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的领地，消失的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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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我曾在一个峡谷里面生活三年。峡谷中间有一条河，两岸散落着几户人家，这边是贵州，那边是云南。回想起来，那条峡谷真像世外桃源，不仅风景秀丽，更主要的是它偏远闭塞。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无意中知道那里叫迎春社。这个地名，估计当地大部分居民都没听过。大家习惯的叫法是河这边、河那边。
之所以描述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最终被我纳入文学版图。我笔下的另一个重要地点叫野马冲，那是某次经过邻县时，偶然得之。 后来的许多小说，我都把故事置放在这两个固有的文学地域。写作是虚构的艺术，可以凭着意愿，建造空中楼阁。并不像建筑楼房，需要实际的基础。但拥有文学地域，能让写作者在心灵上有所依附。仿佛一个农民，他生活在熟悉的环境，自然如鱼得水。倘若把他迁徙至一个陌生的地方，必然活得局促。他需要漫长的时间，慢慢了解邻居的习性，才能够让自己融入其中。
我们开荒拓土，建立庄园，需要的就是一片自己的领地。我们洞悉这里的环境与土
质，在把种子播撒出去时，就已知道将来能够收获什么样的东西。数千年来，人类特别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为此付出血汗。而在文学这块版图上，同样是圈地运动，需要自己跑马扩张。唯一的区别是这块土地太过广袤，简直宽阔无边，只要领主足够强大，凡是笔触所到之处，统统归其所有。在这场圈地运动之中，成功的典范多不胜数。比如美国的福克纳，他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享誉世界。还有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他所占据“马孔多”，同样震烁全球。至于中国，远的不说，当代就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当然，文无定法，不是所有的作家都需要构建固定的文学地域。在这块疆域里，许多作家属于“流浪汉”。但四处游走，并不妨碍他们写出优秀的作品。于文学创作者而言，写一个村庄，跟写一座城市没有多大的差别，无非是选择合适的立足点，探索一个共同体。而野心勃勃，试图扩张自己文学版图的抱负，恰恰是我目前最欠缺的东西。
再回到这次探讨的主题。乡土题材，曾经闪烁出极其耀眼的光芒，对中国文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五四文化运动后，鲁迅首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面，提出“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他在作品里写到的鲁镇、未庄等地名，都是绍兴集镇和农村的缩影。鲁迅在中国文学无可撼摇的地位，已无必要进行过多的阐述，他所创造的文学地理，差不多已经变成现实地理。甚至包括咸亨酒店的招牌，都挂到全国的许多店面上。
提到乡土文学，自然绕不过沈从文。鲁迅的小说，就像一把锋利的刀，拿起来就往身上戳，硬是要剥皮看心，他以斗士的形象现世，明确要救赎这个愚昧的民族。而沈从文恰恰相反，无论再残酷的事情，他都八风不动。在大乘佛教的眼里，那些行为丑恶的人，尽是修持逆行的菩萨化现，都该努力弘化。当然，这并不表明沈从文就是浪漫主义者， 更不是诗意田园的引领人，他的作品有着错综的意味。虽然沈从文也有不少描写城市的作品，但真正渗透人心的，还是他生活多年的湘西。这个地方民风彪悍，曾国藩在这里组建军团，并率领这支狼虎之师征剿太平军，平息数十年的叛乱。在沈从文生活的年代，更是匪患不断，他当过兵，曾经目睹过许多惨烈景象。无法想象的是，沈从文有过这样的恐怖的经历，竟能把所有的疼痛隐忍起来，用舒缓的笔调、祥和的语言，向大家展现一个全新的图景。
湘西偏远闭塞，充满神秘色彩。在沈从文出现之前，让湘西闻名于世的是放蛊，还有传说中的赶尸。沈从文像挖矿一样，在土地上挖掘出《边城》《长河》《湘行散记》等重要作品，并借此把湘西推向世界。在中国，比凤凰漂亮的地方不在少数，但这里出过沈从文，就有了无可比拟的文化底蕴，完全与其他地方区别开来了。
