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十九大”的新時代

如果要給中共十九大找一個關鍵詞，一定非“新時代”莫屬。備受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19次黨代表大會於上周在北京落下帷幕。這個新時代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習近平本人的：中共十九大報告中也指出，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官媒稱，中共十九大做出了重大的歷史判斷。同時，在隨後舉行的十九屆一中全會上，選舉出了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7位政治局常委。一個由習近平主導的“新時代”如期而至。

儘管大會前坊間猜測極多，認為漸趨強硬的習近平經過5年的執政，不僅治理手腕更加老辣和沉穩，更通過王岐山的雷霆“反腐”，為十九大上“習家軍”的形成奠定了紮實的基礎，進而為習近平進一步“集權”鋪平道路。倘若從這一點來看，習近平在十九大政治局常委人選上似乎並未如早些西方媒體猜測盡然安排自己人馬，本次中國高層的權力分化和流動則是不同派系和利益集團相互妥協與協商、以及制衡與合作的結果。

毫無意外，從中國公開的媒體報道和官方文件的表述，十九大無疑仍然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繼往開來的大會。但正像中共領袖毛澤東所說，“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從十九大前中國流亡富豪郭文貴在美國高調爆料來看，十九大之前黨內各種勢力角力、卡位達到空前白熱化程度。

在常委中，習派只佔三席，團派（李克強、汪洋）、江派（王滬寧、韓正）各佔兩席，習近平微弱領先，從這個層面上看中共高層的權力是分享的，權力制衡和合作鍛造了新一屆的政治局常委的組成。但同時，習近平思想正式被寫入黨章，使其成為中共歷史上地位僅次於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領袖人物，不言而喻，習近平由此也開啟了自己的“新時代”。

被中國視為圭臬的中共領袖毛澤東曾經說過，“正確的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倘若習近平要引領他的“新時代”，解決好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沒有一支能夠堅決貫徹自己意圖的團隊，就根本無法解決這些矛盾，也無法帶領中國人民走進新時代。

如果放在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中看，習近平的“新時代”或許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十九大報告中所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個新時代為中國描繪了一幅美麗無比的畫卷：中華民族或許正在經歷一次從未歷經過的歷史機遇期，由此逐漸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深一層的含義是，作為領導人的習近平本人也在中共歷史和中國歷史上進入了“新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說，相較於習近平在常委上的“失”，在更大範圍的政治局委員上的“得”就更彰顯了他的雄才大略。

據分析，在25名政治局委員中，有接近三分之二來自之江新軍和習近平曾經工作過的福建和浙滬地區，這些委員在未來10年內將會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共為了徹底解決接班人的權力鬥爭問題，保持政治制度性的延續性和穩定性，從鄧小平時代起，隔代指定接班人成為黨內不成文的重要規矩，這一潛規則也基本成為黨內各方遵守的遊戲規則。胡錦濤是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春華和孫政才則是胡錦濤、溫家寶任期內指定的隔代接班人。十九大前孫政才突然落馬，胡春華意外沒有入“常”，兩個“王儲”一個被廢，一個基本出局。《金融時報》評論指出，習近平會把黨內接班人的任命暫時推遲，原因主要是習不想削弱其第二任時的權力，同時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考察接班人，並讓幾位候選人得到更多的經驗，和黨內更為廣泛的支持。

後十九大的新時代，是中國的新時代，也是習近平本人的新時代。兩個新時代，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沒有中國的新時代，就無法成就習近平個人的新時代；在目前中國威權治理的模式下，沒有習近平個人在歷史上的擔當和勇氣，也無法帶領整個中國步入新時代。在中國不斷獲得世界關注和影響的今天，這種個人抱負和國家命運的結合，或許是中共尋求符合自身合理性的政治發展的嘗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