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與科研

8月初時，趁台灣知名作家兼電機系教授李家同到訪馬，筆者也在大馬工程師學會（IEM）為李教授安排了一場關於“台灣精密工業”的講座。大馬工程界雖然在各主要的工程領域（土木、機械、電器電子、化工等）皆有涉足者，但對精密工程（Precision Engineering）這一塊還是較陌生的。

李教授雖已年近八旬，但仍思路敏銳。身為台灣精密工程學會（TSPE）創會人及首屆理事長的他，以多個實際的例子講解涉及精密工程的工業產品，讓與會者驚歎台灣的高科技產品。李教授也提到說，世界的各個先進國都有同樣一個特質——擁有自身的科技大企業，如法國有空中巴士（Airbus）、瑞士有諾華（Novartis）等。這些大企業，除了為國家帶來豐碩的稅收，也成就了相關領域的下游工業的發展。

講座中，李教授也分享了台灣的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工研院），如何研發新的科技技術，為台灣工業帶來轉變。他也提到和大馬籍的隨身碟（USB）開發者——潘建成的對話。潘對李教授說大馬沒工業技術研究院，所以我們的工業界缺乏新技術。其實不然，大馬有好幾個類似工研院的研究院，如 大馬棕油局、橡膠研究院、大馬微電子系統研究院（MIMOS）等，為大馬的各工業領域提供工業技術的支援。與台灣工研院不同的是，大馬的這些研究院都各自為政，在不同的政府部門下運作。當然，不同的運作模式有其利與弊。台灣的工研院的模式能在資源應用上能更優化，而大馬的模式則能讓個別的科研院有更好的競爭。然而，大馬方面最大的弊病是科研與工業的步伐脫節。打個比方，大馬棕油局常會說他們對油棕的各種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但筆者常聽到棕油業者的申訴卻是“大馬棕油局什麼都沒做，就只會抽稅”（註：棕油業者得還繳約4.5至8.5%的出口稅)。到底是哪兒出了狀況？

8月中旬，筆者也參與了另一個研討會——大馬棕油業100週年講座。與會者都坦承，大馬的製造業雖然一直以來都生產品質不錯的工業產品，但從來都不注重科研這一塊，也不會對嶄新的科技趨之若鶩。每當一個新技術被引進時，大家都不太願意成為第一個嘗試者。反之，大家都希望等待他人嘗試了以後才相競成為跟隨者。追根究底，大家坦承是不願冒險的心態問題，擔心一旦出錯就需承擔相關責任，還是安於現狀最為妥當。最好的例子——大馬國產車自從80年代推出市場後30年的今天，我們還是用着別人的引擎。同樣的，國油 也不太注重科研。相對的，許多的跨國科技企業都從不間斷地投入科研，或收購新科技，深怕一時怠慢就讓競爭者迎頭趕上。這造就了許多國外的大專院校或研究院，能長期地與企業界合作以研發新科技。大馬這一塊確實被拋得遠遠的。

話說回頭，什麼原因讓大馬的工業界對科研興致缺缺？首先，許多的科研都與工業的脫節。之前提到的大馬棕油局，確實進行了許多棕油方面的研究，但真正能讓企業界用上的卻是極為少數。須知學術界與工業界對科研的認知有一定的差異。對學術界而言，科研項目最重要的為創新性（novelty）——論文可發幾張？能培養幾個研究生？然而，這些都不是工業界所在乎的；因為科研產品的商用價值（commercial value）——能為公司帶來多少的盈利、能降低多少成本等，才是工業界所看重的。所以，若科研人員少接觸工業界，或只願呆在自身的研究所裡閉門造車（即大家常調侃的“syok sendiri”），確實難讓其項目達到工業界所預期的商用價值。

其次為科研人員及產品的素質。許多本地大專院校或研究院的科研項目，都為複製他人（如國外大專、研究院等）的項目。對企業界而言，這些複製品並沒附加值。更有工業界人士在科研項目裡投入了研究資金，卻得到低素質的研究 成果，久而久之也造就了他們不再相信本地的科研團隊。所以科研人員必須加倍努力，才能讓企業界恢復信心。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之前提到的——本土企業安於現狀、不願意冒險的心態。許多的跨國企業都深知不進則退的道理，所以都會有自身的科研團隊（大部分處於國外）。而本土企業若不以科研來改進本身的技術，要與跨國企業爭一日之長短似乎只是天方夜譚。

同時，本土企業也必須知道一個好的科研項目是長時期的投資，不能期望短時期就會有所突破（畢竟一個博士生也需三年的光景才能完成一個像樣的研究），所以請改掉“少少投資，多多回酬”的心態。歐美國家的企業大多與大專院校展開長期的合作計劃，所以許多的新科技都源自研究所。撇開歐美國家不談，亞洲的許多國家，如日本、韓國，甚至海峽兩岸的企業也不遑多讓，都競相地投資在科研項目上以改進本身的技術。而大馬的企業何時才會改變心態，踏出自身的舒適地帶？

若您問道，我們何時才能擁有像法國的空巴、瑞士的諾華、或甚至像美國科技巨頭谷歌等科技大企業？最直截了當的回答是——請拿出正確的心態，搞好科研，才能期望大馬的工業產品在世界爭一日之長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