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政策背後的老鼠圈套

還是回到了國家的核心價值是什麼的問題。首相馬哈迪提出希盟政府繼續扶貧政策（affirmative action），理由是拉近馬來人與國內其他種族的經濟和財富差距。

馬哈迪這個宣佈的動作不在國內，而是選擇在英國倫敦公幹時，接受英國廣播公司專訪時提出的意義不言而喻。希盟4黨裡席位最少的政黨之一是土團黨，沒有一黨獨大的資本，但要確定政黨繼續生存甚至擴大，就要堅定本身黨的核心價值，就算與盟黨的理念衝突也在所不惜。

本文不討論希盟的政治問題，而要省思我們扶貧政策的意義及挑戰。過去以來我們都是採用一種“正面歧視政策”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policy）的 方式，來調整弱勢的族群、女人或群體與社會主流接軌，在就業及教育領域獲得相等的機會。我國並不陌生至今還未結束的新經濟政策（原定20年的扶貧政策）的影響力，在公共職務及大學教育的機會，產生各種爭議及質疑。

正面的歧視政策，在政治哲學裡有兩個理由來解釋存在的意義。

其一，克服衡量績效標準的先天性弱勢。舉例，弱勢群體如上世紀的女性或黑人，就很少有進入大學就讀或甚至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在沒有與其他群體平等獲得技術與學識的機會下，卻又要共同面對相等的考試衡量標準，自然就成為弱勢群體。

扶貧政策在此時的發揮，就是確保這些弱勢群體克服先天性的缺點，在同一個平等機會的平台下能與其他人競爭。其目的是為了不排除這些弱勢群體，從更大的遴選人才圈子裡達到真正的 能者居之的目標。這也是廣泛獲得大家認同，並接受正面歧視政策的原因。

我們在上世紀70年代的扶弱政策，也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誕生，從公職、大學位子或商業機會等，都提供一個管道及機會給當時還是弱勢及大部分還是農民的土著，在固打製的庇護下有機會進行社會重組，獲得平等的技術與知識。問題在於，扶弱政策多年來走樣，甚至被當權的巫統扭曲成制度性的種族政策，其目的不再是當初為了讓弱勢群體可以有同等的競爭優勢，反而成為排外及遴選更多九流混日子的人來出任高職。

最可怕的是，在這種含糊不清的扶貧灰色地帶下，我們送了很多機會主義的老鼠，進入國家財富的米缸內大肆攫奪，這也是後來國陣倒台的主因之一。

馬哈迪的扶貧或正面性歧視政策不是不可行，但話要說清楚。我們是否還是要掉入過去那 種爭議漩渦的遊戲裡，即非土著先罵一輪，其他族群又覺得自己的地位受威脅，政客又從中取得政治利益，國家又回到“先讓一部分人富貴”的老圈套？

其二，支撐扶貧政策的理據，是各社群應有足夠的代表，獲取社會各領域機會，舉例女人、印裔、原住民等應在商業、專業及公職等獲得高職。前朝政府奉行扶貧政策的一律是以種族劃分（基礎設定為馬來人為弱者）、隱秘的扶貧成效數據（永遠無法達到的30%固打之謎）、個別的貴族人士掌握絕大多數財富（一個人可以控制數十至百家政府相關公司）等等等問題，難道就一句“扶貧政策應該要繼續”就可以忽悠混日子？

急着謾罵及討伐，無助於解決這個國家的核心問題，反而會掉入政客設下的圈套。畢竟我們都從歷史中學到，族群彼此對立，才會讓小部分人及愛大米的老鼠有機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