书馆,全是免费的资源,连停车都是免费的。工作清闲,比起外面社会来说也算单纯,老了还有不菲的退休金。

在父母看来,这份工作,绝对已经是我在人世间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为了让我不要存在不安分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父母一直对我强调,我没有任何能力,以我的能力,一离开社会,马上就会被搞死,一离开这个饭碗,就找不到任何别的饭碗。

后来我回想自己为什么那么坚决地要辞职,最根本的原因,也是这一点。我再也忍受不了“自己没有任何能力”这个心理暗示。既然明确地知道我的能力不在目前这些工作,那么我的能力到底在哪里?我真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能力吗?我是一个废物?我只能借助着体制的帮助,安全地度过一生?

那几年我有过几次动念要离开。有一次是给一家小报投过简历,他们很快就来了电话约谈,但我临时又胆怯了,连面试都没有去。

还有几次是打算考研或者出国,始终也没有行动起来。归根到底,内心是惧怕的。惧怕自己确实如父母所说;不想付出变动和努力的代价,惧怕这种变动和努力之后,最终换来难堪的失败。还不如安心于现有的工作,虽然很压抑,但起码是安全的,在惰性的作用下,现状也可以说是舒服的。

就这么又拖了几年,那几年里出了一本书,很小的书,不值一提,又写了几个专栏,也是不值一提,但多少算是积累了一些资本。然后,有一个在媒体工作的好友告诉我,广州某报的副刊在招人,问我想不想去,我狠狠心,就去了。

以年近四十的年纪踏入媒体,当然很没有优势。为了克服害怕的心理,我只能加倍疯狂地工作。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举几个例子,我当时要做什么版面就买什么书,首先要做一个跟星座有关的版面,我买了无数的占星学的书,自己写无数的相关稿子,我本来是很反感这些神神道道的东西的,此时却变得跟个巫婆似的。

有一天领导临时让我做一个跟音乐有关的版面,接到任务当天,我马上到购书中心买了九百多块钱的相关书籍和碟片,然后用拉杠箱拉回家。那些书我全部都迅速看完了。

还有,部门领导如果让我做一个专题设计,我会供大于求地做出三四个方案,让朋友帮我选择出最佳方案,这个过程寝食难安,直到领导说满意。事实上领导也确实很快就被我的工作积极性打动了,有一次我发了一个采访稿,他回复:打着伞走在路上看完了,很感动,谢谢你。

我们当时开创了很多新的栏目,收读者来信,组织评报周会、选题会,除了本职工作之外,我甚至还组织本部门的同事开设了读书会。有好几次,深夜十二点了,我们还 在报社。

开选题会的时候,刚说好一个选题,把每个人的任务分工分配下去,我就马上用手机联系采访对象,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基本上,每次开完选题会,我需要采访的人和采访的时间都全部落实了。

那时候我有一个笔记本,每天要干什么事都记在上面,写得密密麻麻的。开会的时候如果领导说的跟我的事情无关,我也不会闲着,就开始打开那个本子反省我还有哪些事没有做,看起来像在做笔记,其实是在整理自己的日程表。

为了节省时间,我每天打车上下班,上班很久了都没有关心过地铁该怎么坐。

我把自己所有的朋友资源都用起来了,任何选题只要心里没底的,我都会不懈地请教朋友。

睡得很少,经常熬夜,醒的时候多数都坐着工作,午餐都是在电脑前一边写稿一边吃的。一年里腰围粗了很多,好多旧裤子都不能穿了。

总之,我确实度过一段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最理想主义的工作狂时间。那两年,也就是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三年,其实是媒体的“黄昏时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放弃一个稳定的饭碗,投入一个夕阳行业中来。但是不要紧啊,我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好。当然,也得到了很多承认,比如说,报社领导经常在评报栏郑重地表扬我,部门的同事也受到很大的感染。但有一些事,我确实是很后悔的,比如,为了更快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融入集体,有很多次我晚上和同事在外面吃饭。那是妈妈在人间最后两年了,其实她也很希望能和我多待在一起。但我没有这么做。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他们的痛点,我的痛点就是,“在父母眼中我是一个无能的人”。那些都是我为了克服这个心理而做的努力,那是我来之过迟的机会。但妈妈并没有机会知道更多,或者说,我的错误也在于,我可

