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和童婚，哪個是禍害？

周逾千人聚集的穆斯林集會，觸動一個思考論點，與會者在衡量LGBT社群和童婚問題上，絕大多數出席者認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社群與童婚相比，是社會更大的禍害。

人權組織推崇以人為本作為視察事情的切入點，被解讀為“開明”視角；而保守社會尤其宗教角度的衡估，在LGBT社群和童婚問題上，和人權觀念免不了形成對立的論點，相應的不同立場自有不同的“道德標準”作出不同的判斷。

這兩個問題的道德判斷，也衝擊着崛起為“新馬來西亞”的希盟 新政的勇氣和社會觀。而在本屆大選後被看作是不可輕視實力的伊斯蘭黨，其社會價值觀對大馬保守社群的影響，也在LGBT和童婚問題上，變成大馬變天後普世價值觀的考驗。

這種衝擊揭示的是大馬民主改革在前進中跨不過思維的凝固，仍在人本主義的道德價值中探索立場。

以宗教角度來看，LCBT社群是不倫之感情，然而什麼是“正常”的感情？異性之間的感情也會出現不忠、出軌，難道就是比LGBT社群具崇高道德？而LGBT社群在所謂“不正常”的道德批判中，兩情若是相悅，對誰造成了禍害？

以人本角度看待LGBT社群，如果那是一個有自己能力生存，在學業或職場上都能自強的人，他們和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一樣，只是有些人是基於荷爾蒙和生理基因問題，而有了不同性向。但是什麼是“禍害”，誰加害了誰？誰又是受害者了？

而童婚問題的爭議，和童工， 以及不同國家制定的兒童保護法令一樣，衡量的重點在於兒童本身在生理和心理的成熟度，以及因未達自主年齡，出現被逼害的待遇。這個“禍害”造成兒童身心的影響甚至傷害。

在千人集會中讀到的與會者“思維”，認為一些家庭可通過童婚解決貧困問題，也有一些認為人權組織既然推崇非自然性關係，卻認為童婚課題讓人覺得特定宗教剝奪兒童及女性權利，反覺得LGBT社群才是違背宗教價值的問題。

最近吉蘭丹一名41歲男子欲迎娶一名11歲女童，聲稱解決其貧困問題，引起大馬社會對童婚問題的爭議。身為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長的副首相旺阿茲莎處理此事的做法，讓一些對希盟支持人權寄予高度期望的人覺得不滿。

雪州伊斯蘭理事會這時候提出檢討將穆斯林女子法定結婚年齡，從16歲提高至18歲，雖看似檢討童婚條規以保護兒童利益，但至今卻未闡明取消允准童婚條例。

在2010年出版的一本真人真事 著作《我10歲，離婚》，作者諾珠阿里在10歲時，因家境貧窮而被父親強逼嫁給比她大20多歲的男人，書中刻畫小女孩因童婚造成的身心逼害和折磨經歷讓人心疼，最後她勇敢的獨自跑到法院求助，向法官提出離婚，並獲得同情其遭遇的律師莎達的協助，成功成為伊斯蘭國家中年紀最小的離婚者，也讓伊斯蘭國家的童婚問題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

509後選民對希盟打造“新馬來西亞”的期望很高，而在100天執政期內LGBT和童婚問題，分別考驗着希盟政府對人本主義的立場；在穆斯林占逾69%的大馬，希盟政府顯然在這兩個課題中仍欠缺勇氣從人本角度出發，去拿捏寬容和同理的尺寸，而更忌諱的是政敵伊斯蘭黨的宗教價值鉗制的傳統觀念。

政經文教各領域邁向民主進程，思維的改變與人本立場，仍是大馬民主倒退與否的評鑒，而大馬在普世價值和宗教觀念中，民主開放的程度能去到多遠，還待更長遠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