写乡土题材，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可以说前赴后继，多不胜数。比如蹇先艾、王鲁彦、赵树理、萧红、孙犁等等。都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然而世事残酷，有些写乡土文学的优秀作家就被人们遗忘了。作为贵州土著，我需要着重提及一个叫寿生的作家。寿生本名申尚贤，写的照例是乡土题材，他对地方语言的运用，可以说炉火纯青。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只有二十出头的寿生，就在胡适的《独立周刊》上发表十多篇文章。胡适多次操刀撰写“编辑后记”，对这位后起之秀进行褒奖。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地，曾聚集着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当时，寿生声名鹊起，活跃于京城的文化精英圈。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寿生被迫回到偏远的贵州。自此之后，寿生消失于文坛，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学作品。直到逝世，整整六十年，包括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就是名动一时的寿生。甚至在建国后的诸多文学史料里，都没有提及这个名字。（参
考：刘扬忠《寿生文集》序言，《弥补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遗珠之憾》）
这批作家之后，在乡土文学里面有着较大影响的，当属汪曾祺。在随后的种种文学运动之中，似乎都没有他的排位。但汪曾祺的小说，却像一坛深藏的酒，置放的时间越长，香味越浓烈。直到今天，他的作品仍然长销不衰。汪曾祺曾经做过沈从文的学生，两者的小说似乎异曲同工。这倒未必说明他的风格受到沈从文的影响，或许更多是二人在气质上有相同之处。无论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多数小说都是社会和政治的倒影，但汪曾祺的乐趣却在大自然。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他像一个得道高人，怡然自得。
顺着乡土文学这条道路梳理下来，涌现的名字就更多了。除了上面提到的莫言、陈忠实，还有贾平凹、阎连科、韩少功、李锐等等。这些名字，都曾让乡土文学呈现过蓬勃态势。在乡土文学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屡次出现可疑的申明和口号。这些生长自农村的作家，基本都离开故土，移居城市。对写作来说，生活经历与人生体验至关重要。这些作家最擅长的自然是描写乡土，他们处处表达自己对农村有多么的热爱，对农民有多深的感情。
鲁迅在《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里面就表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他写作的初心，是利用文学来改变国民的劣根性。没有谁开始就能预料，自己以后能做出什么样的功绩，对于鲁迅的自述，我更愿意相信，比起学医疗，他更合适做文学。
准确来说，每个作家都有一块乡土。而这块乡土，可以理解为心理乡土，也就是写作者的精神归宿，或者说情感依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些年文学的重心似乎慢慢转移向城市。有的杂志，还明确拒绝发表 乡土题材的作品。文学创作者，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思考。起码现在来说，这次文学重心的倾斜，并没有让我感到丝毫忧虑。甚至可以说，我对此毫不在乎。不可否认，在我的身上乡土文学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烙印。我从处女作开始，写的就是乡村。曾经的山村生活，让我在这方面累积下足够的经验。创作以后，几年的摸爬滚打，也让我慢慢建立起自己特有的语言体系。如果按照以前的方法写下去，我完全可以把这种题材写得更好。但这条路径看似顺畅，终究却是死胡同。
在近年的创作中，我开始打破原有的模式，把笔触伸向陌生的领域。后期的几个小说，我逐渐把故事背景置放到城市。题材的改变，必然给创作增加新的难度。而且语言风格越明显的写作者，这种转变的难度就越大。这样或许会让我的文字暂时失去弹性，也让作品失去活力，但毕竟是新尝试。我在创作方面调整，并非因为他人倡导。期刊需要自己的风格，可以拒绝乡土题材，专门刊发城市方面的小说。至于写作者，则大可不必跟进，最妥善的方法是，依然遵循自己的愿意进行写作。在我看来，每个作家都像一个野心勃勃的君王，应该不顾一切代价，大肆扩张自己的文学疆域。但在扩大版图的同时，也该把题材的界碑砸掉。摆脱所有的束缚，在这片辽阔广袤的土地上，信马由缰。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形式确实在演变，但殊途同归，文学的真核如同一轮明亮的圆月，永远悬挂在高远的顶端。无论城市题材，还是乡土题材，于写作者而言，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形态在改变，并不意味着本质也随之改变。大家无非是站在各自的领地，采用自己最舒适的方式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