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的外交兩手政策

首相納吉官訪美國，被國內政客和一些網民指責為欲透過與特朗普的會面，為1MDB醜聞解套。孰不知，這樣的想法無異無視大馬為主權國家的事實，反之自認大馬為美國屬邦，只要納吉能夠讓特朗普“龍心大悅”，特朗普動個嘴皮子就能讓1MDB在美國引起的問題除罪化。這樣的想法同時也低估美國司法的獨立性，如果特朗普的手能伸入美國司法體系，他又豈會丟失他頗信任的國家安全顧問弗林？

納吉訪美之事，不能坐井觀天般的從國內政治狹小視角凝視，而應站在更高度的外交政策角度分析。大馬的外交政策一直都奉行於1967年時，剛從外交部長職務退下來的依斯邁的“中立不結盟”主張。裹在“中立不結盟”這個亮 麗皮套之下的，其實是小國外交最常用的“避險”（hedging）策略，所謂的“避險”，白話一點的說法即是“左右逢源”。

相對於現實主義中傳統的權力平衡（balancing）和扈從（bandwagoning）策略─前者與其他國家合作對抗可能對彼此國家安全產生威脅的大國，如二戰後的北大西洋公洋組織（NATO），後者則以對國家安全可能產生威脅的大國馬首是瞻，如二戰後芬蘭對蘇聯的扈從─“避險”是小國在兩個大國的對峙中不選邊站，在兩邊大國需要小國支持時，換取小國的國家利益。

在大馬的倡導下，“中立不結盟”精神於1971年成為東盟的方針。至於大馬，則於1968年從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任內開始，歷經敦拉薩、胡申翁、馬哈迪、阿都拉到納吉，使大馬在冷戰時不至於卷入西方和共產陣營的對峙或不幸陷入代理人戰爭的漩渦，並在後冷 戰時代也不會因為過於傾向美國霸權或崛起的強權中國，以致國家政策受到大國擎肘，反之卻能在兩國的競爭關係中，取得國家實質利益。

雖然大馬早於1974年就與中國建交，但兩國關係漸行密切以至今日達到巔峰，始自馬共於1989投降後。當上世紀末西方國家吹起“中國威脅論”時，馬哈迪還曾挺身捍衛中國，多次表示中國崛起絕對不是威脅，並多次公開抨擊美國就人權及民主課題，意圖干涉馬中兩個的主權。

儘管如此，大馬卻仍舊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除了向美國購買軍備也展開軍事演習。軍演時的假想敵，合理推估應是中國，因為當時大馬並沒有面臨恐怖主義威脅，與周遭國家關係也友好，唯一在此區域可能爆發的爭端，就是與中國的南海主權爭議。這樣的兩面手法，在納吉時代可以見到，例如他與中美領袖的密切互訪和經貿合作往來、先 後於2013年及2014年與中美兩國宣佈成為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甚而也開始向中國購買武器和展開軍事演習，這樣的做法，微妙的聯系住大馬與心有千千結的霸權與崛起強國的關係，好左右逢源。

美國媒體此回對納吉與特朗普會面的負面反應是可以預期的，因為美國媒體偏向從道德層面看待政治課題，但國際政治從來就不是這種一翻兩瞪眼的事。大馬目前表面上對中國的極度傾斜，納吉幾乎每年都官訪中國或到當地出席國際活動，並與中國取得許多合作機會和投資，是特朗普和美國都不樂見的。

也因此，無論納吉再如何被1MDB的醜聞纏身，縱使美國媒體對納吉的觀感再不佳，這一面特朗普不得不會，而這也是考驗着小國領導人，如何巧妙的拿捏兩個大國的不是滋味左右逢源。納特會後，相信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明年訪馬的行程，也就不會再延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