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貪宣言需有法律效力

實說，反貪污委員會的《反貪污宣言》（IBR），是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它是由現任反貪會主席祖基菲里所構思的自願宣誓文件，只要任何組織或企業覺得自己需要在反貪努力中貢獻一份力，他們就可以在反貪官員的見證下，宣誓並簽署帶有永不貪污承諾的宣言。而更有意思的是，這份宣言必須交由機構中的每位成員宣誓簽署，務必達到“全員反貪”的目標，不能代簽。

這也是一套很有宏圖大志的舉措。根據反貪會的說法，其帶有“警惕個人遠離貪污、簽署機構全員保證將防範貪污、簽署者承諾打擊貪污，以及簽署機構確保將採取適當行動來防範貪污”等四大意義，方向明確、目標宏遠。自今年初推行以來，已有超過兩百個政府、非政府組織和機構，包括州政府、聯邦政府部門、法定機構等行政實體加入簽署，而最新加入的，還有大馬皇家警察。

若簽署機構內部一人一份，其宣言的數量極其龐大，而且國內絕大部分的州政府也已加入宣誓，這都足以讓一手推行這項舉措的祖基菲里感到欣慰。所以，當檳州政府不願意加入簽署《反貪宣言》，還提出簽署宣言的附帶條件，反貪會是感到不屑的，並且還在週一（24日）再“酸”了檳州首長林冠英一輪，說宣言

老完全屬於自願性質，要簽就簽，不簽拉倒，別耍大牌要求特例。

當然，檳州政府拒簽反貪宣言，有其理由，我在此就不再贅述，而他們的立場也不是我想討論的焦點，因為我對宣言更感興趣。反貪會推出這份宣言讓政府和坊間機構、組織簽署，就是希望國內所有州政府都加入反貪隊伍，令社會個體都能對防範貪污存在一定的自覺性。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確實是值得褒獎的，因為有自覺就能起防範作用，甚至能夠形成舉報文化，提升反貪會執法效率。

然而，若我們從一般群眾的角度來看，這份宣言是否擁有更為實質的作用，才是更為關鍵的。在瞭解反貪宣言後，我們知道，這份宣言僅是單純地起着個人行為規範的作用，並不存在法律和執法約束力，雖然反貪會表明將主動監督簽署者，但加入宣言的機構有223個，若包括剛加入的警隊其宣誓人數已達上萬，而反貪會目前僅有2700名職員，要主動監督各部的行政活動是極有難度的。

既然無法主動監督各部行政活動是否有貪污成份，那這份宣言總能成為官員們警惕自己別貪污的誘因吧？甚至能夠履行主動舉報貪污的承諾吧？那你知道法治社會的形成，是建立在什麼基礎嗎？對，就是“不相信”。法治社 會擁有不相信任何人的本質，所以我們有強調平等的法律架構，因為在這種社會中沒人會相信，你的道德觀念能夠強到令你絕不犯錯，包括貪污和濫權。

這套“不相信”理念，造就了歐洲在18世紀掀起憲政革命，進而形成所謂的民主思潮。若從這角度思考，我相信坊間很多民眾都會覺得，反貪會是否對《反貪宣言》過於樂觀？貪污普遍存在於政府部門、執法機構已是不爭的事實，而每年的國家總稽查報告，也不斷揭露了大量有舞弊和串謀成份的採購活動，涉及範圍廣泛，這種現象不可能簽了份無懲治效力的宣言，就可以迎刃而解。

因此，我還是覺得，反貪會還是必須重新調整宣言的宣誓效力，並通過修訂2009年反貪會法令賦予《反貪宣言》特定的法定效力，而非像目前般僅僅流於形式。此外，反貪會還必須建立完善和能夠提供賞金的匿名舉報系統，以鼓勵簽署者匿名舉報涉嫌貪污的同僚，形成一種機制內“人盯人”的舉報文化，因為我始終不相信，官員在簽了沒效力的宣言後，會立刻變成“零貪污”的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