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級手套與強迫勞工指控

早在2018年12月间，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就已指控大马全球最大医用手套公司顶级手套采用强迫劳工、过度加班、债役和扣留护照方式剥削劳工，不符合国际劳工法。随后大马人力资源部长即指示官员到顶级手套工厂进行检查，调查报告显示该公司并没有强迫劳动、强迫加班和债务束缚等问题。

说白了，大马的劳工法，并非英国的劳工法。大马虽是英国前殖民地，但宗主国的两党议会斗争制的社会运动和劳工制度改革，并没有延伸到其剥削对象的殖民地，因为这不符合宗主国的殖民利益。独立后的大马，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初级与中级阶段必须依靠技术含量相对低的产品竞争于国际市场，工人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就成为最关键的竞争元素。对此，大马政府为扶持工业发展和稳定企业和民间税收来源，采取的对策是循序渐进的亲资本、压制工会政策。有关卫报指责顶级手套强加在外劳的债役课题，由于外劳一般付不起招聘费和交通费，这笔费用的付费方式也是大马政府与劳工输出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制定的，雇主预先支付的费用是在工人上班后逐步扣除归还。一个孟加拉或尼泊尔外劳来马都得肩负沉重的债务，据说每人得承担1万多到2万多令吉的费用。

纵观二战后以来开发中国家的工业化难题，其困境仍离不开生产成本、技术含量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三个要素，而其中又以突破生产成本为最关键。以改革开放后30年的中国为例，为打开中低价工业的世界市场，中国由文革时期极左的“城市工人福利制”，进入改革后“进城农民工无福利”的“极右制”。

在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的新局面下，两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而涌入蓬勃发展的大城市，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辛勤的工作。他们在农村没享受过什么福利，进城务工也就不问什么福利，总之有工作、日子能过好就行。他们的脑海中既没有构建世界一等强国的概念，更不理解西方福利国为何说他们能像蚂蚁一般工作，而不计报酬福利，建筑工人能蹲在工地上大口吃饭、晚上能在工地宿舍席地而睡，却好像一点都不在乎！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民，他们抓紧改善物质生活的机遇、不顾有否福利都愿意为国家和自己制造财富，用占尽价格优势的“中国制造” 营造世界工厂，将产品销往全世界，并以中国速度创造经济高增长率，GDP直追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尤其是美国，对此几乎膛目结舌，不敢置信。

面对以不同牌理出牌的中国竞争对手，美国绝不会认输并认可中国的牌理。美国的对策就是以西方人道主义涉及的强迫劳工指控作为论据，因为西方无权要求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修改他们的劳工法，或是按照西方法院的标准和逻辑作出解释。那么按国际法，强迫劳动的定义又是什么？

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2016年出版的新规章诠释，“强迫或强制劳动”定义是“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非本人自愿的一切劳动或服务”，范围包含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一切活动。惩罚相威胁的含意包括直接及间接的刑事制裁，例如肢体暴力、精神威胁、不付工资或扣除工资。惩罚还包括剥夺受害人应有的权利，譬如升职、转换工作岗位或脱离某种雇佣关系。国际劳工组织的监督范围，还包括雇主或招聘公司对受聘人作虚假承诺的责任。

然而，国际劳工组织也列出5种不属于“强迫劳动”的情况：即（一）按国防需求而强制实行的义务军事性工作。（二）正常公民被强制要求履行的义务性工作。（三）由政府监督和管理下从事的狱中劳役。（四）在战争、灾害或灾害威胁下，为保护生命或财产等紧急情况而被强制要求从事的工作。（五）在社区代表认为出于该社区的利益而被要求从事的简单社区服务。

从国际劳工组织的上述概括条文，我们倒想知道国际社会当前炒得火热的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是否涉及“强迫劳动”问题。从客观立场看，中国外交部矢口否认、说成是西方反中阴谋论的态度，似乎说服不了西方媒体。笔者认为，新疆维吾尔独立分子存在由来已久，受拘留的疆独嫌疑分子在拘留所由政府监督从事一些狱中劳役是十分可能的，送到非机械化的棉花田劳作也是正常的事，因这不属于“强迫劳动”范畴。清楚的将它布告于天下，虽西方政客不信，但起码能争取到西方知识界的支持与同情啊！

回头再看大马的顶级手套事件。在西方政客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工业品的袭击下，顶级手套也被套入“强迫劳动”，不尊重人权案例处理。截至今天，美国海关再次以顶级手套违法美国的强迫劳动法，扣押其价值约52万美元产品。美国也指责这是“现代奴隶制，不仅伤害劳工，也威胁经济”。“威胁经济”显然是指威胁美国的经济，是一句老实话。

笔者这篇文章并没有支持资方可以利用劳工法的缺失，肆意剥削劳工，以达到高速经济增长的目的。但也很谨慎的看待西方要求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标准，因为在这标准的背后，隐藏着的很可能就是西方资本想长期压抑穷困国家突破经济瓶颈的目的。两者要取得平衡点却是最困难的，而工人运动是平衡点重要的一环。

再看大马。自1969年左翼劳工党被查禁为非法政党之后，大马的工人运动就沉入谷底。接下来巫统利用偏激的极右种族政治施政，一方面以维护多数马来人的利益组建排外凝聚力，以及收买马来精英构筑朋党集团。另一方面又以这个政策刺激华印等少数种族的不满情绪，并耗去他们日常政治生活的大部分精力和注意力，但却对马来种族政治毫无反抗能力。幸亏朋党利益分配不均、利益冲突日渐扩大，少数种族才又有喘息和翻身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