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F你怎麼看待在街頭抗爭的人？

2016件年在德國上演幼教老師的罷工事

，德國幼教老師全體大罷工，因為老師們要求加薪百分之十，想爭取合理的待遇。德國幼兒園老師平均月薪2879歐元，比全國勞工月薪平均少了570歐元，幼兒園老師工會代表經過投票，有超過九成贊成罷工，遠高於德國法律規定的合法罷工比例七成五。

幼教老師罷工幾週之後，家長團體也開始示威抗議，你可能以為德國家長是因為覺得很困擾，上班時不知道小孩可以往哪裡送，開始怒吼要求幼教老師停止罷工、回來工作。但，你猜錯了！大部分的德國家長都支持幼教老師的罷工行動，甚至有家長自發性地去臨時托育中心，接手幼教老師的工作照顧小孩，讓老師可以無後顧之憂。他們說：“我們完全不對老師們感到生氣，誰照顧我們的小孩，就是要有合理的待遇！”家長抗議的對象不是老師，而是雇主（幼兒園的經營者）、是政府，希望雇主可以給幼教老師更高的待遇，希望政府可以給個解決方案。

如果德國幼教老師的大罷工行動出現在台灣呢？我們台灣的家長會支持幼教老師爭取工作權益嗎？

在台灣社會，你看得到少部分的勞工為了爭取工作權益進行小規模的、特定工廠或公司的罷工，但是全台灣某一特定行業的大規模罷工卻沒有過。我想，這是我們對於弱勢者在爭取基本人權保障時不夠友善所致。當弱勢者進行一些示威、罷工活動時，我們支持與否往往會參雜着個人的情緒因素，我們不自覺地會從自身利益出發，去檢視這個抗爭活動是否會影響到自己，不自覺的將弱勢者的困境和自身的狀況作比較。

例如，之前在教學活動的過程中和學生討論到國道收費員失業的案例時，部分同學很直接地脫口而出：“要求保障三萬五喔，那麼好！”、“遠通不是有提供工作了嗎？還挑喔！”有些同學想到的是自己畢業有可能都找不到工作了，或者是22K一族，國道收費員要求的保障也太好了吧！有人則是 覺得上國道抗爭會讓交通秩序大受影響，怎麼可以影響“大多數”人的權益呢？

我們都被教導過“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觀念，只是“少數”就該被無條件犧牲嗎？我同意在追求公共利益的過程中，追求最大幸福集合的效益主義是一種衡量標準，但是，我認為“弱勢者是否被合理對待”這件事更為重要。我們每一個公民可以做到的，就是同理心的發揮，站在對方的立場試想，自己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心情如何？或者，會有哪些行為出現？同理心就是能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有人會說，示威遊行破壞社會秩序，但不要忘記這是憲法所保障的集會自由；也有人會說，罷工違法亂紀，但不要忘記罷工權也是法律賦予的權利！我們看待抗爭活動要有一個態度，一個人若是22K合法的權利受損，為自己的權利而爭，都是不應該被否定的。

為什麼德國家長可以支持幼教老師的罷工行為？或許就是因為他們知道“一人受傷，全體受害”的道理，同是受雇者的我們支持工人爭取權益，本來就是天經地義。如果某個公司企業的勞動者被剝削，想要爭取權益的抗爭還被打壓，被社會輿論撻伐，其他老闆自然有樣學樣，有一天我們自己也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若說有人要為罷工造成的不便和損失負責，真正該負責的是那些有權決定勞動條件與品質的老闆們與政府，而非受雇於他們的勞動者！

我們在批評弱勢者爭取權益的抗爭活動時，不可否認，有很多的觀點是受到媒體所影響的。媒體對社會運動、抗爭活動有其助益，抗爭事件透過媒體報道可以快速地吸引社會大眾的關注和討論，但是也很容易影響閱聽大眾的認知。如果媒體只呈現抗爭行動的畫面，而未引導社會大眾去思考弱勢者所訴求的權利本質問題，又或者媒體因本身的立場而偏頗地下了結論，這些都是對於弱勢者的不友善啊！誠如成功大學李忠憲教授在臉書中所提到的，要和弱勢站在一起，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弱勢，我們應該要當個高素質有同理心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