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官不懂的“下一個社會＂

劃分選區，成為最新的爭議，也加緊吹響了大選的節奏。

這原本就是憲法賦予的職責，如今卻成為了朝野雙方各自表述的政治問題，甚至競選主題的工具。

在野的，經歷執政錘煉的混亂中，好不容易終於找到一個“救生圈＂，暫緩自己陷入各種內亂及笨拙管理的問題。（你可以預料從現在開始每天有人講，每個禮拜分多集來講，直到群情激昂。）

當官的，更是陷入“冷氣辦公室思維＂，倉促劃分選區，與那些不受歡迎的惡法如出一轍，又是一個自認為偷天換日，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政績。

政黨說，這是一個將馬來選票集中給馬來候選人，華人選票給回華人候選人的做法。

背後的邏輯就是，馬來人大部分都是支持政府，華人全部都是反對票。問題是，鄉村大部分的馬來票，簡單通過劃分選區，就能增加勝選？

這取決於兩個條件，一，當官的，在國會裡是否擁有足夠的議席（三分二大多數），來劃分或增加新的議席。這又是一個漫長的政治博弈遊戲。

二，我們的選民結構，也就是這個社會是否還處於二三十年前的生活方式，如泰國般搞妥城市外圍的鄉村農民，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已故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在至今影響甚大的著作《下一個社會》 就指出，社會人口結構改變了社會。尤其是這個以“知識＂為主的社會，與20世紀末年的社會出現很大的不同，新社會有前所未有的構成因素，其中大部分已經迅速出現了。

所謂的FELDA土著票，從結構上的人數參與已經遠遠衰落了。可以開墾的土地數量也乏善可陳（更重要的是已經企業化讓部分人富裕），更何況需要人數眾多的勞力工作也已經由外勞來取代。

新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子弟可以做的是，學好更優秀的管理工作及接手家族事業，知識化及機械化後其實並不需要很多人力。

大馬過去十年的大選經驗顯示，人口趨勢為老牌政黨帶來相當大的挑戰及難以預料的直接影響。

例如，在2008年對國陣帶來極大衝擊的新選民，如今國家、經濟 及社會問題是否能改變他們當初的想法及決定？2013年投反對票要維持兩線制的年輕選民出來工作數年了，是否有覺得社會變得更好了？

還有加上這次的新選民人數，上世紀90年代末出生的嬰孩如今全部已經成為合格新選民了。數據不公開透明，其實成為學者理性研究新趨勢的最大障礙，當然最後也影響了當官的判斷，吃上了自己種下的因果。

當我被做官的認為長期居住在鄉村，就會對當官的高呼“Jasamu Dikenangi＂的時候，我那長期在吉隆坡或外國工作，飽受各種經濟壓力、社會不公及政經文教問題的孩子回家哭訴。故事的後續發展如何不用我贅述，如果還不下藥對症，結果還是會重蹈覆轍的。

因為，下一個社會已經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