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倚天劍，還是屠龍刀

大学时代读历史系，背了很多史学大师的名言。如希罗多德写史，是希望他所知道的历史“得以保持久远，不致湮没无闻”。圣奥古斯《上帝之城》：“历史是上天下地、赏善罚恶的说明书。”但也诚如吉朋《罗马衰亡史》所说的： “历史是人类灾害、愚蠢与罪恶的纪录。”

同样的，在中国史学里， “史”在《说文解字》里是“记事者也，从手，执中。”而“中”即“正”也。因而历代中国史官就有一种“秉笔直书”的硬骨头的自我要求。所谓齐太史、董狐之笔，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但这里有个问题，亦即英国史学家卡尔所说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诠释的问题。你把历史事件记录下来，没错，也应该写。但当你要像孔子那样下春秋褒贬之笔时，那就涉及到历史的诠释，以及如何解读文献的问题。别以为那是科学般的客观。当你下判断时，自然有你对事物的衡量标准和价值判断。

就以林文庆为例，在很多层面，无论是悬壶行医、实业

经商、参与社会改革和政治革新，还是办教育，他都是“人杰”。可是他没能做“鬼雄”。毕竟在日治时期，不管是不是被迫，他确实是当了日本军政府的傀儡组织华侨协会主席。我曾在2018年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主办的《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还原真实的林文庆》座谈会上作回应人，提说林文庆当傀儡组织华侨协会主席是历史事实，而且战后他也没有为此做辩解，想来他内心是痛苦的。既然林文庆本人也没有辩解，后人何需为林文庆在此事上辩护，甚而“漂白”？把林文庆说成是“时代巨人”，对其评价是不是过高了。与其纯化林文庆的精神思想，还不如探其离散的复杂性和悲剧性；与其说他的“风骨”，不如同理心的去谅解其晚年手中杯酒的愁绪（见2018.6.11星洲日报边缘评论〈林文庆是时代巨人吗〉）。

但你如果就因华侨协会是日本傀儡组织，而林文庆担任日本傀儡组织的主席就说他是“汉奸”，这一简单逻辑的思维判定，我也是不能苟同的。人是个体，事是结果，历史时空是环境。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汉奸，是

好人还是坏人，做对还是做错了，你还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时空，同理心的了解和探究当事人的处境和思绪与动机，以及当时世人普遍对他的看法。

要客观的评论一个人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格局，也有他值得肯定、值得学习的地方。历史事实掩盖不了，找到确切的新证据就应该写下来。但你也不能“任意发挥”历史文献呀！关键还在于写历史的人，你要传达什么历史讯息，想要体现怎样的意念。“正义”不是拿来杀人或鞭尸的。作古之人也不应被今人随意拿来消费。秉笔直书是就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而不是带着偏见或仇恨，凭僵化的意识形态行“褒贬”之笔。那就失去其“中正”了。

新山宽柔中学去年出版了一本影射其宽柔创办人黄羲初是汉奸的书。作者找到日据时期黄羲初曾担任新山华侨协会高职的文件，进而“推断”说黄羲初是“枯木逢春”“生龙活虎”去接任日本人的委托，做了对不起华社的事。这事一年多来引发相当大争议。网络吵翻天。

新山地方历史书写纠缠到这

个境地，只能说是文化新山的悲哀。什么五帮共和，独尊义兴，新山华社华团领袖的沉默（除了广肇会馆就事论事仗义执言发了文告），其他似乎是事不关己，也不想惹事，可窥这些所谓华社领导机构的心态与格局。而宽柔中学既然出版了这本书，却又推说书的内容不关他宽中的事，更是一种毫无道理、毫无逻辑的不负责任行为。文化新山沦落至此，还搞到黄羲初后人（连九十几岁老人）都遭受刺激，出来讨公道，落泪难眠。

历史事件可以秉笔直书，但不应带着偏见拿着几份“真文件”就来自我发挥诠释编故事。此时此刻，我只担心黄羲初后人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真的很担心。我其实是不赞成他们激动的出来讲话。不是史实问题，而是担心他们承受不住那些拿着“正义杀人”的倚天剑，疯狂搜索屠龙刀，还叫黄氏后人去“问上帝”的冷嘲热讽和攻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