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 Chew Daily - Johor Edition (Day)
文字●讓我跨越事業每一個關卡
1950年代末的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成長於生活環境相對嚴酷的時代背景，閱讀成為了蔡詩萍小時候最廉價，也最省錢的娛樂。
“我從小培養閱讀習慣，其實也是種巧合，因為父親只是低階軍人，母親是工廠女工，所以他們沒足夠能力教導我。在貧困年代，我發現閱讀是最便宜和省錢的娛樂，從中收穫很多樂趣。”
現代主義及鄉土文學相關著作，在他青春時期，扮演了撫慰孤獨又寂寞心靈的角色。他從閱讀中發現，原來社會夾縫裡存在許多寂寞靈魂，而寂寞靈魂來自於渴望生命被看見，提供了他人生線索。
從高中起，他開始寫作、投稿發表想法，後來接近大學時期，轉為對政治和哲學感興趣，也順利考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進入了媒體界，在《自立晚報》當記者，負責跑國會新聞。幾年後，跳槽至聯合報社，接任《聯合晚報》總主筆時，才三十多歲。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針對時事、政治寫評論，這段經歷對我幫助很大，我不希望評論是很制式的。年輕時候，我非常喜歡胡適，筆風帶感情是我對自己的期望，當然也跟我喜歡文學有關。”
他說，有一年，台灣大學邀請了幾位傑出校友回校舉辦論壇，當時除了他以外，現任總統蔡英文也受邀出席。
“蔡英文對我說，雖然我們政治立場不同，但我負責的《聯合晚報》評論是聯合報裡最公正的，讓我留下深刻印象，對我來講是種肯定。”
跨界難嗎？也許不容易，一個人要在事業上身兼多職，消耗的不只有精力，還需擁有一定能耐及專業背景，來撐起整個事業版圖。
然而，跨界對蔡詩萍來說並不吃力，身兼作家、媒體人、主持人等多重身分，再從紙媒跨進電視圈及廣播界，如今更身為電台台長，全仰賴文字素養，協助他跨越一個又一個事業關卡。
自在，才能拉近距離。
所謂三十而立，蔡詩萍三十多歲時，已在紙媒中佔有一席地位，恰好當時台灣媒體開放，有線電視順勢崛起。
“人生有很多巧合，當然巧合里有必然因素。我生於1958年，基本上屬於文字時代，但運氣比較好的是，在我差不多28歲以後，台灣社會開始產生變化，比如解嚴後電視崛起，時代背景造就了機緣。”
他說，有線電視出現後，為了展現自己與無線電視台不一樣，大量地從文字媒體借人，因為這樣，他受邀跨界至電視台做評論。
“剛開始面對鏡頭也是有壓力。人很奇怪，面對面聊天感覺自在，但當有一台攝影機擺在面前，就變得不自然，覺得要講3分鐘很難，怕詞窮，所以要訓練自己面對鏡頭，像在自我表演，的確需要調適期。”
後來，廣播界也注意到他，邀請他主持評論節目，“廣播比電視好一點，因為沒有影像壓力，不過一開始還是會有，覺得自己對着麥克風說話，講得很開心，別人可能認為你神經病。”
然而，他從適應不同身分切換過程中得出了結論，“自在”是面對不同媒體時，能夠保持穩定的重要原因。
“我們心中有着一個渴望要跟他說話的對象。不管是文字、廣播，還是電視，我常在想，做廣播節目時，有誰在聽，腦海中就浮現出不同人在不同情境下收聽節目的畫面，也許聽眾正在開車或煮飯。”
他說，一旦假想，其實等於有對象，便不會覺得自己對着冷冰冰的機器說話，“我常告訴來賓不要在乎講錯字、發音不好或一定要保持完美形象，讓觀眾看見你很自在，覺得你跟他們一樣，才能拉近距離。”
就算面對新媒體，如臉書，他依然自在應對，隨着時代進步去適應每個階段新媒體，卻同時保留本質面對大眾。
“有人問我為什麼在臉書寫長文章，但我就是生長於文字世代，不可能像年輕人，寫兩行字，貼一張照片就發表，我還是對文字有想法，希望用較長篇幅來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