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復甦或超過2018年

（華盛頓25日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表示，如果中國和其他重大新興市場的成長趨勢持續並反映在IMF的表決結構中，那麼10年後，IMF總部可能會移往北京。

拉加德在全球發展中心於華府主辦的活動中說，總部搬遷是“可能的事”，因為隨着各大新興市場進一步成長和更具影響力，IMF勢必要將這些新興經濟體的代表性擴大。

拉加德說：“這很可能表示，如果我們磋商個10年……我們可能就不會駐在華府，而是到北京去了。”

她並說，IMF的規章載明，總部必須設在經濟規模最大的會員國境內。

過去談話中，她曾多次肯 定中國推動經濟轉型，並認為中國經濟表現和政策有助全球經濟復甦。

她指出，中國正努力走向更好的匯率和利率管理，她期待中國政府會與世界更好地溝通，讓世界了解中國經濟“在一段時期內”正在發生什麼。

拉加德同時表示，估計經濟復甦的持續時間將超過2017至2018年。

她表示，經濟成長在改善的國家與地區，特別是美國、

2015證來自中國的風險，作年9月，美國聯儲局引

為延後10年來首度升息的主要理由。如今中國未來幾年將有大量美元計價債券到期，很可能成為聯儲局接下來決策的一大變數。

兩年前的9月，聯儲局鑒於中股崩跌、人行意外調降人民幣、中國大量消耗外匯儲備攪擾金融市場而延後升息。3個月後，聯儲局終於展開升息周期。

如今，路透引述分析師看法指出，中國美元計價債務浮現風險，可能成為聯儲局升息考量的變數之一。聯儲局官員尚未公開討論中國債務是討論決策的一大風險。但分析師認為2015年9月的狀況有可能再度重演。

國際結算銀行（BIS）統計，中國各單位發行的美元債券規模已達約5000億美元，是2008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的近20倍，光是2015年9月來便增加近50%。據統計，中國發行的美元計價債券有20%

拉加德：10年後IMF總部可能搬到北京。圖示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右）會見IMF總裁拉加德。（歐新社資料照）歐洲與日本，應該利用經濟復甦的機會推動經濟改革，並進行基礎設施投資，讓經濟復甦持續更長時間。

拉加德認為，經濟復甦的態勢正變得越來越強勁，在全球各個經濟體的分布也越來越廣泛。 將在一年內到期，未來5年內到期的債券更超過50%。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全球經濟顧問菲爾斯說：“當時，我曾說美國貨幣決策不在華府，而在北京。中國對其他地區貨幣政策確有重大影響……今年風平浪靜，因為中國未出現風暴，但我認為，再過幾個月，情況可能有變。”

雖然中國大量持有美元債務也有經濟的考量，例如可用於企業對海外投資，若這些美元兌換回人民幣，也有助減輕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但分析師擔心，中國迅速累積美元債務的期間越長，日後要調整就越困難，若金融機構開始重估中國信用風險，陣痛在所難免。

彭博訪調的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聯儲局將在9月宣布縮減資產負債表的時間表，接着12月調升利率區間0.25%，至1.25%到1.5%。 （路透社）

全球利率在上升，但投資者的回應卻是在今年向新興市場注入1000億美元。理由？新興市場“脆弱五國”2013年拋售背後巨大的國際收支赤字現已不再是問題。

2013年中期關於美國可能削減寬鬆貨幣政策的暗示，引發全球市場“縮減恐慌”。印尼、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南非這五個新興經濟體，因為依賴外國資本來填補融資缺口，所以受創最為嚴重。

“脆弱五國”當時的經常賬赤字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以上，印度、土耳其和南非更是達到5%甚至更多。

國際收支平衡危機構成真正風險，在美國做出削減暗示後，“脆弱五國”本幣及股市大跌10至20%。

自那以來經濟成長放緩，匯率走弱和經濟改革已削減了經常賬赤字，一些情況下甚至到達了2013年水準的四分之一。所有這一切意味着外匯需求減少：

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是，今年以來新興股市和債市是表現最好的資產類別。

高盛分析員表示：“這是削減恐慌以來新興市場基本面最重大的一項改善，經常賬正回到2005年以來的水平，我們所有的研究均顯示，這是新興市場表現出韌性的一個重大 原因；新興市場已吸收了近期無數的衝擊，無論是特朗普恐慌，還是過去一個月核心利率的快速變化。”

他指的是去年11月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引發的市場拋盤，以及近期德國和美國公債收益率漲至數月高位。

根據瑞銀數據所製成的圖表，不含中國在內的19大新興經濟體目前顯示經常帳盈餘約1.5%，而2013年時還是赤字超過0.5%。

另一份匯豐研究顯示，就算將匯率貶值及成長放緩納入考量，經常帳盈餘仍相當於GDP的近1%，2013年時則是呈顯小幅度赤字。

匯豐表示，在其分析的18個國家當中，有12個國家的經常賬較2013年明顯改善，僅有3個國家惡化。

部分國家仍令投資人感到擔心，哥倫比亞原本不在脆弱五國名單之內，但其經常賬赤字相當於GDP之比已經擴大至4%；土耳其的經常賬與GDP之筆仍超過4%，因擴大經濟成長的政治壓力導致其無法像其他新興市場那樣縮小融資缺口。

大摩表示“我們認為，與其他新興市場不同的是，沒有多少跡象顯示土耳其里拉面對外部衝擊時的脆弱性下降。”

（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