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分子與知識分子

一位資深媒體從業員，在其社交媒體說，自己在等待採訪記者彙報內閣會議內容時，就已經聽到鄰桌的年輕人高聲跟同伴說，內閣部長減薪10%，還調侃自問這年頭還需要記者嗎？

這個問題，也是許多還在新聞線上從業員，或媒體系學生不斷發出的疑問。這就得回顧一下，我們過去及現在，是怎樣詮釋“新聞”和看待更具時效性優勢的社交媒體了。

我們接觸的新聞資訊有變有不變的，變的是接觸新聞資訊的多平台及時效性；不變的，是我們對新聞內容的需求及互動。制度化的新聞學當然是來自美國，尤其在70年代水門案事件，新聞學的重要性達到了巔峰，衍生各種新聞學以外的功能，包括新聞監督、第四權、教育、守門人、娛樂等功能。

隨着社交媒體的興起，資訊高 速公路總是讓人們對這個新科技產生無限的想像空間（有人說是第五權）。我們的社交媒體重回媒體學所指的公共論域（Public Sphere），也就是以咖啡館為比擬場景，允許更多公共知識分子說話、交流及散播訊息、思想及觀念的平台。

社交媒體的崛起，與公民參與政治討論當然對社會是正面的。只是近這幾年來，我們也發現了一些很有趣的現象。許多所謂參與政治討論的網民，把很多政治課題及事件看成是單獨及簡單的對立。新聞事件似乎沒有前因後果，只有正反雙方兩個立場，絕不容納多種立場，也不存在“在之間”，或“在以外”。

舉例，大馬律師公會主席喬治瓦魯格斯日前就發表了文告，針對警方在搜查貪污嫌犯行動時，外洩各種調查案件的資料、照片及短片。喬治瓦魯格斯的理由，是基於 捍衛憲法下每個人都享有的權益，不能基於前朝政府過去不良的記錄，以此剝削受調查對象作為一名國民的權益。

這番言論，當然招致網民各種惡毒咒罵，有者甚至連律師公會主席是誰也不知道就胡亂留言跟風臭罵一頓。這是網絡時代單獨及簡單的對立討論的經典案例，知道與知識兩種不同的境界。

律師公會做過什麼？他們曾經站穩立場：公開要起訴納吉干預1MDB、蔡添強被拒提名是“選委會錯了”、譴責選委會不合理的限制候選人競選等……若我們都可以去社交媒體化現象，認真思考律師公會過去及現在的言論及立場，這批專業人士其實一直以來都在維護一個法治的體制。

我告訴我的學生，連律師都可以被霸凌的網絡年代，我們每天若在意網絡怎樣批評你的話，就根本 不用做新聞從業員。回歸媒體的本質，新聞從業員就是要有獨立於群眾的勇氣，在身處這個資訊消費的時代，更要站穩新聞學逐漸消失的專業職業理論，要求正確的新聞，而正確的新聞需要時間查證，尤其是面對刻意造假的消息來源，或片段的事實更是一大挑戰。

這是後真相時代，更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只想聽到自己想聽到的訊息。專業的新聞處理不及任何人一個即時短訊的速度，然而追求快，錯誤一堆，有良知的會道歉，有的索性就用更多錯誤來掩蓋，扭曲世界的樣貌。

這不正是我們電子化，丟棄閱讀及不想花點時間理性思考的後遺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