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 Chew Daily - East Coast Edition
北京被指以金融控制香港
港珠澳大橋香港段2012年中動工，連接港珠澳大橋主橋及香港口岸，全長共12公里，包括9.4公里長的高架橋段、1公里長的觀景山隧道段，以及1.6公里長沿機場東岸以填海造地建成的地面道路，是全球既有橋梁又有海底隧道的龐大工程之一。據報，這座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可望於年底全面通車。（路透社照片）
回歸20年來，香港從灣仔至中環增加了不少新建築，殖民時期的痕跡被逐漸抹去。但經濟上卻有一張亮麗成績單。據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本月初公佈，1997到2016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由1.37兆港元增長至2.49兆港元，年均增長3.2%，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位居前列。香港繼續保持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連續23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而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近兩年公佈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均排世界第一。
這張A+成績單，放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背景下，可以說香江的確從內地獲利匪淺。
預定年底通車的港珠澳大橋，也是在北京的支持下動工。這條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未來將珠三角的3顆明珠連接在一起，經濟潛力巨大，料帶動區域旅遊業，對溝通3地的人文交往意義非凡，當年與CEPA及開放自由行，被視為是北京送給香港回歸的3個“大禮”之一。
然而經濟層面千絲萬縷的結合，不足以保証中港關係水乳交融。多名受訪者向星洲日報分析，經濟開放的同時，港政府過於依賴單一產業，忽視多元產業發展，又缺乏相輔相成的其他政策，直接影響了香港社會結構，造成回歸後中港矛盾和貧富懸殊日益嚴重。
香港中文大學及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客座教授林夏如說：“這20年來最大的改變是，我覺得97年前我和每一個人都覺得明天會更好，阿B炒樓我也炒樓，他炒大的樓，我炒小的樓，年輕人跟明星都是同等的；但現在絕對沒有這個想法。現在就是有錢人跟沒錢的人兩個社會，這跟美國很相近。”
林夏如說：“殖民時代，香港最大
來自台灣的林夏如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學及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客座教授，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後，曾在華爾街摩根史丹利工作，1992年起在香港工作，是高盛集團全球最年輕的女合夥人，首創高盛在亞洲的創業風險投資，長期關注國際政治經濟及兩岸關係，並持有香港大學國際公共事務碩士學位及政治與公共行政學博士學位。
及最重要的公司都是英國集團，而今香港的改變可從香港上市公司中有半數是內地控權企業這一事實反映出來；不但如此，香港大部分大企業都在內地有資產。所以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北京首先是從金融控制香港。”
她表示，回歸後，首屆特首董建華因為2003年發生沙斯疫情，經濟不好，與北京商談簽下《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開放觀光客和其他經濟政策，而一面倒向北京，有事就找老板。
她認為，特區政府原應同時研究其他對策來面對香港成長緩慢的“高收入陷阱”，並思考與內地緊密相連伴隨而來的困難是否也有必要全盤接受，畢竟內地經濟已出現的問題也會影響香港。
香港的面貌過去20年來經歷變遷，從灣仔至中環增加了不少新建築，殖民時期的痕跡逐漸被抹去。圖為2007年皇后碼頭及10年後碼頭被拆後的新貌。（法新社照片）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最近表示香港政治無人才，只好用舊人，林夏如認為，回歸以後的香港政府不注重培育人才，“這與英殖民時期培育人才的思路大不相同”。
她指出，英殖民時期的官僚制度由英國人制訂政策、港人做公共行政，並經過多年訓練，公共行政人才充裕。“回歸後政策制訂與執行者皆是中國人，但香港沒有發展出一套公共政策的生態環境，包括公共政策和領導力的學院，中立的智庫及機構去研究政策發展。尤其是董建華時期又出現政治委任，許多沒有公共服務經驗及專業的人進入政府高層，殖民時代留下來的人才培育體系已不受注重，北京又不重視發展人才。”
她指出，港政府公共政策的研討有限，也未去接觸社會裡各行各業的專才，只靠少數菁英。“政府不諮詢外界，僅與大企業和地產商合作，當有重要政策時就去找幾家大公司老板談一談，他們講ok，就ok了。其實香港人非常愛香港，香港社會有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做出貢獻，只是奉獻無門，也沒有長期經費。”
前特首董建華近日接受《明報》訪問也直指，香港需要高質素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及培育政治人才，但目前問責官員的薪酬無吸引力，難吸引優秀人才。
近年來，香港政府以市場為考量拆掉許多古蹟，反倒令香港嚴重充斥商業氣息。
林夏如說：“那些有故事的古蹟、灣仔的老房子、屋邨特色小店，說拆就拆，說是市場導向，用不斷蓋新商場來導致古蹟消失。拆塔拆碼頭都在示威中一一拆除，現在已找不到老香港，以前的餛飩麵和書店都不在了。由於被列為古蹟後不能重蓋有損商業利益，最後被指剝奪業主的市場自由，就不列成古蹟，統統拆掉！”
她認為，香港已淪為中國整個價值鏈中單純的金融中心，而其他東西皆被剝奪了。她稱，香港以前是國際金融中心，今天則是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並收緊移民政策，外國專才越來越少。
以她的觀察，以前港人非常理性，能把政治認同與經濟決定分開，但現在情況相反了。“現在年輕人說，我就是不去大陸工作，就不說普通話，就是要港獨。”她認為，這是因為香港沒有民主的機制，所以年輕人沒有地方表達意見，故以極端的方式讓北京知道其存在。
她認為，港人目前擔心的並不是2047年，而是他們覺得現在香港的價值不斷被侵蝕，一國兩制的範圍在縮小，而年輕人根本不討論2047，因為他們認為一國兩制早已被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