能会错妈妈的意,她其实并不愿意我成为这样一个工作狂,眼看我这样的生活,她的担心只会更深。

妈妈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我聊天。她说,她也不再担心我能力方面,或者不够优秀,或者别的什么,她对我只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我身体不好,担心我不够注意身体。

她对我的辞职始终抱有担心。爸爸则抱有愤怒。有一次爸爸冷冷地告诉我,出去采访,最好不要给对方递名片。我问为什么,他说,别人一看名片,你年纪这么大了,依然什么职称都没有,什么职位都没有,自然就知道你混得多么差了,就看不起你。宁愿不要递名片。

我刚入行,当然没有职称和职务。但我也不需要职称和职务。当然,爸爸的话,也反映出他一贯对我的认识。

假如父母真的认识到我的能力,妈妈可以不那么担心,爸爸可以不那么愤怒。但妈妈没有机会认识到,爸爸呢,他也拒绝认识到。这几年,我要创作一批跟老家有关的文章,经常回老家采访,爸爸也陆续听到老家一些人对我的肯定和好评,但他仍然对我说,你写这些没什么用我告诉你,你只能很表浅地写一写,根本写不出什么专业性来,写再多也没意义我告诉你。然后他还告诉我,你们写的那些东西,我一篇也不会看,我没兴趣。

既然他没有看过,那么他又何以认为我写的就肯定不专业,很表浅呢?

当然,出于孝道,我不敢反驳。我愿意接受他心里对我的定位,我就是这么一个完全没有能力没有才华,而且还不听老人言居然狂妄又愚蠢地辞掉高校职位的人。为了表示我接受他心里对我的定位,我也不敢对他说我任何有可能优秀的事情,包括在老家演讲,我都是偷偷摸摸去的,只告诉他,跟朋 友喝个茶。

在媒体工作第四年开始,也就是二〇一四年开始,媒体迎来它的大规模滑坡,版面收缩,很多同事纷纷辞职。我虽然没有辞职,但基本也没有什么工作量,几乎一整年都没有再上过班,偶尔在副刊版面上发一点文章。周会、选题会、评报会全取消了,部门的同事四散,只剩下两个同事,一个曾经很密切的小团体就这么彻底解散了。

这样不上班,但挂着名并拿基本工资的、“不正当”的职业生涯持续两年,有赖部门领导和报社领导对我的特殊照顾和另眼相待。二〇一六年底,我的合同到期,不再续签,成为彻底的自由撰稿人。这也许是好事,因为我不得不真正地靠稿费生存,所以产量和质量都迅速提高。假如从内心的成长来看,也是在这几年,才真正地走出之前三十几年困扰我的心理问题,那就是父母传递给我的那个信息:你是一个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力量的人。

我不再认可父母的观点。相反,我觉得自己拥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创造我想要的生活,尽管“我想要的生活”是一个伪概念,因为它也在不停地修正和不停地调整中,但这有什么要紧呢?总之,我有力量跟得上自己的需求。我可以在今天就否定昨天,也可以在明天就否定今天,但我有力量承受自己的否定,也有力量可以继续重新开始。

从客观上讲,我的生活相比以前有一定的危机感、不确定性,是“危险的生活”。但哪一种生活没有危险性?在高校时压抑的生活不危险吗?内心的隐伤和无力不危险吗?

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从高校那么稳定清闲的岗位,到了一个属于夕阳行业的媒体业,再到一个自由职业,你到底后不后悔?对这个问题,我确实是答腻了。但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我个人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它其实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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