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日本學甚麼？向中國學啥？

甲午之戰，清兵敗相盡露，被日軍重重包圍之時，海軍提督丁汝昌接到日方的《勸降書》這樣寫着：“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旁觀者審”。“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以不去舊謀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

洋務運動，出洋相。“技術的洋化”贏不了“小日本”，就模仿人家的“政治的洋化”吧！於是有了戊戌變法。然而，這僅維持103天的維新變法，很快又失敗了。一來保守勢力仍強，反撲更猛。二來“變更”不得法。

我上一篇邊緣評論〈百日新政了，別再前朝〉述及，當年的那個戊戌變法，不太敢去翻動執政的“主體”制度，盡在一些“行政”政策和制度上頻仍變更，而且缺乏主次輕重，也不循序漸進。而其政策與制度變更之急，就像“黑鞋”換“白鞋”般，100天頒了200條指令，卻多只是“行政”政策與制度的變更指令，如此真能圖強嗎？

此外，維新派的盲點還在於以為拉住了光緒皇帝，就能變法。然則變法與否，其賴以執行的那個強大的中央集權之權柄，究竟操在誰之手？變法，不僅是理念，還在執行力。

當然，誠如史家唐德剛《晚清七十年》所說：“革命易，變法難”。“蓋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則敵我分明，對象顯著，而手段單純。變法者，變自己之法也。變自己之法則對象不明，敵我難分，而手段千變萬化也。敵我矛盾可以一槍了事，人民內部矛盾則抽刀斷水，沾漣不盡矣。變法者，亦人民內部的矛盾之一種。”

我總以為，對一直講要改變的新 政府，應給他們一點時間。但前提是這批政壇新貴要不要革前朝之弊，變更前朝腐敗政體之根本？還是說他們只想走回頭路，一面罵前朝，一面搞復辟，還真成了另一個“前朝”。這就糟了。歷史是一面鏡子。

說回日本。大馬要“向東學習”，不好東施效顰。沒錯，“追上、超越”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口號，從而在政治、軍事和經濟各領域引進西方制度與做法。但也誠如肯尼斯．韓歇爾（Kenneth G. Henshall）《日本小史》指出的，“引進社會”亦是關鍵。社會的西化比政府希望的更繁雜，但它卻是政治與經濟改革的重要背景。你不明白“日本改造”的滲透性，或許你永遠也不會明白日本人為什麼這樣的勤勞和自律。那是滲入社會各個基層，包括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而且這種滲入社會的力道，也包括大量和快速的翻譯書籍，把各種各樣彼此矛盾與對立的西方思想湧進日本。試想，若沒有強大的知識網，你的思維模式能有多大改變？而且，時至今日，走在東京街頭，傳統與現代，日式與西化同時并存。這才是日本精彩的地方。

向東學習，是要更多的向日本學，還是向中國學？我認為，向誰學都不是重點。關鍵是你要學人家的什麼東西？而且要學，不要只學人家的“外在美”，你更要了解人家之所以如此這般的內在動力和文化底蘊。這是民族性和國民性改造問題，也包括“制度”。

“中國模式”是很難“模仿”的，如果你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制”。沒有那套“制度”，就沒有今天老馬“驚訝”的“改觀”的“中國”。

還有，如果你聽不懂中國人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和工作辭令，恐怕你永遠也領會不到中國人“大而化之”的工作“績效”是從哪兒而來。

你也別以為日本人的工作精神，就只是勤奮。你不懂守諾、不懂得日本人點頭說“hai”的“禮貌”，你不重視細節，你永遠也就搞不清楚“日本精神”是什麼。

傻傻的去學沒有那種“制度”支撐的“中國績效”和“中國科技”，徒具市儈和狡黠。

傻傻去學拼命超時工作的“日本精神”，你肯定會喪失更多美好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