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山義診之從打包說起

已經久未提筆寫雜文，在寫了一堆學術論文後，突然要“胡言亂語”起來，感覺有點找不着頭緒。心中只想要把一個月前在涼山比較觸動的兩則故事寫下來，在時光隧道里以文字見證。就先從打包說起吧……

從小我的母親生性節儉，舍不得吃完所有飯菜，總會留一部分起來收在冰箱里。吃不完的也留，好吃的也留，所以習慣了“打包”餐飲，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健康。在美國求學時，放了好幾天的便當盒，拿出來微波爐熱一熱，也能飽食一頓。直到在中國大陸生活這幾年，才發現這個習慣並不是所有人能接受；甚至在災區的工作站里，過夜的剩菜剩飯也常被扔掉，讓我心疼得不得了。

到了北京，城里人的消費習慣更奢華了，隨意點一桌涼菜加熱菜，都會過剩，通常只有我才會想打包。連學生們也都知道，吃不完的菜可以帶到老師家；而且到老師家幫忙吃“回鍋菜”也成了常事。剛開始北京的朋友都很不習慣，但後來慢慢知道我的性情，也都接納了我這個“毛病”，不會點太多菜，免得“陳老師”接下來一周都要吃剩菜飯盒。所以，在我印象中，中國的宴席上，除非是山珍海味，不然一般沒有賓客會主動要求打包。但是那一天，在四川涼山州腹心地的彝族社區里，我看到了，在中國，其實還有人比我更會“打包”剩菜……

啊，陽性！

這是一個50歲的彝族窮寡婦，幹癟瘦小的她，佝僂着來到我們的鄉區義診點，說身體疼痛，要一些藥。雖然語言不通，但她面上總是掛着謙和客氣的笑容，在當地誌願者翻譯下，我們負責義診的醫生多問了幾句她的家庭情況。她很坦誠地告訴醫生，丈夫在3年前因吸毒去世了，留下她和3個孩子。老大今年18歲也是背部殘疾，很早就輟學在家幹農活；因為身體不好，也沒法出外打工，所以家里一貧如洗。由於我們義診的其中一個目的是篩檢HIV病毒，所以醫生建議她接受我們的血液檢測。結果，10分鐘後，在檢測棒上出現了兩條血紅色的杠。我心里咯噔一下，跟身邊的小伙伴說，“陽性。”

於是我們結束義診後，就專程到她的家里去拜訪，印象中除了玉米桿，家里什麼值錢的都沒有。可是這位窮寡婦還是笑容滿面地接待我們，對於我們的關心，她顯然很驚喜。不像其他一些苦難的家庭，對於我們這些外來者，總是抱有“訴苦”的慾望，這位老人家，說到什麼都是笑瞇瞇的。當我們嘗試做一些HIV教育，並建議她去醫院進一步檢查時，她也沒有太多悲傷，仿彿一切都是命中註定，她就安然接受；倒是她的大兒子在一旁聽了神色凝重。

我們說，這個病毒是可以借着服藥控制的；是因為潛伏在她去世的老公體內，後來再傳給她的。她倒是很驚訝，自己守寡3年，怎麼還能得這病；但是對於我們的關心，她還是很信任和配合。我們就相約兩天後到鎮上醫院，陪她去進一步的化驗，因為擔心她語言不通；而且去鎮上的來回交通費昂貴，所以我們答應她會在車站等她，並幫她支付車費。

牧野的哀歌

那天清晨，在她兒子陪同下，我們的誌願者和醫生陪她倆去做了免費檢查，初步證實是HIV病毒感染者，但還要兩周後才能拿到報告和免費的藥。我們就請他倆到鎮上最好吃的餐廳吃午飯，雖然語言不通，他們也很客氣，我們就按往例8個人點六菜一湯。剛好那天早上我們團隊7人都吃了早飯，所以午飯沒有太好的食慾，一桶的米飯沒吃完，還有一些偏辣偏油的菜剩下。

我這個隊長最不喜歡浪費食物了，而且我們住的地方沒有冰箱，所以一般不會點太多，也會鼓勵大家吃完。那天，即使在我一再鼓吹下，這個老媽媽和兒子還是吃不動了。幸虧翻譯員提醒，可以打包讓他們帶回去吃啊！在他們同意下，我們就七手八腳的把剩菜和米飯都打包裝起來了，雖然不多，但還是可以給她們這個小家再吃一頓的。

在我們都裝完後，突然這個老媽媽指着光盤里的油，比劃着也想打包走。我們突然領悟，原來這些看起來什麼營養都沒有的殘油，對他們正是下飯的寶貝！於是我們又打開袋子，把油都倒了進去，這下，桌上真的是滴油不剩了。我從來沒有打包得這麼“幹淨”過，驚訝之余，居然還有點愧疚感，原來自己平時不要的，還能成為人家的一頓美食！

這一天，我發現，中國大陸不是我想像的那麼富裕。在涼山這個地方，仍然有人三餐不繼，仍然有人靠着富人餐桌上的殘羹而生存。雖然我們印象中只有非洲人民饑餓得瘦骨嶙峋，菲律賓馬尼拉才有人吃垃圾堆里的剩菜，敘利亞難民飽受顛沛流離之苦……然而在中國的某個村莊內，這些苦難的故事也離我們不遠。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中國人民，也許真的揮金如土，但深山里的少數民族，卻成了快速致富經濟發展的犧牲品。

90年代涼山彝族青年外出打工的潮流，把毒品和愛滋帶回家鄉，這廿年的感染率，其實已經達到高危的數字。有些村落，百分之十的HIV病毒感染率，被隱藏在電腦數據庫里。而許多喪生的年輕人，由始至終都不知道自己是感染者；一代傳一代，就有了牧野的哀歌。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