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助理翻轉外媒記者話語權

中國外媒圈最近發生了件新鮮事，荷蘭媒體在上海的中方助理爆料，自己的洋老闆寫假新聞。32歲的張超群過去兩年是荷蘭《新鹿特丹商業報》上海分社記者蓋誠澈（Oscar Garschagen）的新聞助理。

他9月4日辭職，撰文列舉前老闆寫過的疑似有違新聞操守的八條新聞，起了個很能抓住眼球的標題《我炒了寫假新聞的外媒記者》，在微信公號“搶佔外媒高地”上發表。環球時報微信公號和澎湃新聞網的姐妹英文新媒體“第六聲”（Sixth Tone）做了轉載或報道。

張超群指蓋誠澈無中生有、抄襲或拼湊其他媒體的報道、張冠李戴。我找出被指造假的新聞原文，其中最離譜的應該是一條今年年初關於高爾夫與反腐的特稿，稿子指名道姓地稱某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爾夫球藝不錯，是“中國公開的秘密”，而他的球藝還是在福建當領導時向台灣教練學的。

做假新聞對記者和所屬的媒體機構是嚴重的指責。《新鹿特丹商業報》總編輯Peter Vandermeersch5日在報紙網站上回應，基本上為記者撐腰，把助理的部分指責和記者的相應解釋一併呈現出來，結論是報紙編輯部對助理“損害資深記者和報紙名譽”的做法表示遺憾。

客觀來看，記者對助理指責的解釋有避重就輕、答非所問之嫌，缺乏說服力。例如，助理指記者把中國媒體報道裡兩個自殺老人的個案細節，寫成是發生在同一個老人身上，記者解釋這是因為已聯繫上了其中一名老人的家屬並確認真有其事，就沒必要引述中國媒體。他回應了抄襲的指責，卻避開了把不同老人的情節拼湊成同一人的指責。這不僅是對已故老人和家屬的不敬，也是對讀者的誤導。

新聞不嚴謹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記者的無心之過，受時間壓力或語言障礙等因素所絆；第二種是記者為了讓故事更精彩或更能支持記者的論點，而故意窜改或捏造細節。從目前已經被證實寫法有誤的兩條稿子來看，即上述自殺老人的稿子和把刑事案當事人女友的話寫成是辯護律師說的話，蓋誠澈新聞不嚴謹的情況更像是第二種。

總編輯的回應令輿論更加惱火的是，在就事論事解釋具體稿子沒有造假之前，先用四段洋記者的話來批評助理的工作表現並質疑他舉報的動機，指張超群不願意配合記者的工作，並暗示張超群是因為得知即將被解雇而懷恨在心。

洋記者在總編輯的聲明中還提到，張超群指他捏造的細節，是他沒有在張的陪伴下獨立採訪到的，而他之所以經常不讓張跟着採訪，是因為懷疑張與國家安全機構有關係。

他也表示，中國“黨媒”鼓勵和重視張的指責，因為“這符合現有的氛圍，對外媒記者越來越不利的氛圍”。

這麼說讓不少中國媒體工作者炸了鍋。金融時報中文網主編王豐在推特上表示，洋記者指責助理與國安關係可疑是卑鄙的做法，助理是因為替外媒記者工作才被國安人員約上的。

中國相關單位確實關注外媒如何報道中國，也不時約談在外媒機構工作的中方人員，希望通過他們瞭解外媒的情況，這對中方助理可說是額外的壓力。這種壓力沒有受到外媒記者的諒解，反而被當成是有罪的嫌疑，令一些助理感到委屈。

荷蘭《新鹿特丹商業報》駐上海記者蓋誠澈（中），承認在新聞處理上“犯了嚴重錯誤”。圖為網傳張超群（左）今年7月陪同蓋誠澈前往福建採訪的照片。（互聯網照片）

這起僱主和員工的糾紛折射出一個有趣的新現象。西方媒體過去因為有語言和平台的優勢，獨攬向本國讀者介紹和刻畫中國的話語權。一些外媒視監督中國為己任，但外媒對中國的報道又該由誰來監督？如今機器翻譯軟件能夠讓大家讀懂包括荷蘭語在內的外語報道，諸如“搶佔外媒高地”等社交媒體渠道提供發聲的渠道，以致只有兩年新聞工作經驗的中方新聞助理，可以維護自己的話語權，與有40年工作經驗的老記者和荷蘭報紙對質。張超群發表聲明稱，報紙發表的聲明完全只有蓋誠澈的一面之詞，他希望報紙能交由第三方展開獨立、公正的調查。

編者按：《新鹿特丹商業報》20日証實蓋誠澈剽竊新聞，已經離職。而蓋誠澈本人也認錯，稱“感到羞愧”、“不會原諒自己的愚蠢”。

作為西方陣營在位時間最長的大國領導人，德國總理默克爾自去年美國大選以來，便被英美傳媒捧成“自由世界新領袖”，足以抗衡美國總統特朗普。不過已經有不少評論指出，無論從客觀條件或主觀層面上，德國不可能亦都不打算領導世界，在今次國會大選中，歐洲以至國際事務從來都不是德國選民關注焦點，就連外人眼中至關重要的難民議題，對德國人來說也已成歷史。

《衛報》法籍記者努加雷德坦言，正因為德國人生活過得太好、政局太穩定，所以他們都不會關心國境以外的事情，只盼獨善其身。這一點，正正是默克爾給予他們的競選承諾。

的而且確，默克爾曾多次在外交場合上，公開駁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保護主義，但這更大程度是“出口轉內銷”，因為特朗普在德國不受歡迎，與之劃清界線自然有助爭取支持。但現實上，德國不可能完全與美國對着幹，甚至必須繼續依賴美國軍事保護。

德國人生活太富裕

當前德國各種國力都不如戰後的美國，默克爾雖有推動游說國際合作的“牙力”，卻沒有號令全球的硬實力，甚至在唯德國馬首是瞻的歐盟內，她也往往遭到反對，例如經濟上極度倚賴德國的波蘭，便一直拒絕就難民問題讓步。因此要德國取代美國當世界領袖，客觀上是不切實際。

主觀上，德國人也對領導世界毫無興趣，默克爾在他們眼中不是“自由世界新領袖”，而是可以為他們排難解憂，可以讓他們自絕於特朗普、金正恩、普汀和埃爾多安等一眾狂人，在德意志領土內安身立命的“媽咪”。努加雷德早前到德國觀察選戰後，形容德國人與英國人一樣，都陷入自我耽溺、與世隔絕狀態，只是後者是因為生活太困苦，前者則是生活太富裕。

努加雷德訪問了不少德國官員和民間人士，發現英美媒體每日關注的國際議題，他們都不太關心。例如歐洲一體化的爭議，除了“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外，幾乎所有政黨都支持，“德國需要歐洲來忘記我們是德國人，這是我們與歷史包袱切割的方法。”對於英國脫歐，他們不會主動提及，即使被問到也只是隔岸觀火地說：“那就像一場諷刺節目。”

幾一面倒撐歐一體化

與德國人最貼身的國際議題，相信非2015年難民危機莫屬，在默克爾的開放邊境政策下，數百萬難民湧入德國，震動德國社會，更直接促成英國脫歐及歐洲極右勢力崛起。兩年過去，不少德國人仍然認為接納難民是“可一不可再的自豪決定”，但他們無意借難民危機推動德國在國際舞台扮演更重要角色。默克爾也很明白德國人的想法，一方面停止無止境接收難民，另一方面卻沒有放棄道德高地，繼續強調德國對難民的道德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