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視法紀不能容忍裁決如同當頭棒喝

3年前，“雙學三子”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非法闖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俗稱“公民廣場”），上訴庭認為原審判刑過輕，改判他們入獄6至8個月。

判決書批評，近年社會瀰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心中理想”又或“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作為藉口，肆意違法，一些“有識之士”更鼓吹“違法達義”，鼓勵他人犯法。無論3人追求民主的理想有多崇高，法庭有責任維護法紀，確保判刑恰如其分，今次裁決看不出有什麼地方，不是以法律作準繩、用事實作憑據，妄言司法迫害是對法庭的侮辱。 法治”，云云。可是追求理想“公民抗命”，不代表可以肆意犯法，法庭處理“公民抗命”違法行為，需要一套合理準則。

承擔法律責任，本來就是公民抗命的要義， “定罪”是求仁得仁，不能說是政治迫害，現在的關鍵是刑罰輕重。原審裁判官認為，當日3人並非為了一己私利，暴力程度亦不算嚴重，對於年輕人為政治理念勇於表達意見，應該“體諒寬容”，惟律政司認為這種說法相當危險。律政司認為當日近百人衝入政總非法集結，危險程度近乎“暴動”，所用的武力不少，3人早有預謀發起硬闖，應該判監，故此向上訴庭提出覆核刑期，並要求法庭為日後示威集會衍生的違法行為，定下量刑指引。律政司的觀點，並非沒有憑據，絕非“莫須有”；要求定下量刑指引，更是合情合理。

法庭判刑目的離不開阻嚇犯罪、合理懲罰和鼓勵改過自新。1960至70年代，公民抗命活動在美國此起彼落，當時美國著名學者科恩（Carl Cohen）指出，對於如何處刑，有法官認為“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傾向判處最高刑罰；有些法官則傾向另一極端，認為判罰應該盡量從輕從寬。還有一些法官會採取中庸之道，他們最關心的是判罰阻嚇性，只看當事人是否違反法例，不會考慮其情操和理念，強調一視同仁，不會因為當事人的理念，判罰特別重或特別輕。

觀乎“雙學三子”判刑，原審裁判官傾向從寬，上訴庭則傾向後者所講的中庸之道。上訴庭提到，3人明知大批群眾強闖會與保安人員衝突，可能導致傷亡，惟仍號召年輕學生加入，是不負責任，至於3人揚言不採用暴力去佔領“公民廣場”，更是自欺欺人。3人及其支持者不滿判刑，可以提出上訴，然而看不出裁決是無憑無 據。

有人揚言，今次裁決會對年輕人參與抗爭運動造成“寒蟬效應”，然而上訴庭表明，法庭只是希望向社會發出明確信息，行使自由權利遊行集會時，參與者必須守法，不能破壞公共秩序和安寧，並無阻撓年輕人為民主公義發聲之意。

就算公民抗命目的如何崇高，也不可能沒有底線，今次裁決的意義，在於重新劃清界線，嘗試為處理同類案件定下準繩，強調不能漠視法紀。黃之鋒說香港進入“威權時代”，不過根據英國《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雖然香港歸入“有缺陷民主”類別，惟起碼不是“威權政體”。

對於面臨監禁，周永康堅稱“我們站在真理一方”，“我即公義”思維表露無遺。上訴庭提到，近年社會出現一股歪風，有人以為追求心中公義理想，可以肆意違法，更可怕是一些“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公然藐視法律，視之為光榮行為，這種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本案正是一個例子。上訴庭的批判對象，呼之欲出。

一些人口中高談“以法達義”，理念說得天花亂墜，實際不過是鼓吹“違法達義”，今次判決正是對所有人一記當頭棒喝。年輕人渴求公義，但是不能盲動妄為；追求民主公義必須堅持，然而必須檢討激進抗爭路線，更不能忘記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