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舊址紀行

我們的車子從長沙下榻的賓館出發，過了湘江大橋，一路向西。迎面而來的是城市英姿勃發的景觀：宏偉的大橋，寬敞的公路，高聳的樓房，規整的綠地……經過中國已故領導人劉少奇的故鄉寧鄉，小客車轉向西北，車速遞減，因為道路漸漸狹窄；路旁的樓房，也漸次低矮，天空愈見明亮蔚藍。

我坐靠近司機，手捧着單反相機，窺準時機向車前方的擋風玻璃外聚焦。心中揣着一份莫名的忐忑和悸動。

我看見益陽的路標了，街燈般的高度，懸掛在路中央的頂端。眼見的公路，已是普通的雙向行駛車道，手拉車、腳車、三輪摩哆車，以及別具特色的架設傘棚的摩哆車，在並不擁堵的車陣裡，彼此以對另類交通規則的默契，互不相擾地穿梭行駛。

當我們的導遊發現路旁一個寫着“衡龍橋”3個豎排繁體大字的標誌時，不禁脫口歡呼：“路口，這裡！”大家都朝車窗外望去——啊！有人興奮地想直起身子。

然後，道路愈見狹窄了，車輛稀疏，運載着各類勞作建築用料：鐵管、磚瓦、沙土……由拖拉機改裝的小貨車，“嘟嘟嘟嘟”揚塵而過。路旁是低矮的住房，裸露着褐泥的田地，倒映着藍天白雲的水塘……道旁的綠樹，不再是單一的法國梧桐，而是各種不知名的雜樹，在各類芒草，灌

木的簇擁下，往四周圍延伸，迤邐。 着：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四方山建築群。由益陽市赫山區人民政府於2014年12月立。

只是在兩年半前，這裡才被劃為重點文物保護起來。崛起的中國，不時面對西方以人權挑戰刁難，而就在半個世紀前，中國基於國際主義，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解放鬥爭給予支持。這個曾經的政策，使輿論上要以國家主權抗衡人權的言說，不免陷入雙重標準的尷尬。眼前這些物證，既凝聚歷史的厚重，又凸顯演變的曖昧。也許先保護起來，留待一個恰當的時機解凍。

再往前走，山坡上停泊着幾輛中國牌號的汽車，還有小巴。各個年齡層的人三五成群，四處張望；有的像看完了回轉頭，胸前掛着的相機搖搖晃晃。人們早已開始對那段歷史伸頭探腦了——對於平常百姓，更有興趣的，或為獵奇，或為那些口耳相傳的聽聞解密。

而對曾經在這裡隱秘地度過十餘個寒暑的一兩百名中方和馬共的工作人員，這裡不僅僅是發出穿越雲天的，迢遠的播音，更是火熱的生活，是青春的奉獻，是歷史卷帙裡一頁理想飛揚的書寫：經歷和體驗，等待賦予新的解讀。

對於馬來亞共產黨設在湖南郊區益陽縣衡龍橋四方山的地下電台，馬共總書記陳平曾在著作《我方的歷史》裡這麼介紹：

在湖南，中方分配給馬來亞共產黨的單位坐落在戒備森嚴、代號“691”的軍事區內。我們從北京搭了12小時的通宵火車才來到我們的新辦公室。“691”位於一個不久前才騰空的村落，這個村落的地勢有許多小丘與斜坡。我們的廣播電台是在山的一邊向下挖掘而成的地下室。附近有一座樓房，給我們用作行政樓。

我們在湖南的廣播電台在1969年11月啟播。我們將它命名為“馬來亞革命之聲”（Suara Revolusi Malaya）。廣播電台的節目是經由一個20千瓦的發射機作跨區域廣播。

我們的播音員、節目製作人員及文書人員都住在“691”的宿舍。中方技術人員也住在同一範圍內的另一區。我們在湖南工作的日子裡，極少和圍欄外的當地居民往來，日常用品都由中國政府供應。雖然廣播電台的地理位置遠離北京，但是我們仍可定時及快捷地得到我們指定的報紙。中國為我們安排訂報，而我們訂閱了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所有英文報紙及中文報紙。我們也定期收到倫敦的《泰晤士報》（The Times）及墨爾本的日報《時代》（The Age）。我們閱讀及評論《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遠東經濟評論》（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亞洲週刊》（Asiaweek）、《時代雜誌》（Time）及《太平洋導報》（Pacific Affairs）的報道。

電台草創時期，我們以三語廣播，即華語（普通話）、馬來語及淡米爾語。每一種語言有3個播音員。我們成功吸納一批大學生之後，增設了英語廣播。（陳平著《我方的歷史》第403-4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