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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黎巴嫩裔美国人马塔尔被控企图谋杀英国作家拉什迪。马塔尔声称自己是已故伊朗最高领导人霍梅尼的崇拜者，他在拉什迪小说撒旦诗篇出版后于1989年发布了针对他的追杀令。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袭击者与伊朗政府有任何关系。尽管如此，至少有一位评论人士称，此次暗杀企图为“国家推动的恐怖主义行为。”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有些道理。国家推动不同于国家支持、更不同于国家主导。

尽管伊朗政府实际并未试图杀死拉什迪，但霍梅尼的追杀令依然存在，因此，国家必须为激励像马塔尔这样的凶残狂热分子而承担某些责任。当然，凶手或准凶手以前就曾受到过暴力语言的煽动。

挪威人布雷维克曾于2011 年在一次社会民主主义夏令营中谋杀了69名年轻人，他是某作家群体的狂热读者，该群体警告，穆斯林在欧洲自由主义者的宠爱下，对西方文明构成了可怕的威胁。这是否意味着，有关个人作家和部落格写手要为其可怕的行为承担部分责任？

在美国，宪法保护自称与穆斯林或左翼分子“交战”的右翼活动家，这些人认为，穆斯林或左翼人士对美国及其基督教生存方式构成生存威胁，前提是在这些文化战士不制造“明确而现实危险的情况下。”他们不可以威胁对任何人实施暴力，但对于任何信条的仇恨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自由表达。

欧洲有关言论自由的法律更为严格。在法国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以种族、国籍、族裔、宗教、性别、性取向或残疾为由“诽谤或侮辱”某个人或群体是被禁止的。你可以说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其他任何宗教非常可憎，但你不能因为某个人的信仰而侮辱他。

侮辱和冒犯别人有区别

侮辱和冒犯别人是有区别的。侮辱是企图故意伤害他人，而冒犯则是持有可能会令某人感到被冒犯的观点，即使他本人是无意造成冒犯。

没有证据表明，拉什迪想要在撒旦诗篇中侮辱任何人，但他却冒犯了许多人，而无论他们是否读过这本书（许多人通常并没有读过）。

但对很多人而言，宗教不仅是他们所遵守的一整套规则和信仰。宗教可以成为个人身分的核心，这一点就像国籍一样。当某人的自我意识遭到挑战，他们很快就会认定其为一种侮辱，即使这并不是故意的。

拉什迪亦或其他任何作家和思想家均不应受此束缚。必须保护人们免于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但保护特定想法或信念免受批评甚至嘲笑却根本没有理由。

还有一种区别是需要考虑的。言论的影响取决于谁对谁说了什么。尽管布雷维克可能受到某些人所倡导的反伊斯兰或反自由主义观点的鼓舞，但上述作者和部落格写手却不必对他所犯下的谋杀罪行负责。人们可能会批评他们没有考虑传播恐惧和厌恶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们可能要在道德领域遭到指责。但他们的观点却不是权威的。

如果政客或宗教领袖煽动仇恨，那么，危险就要大得多。霍梅尼追杀令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撒旦诗篇的日本译者于1991 年被谋杀，这部著作的意大利和挪威语译者几乎未能躲过暴力袭击。但伊朗神职人员并非唯一的罪魁祸首。

美国政治现在正被同样致命的语言暴力所激怒。开放和民主社会依赖于一种共识，那就是利益冲突和权力竞争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必须接受在合法、公正选举之后更换政府。

那些持有相反政治观点的人不应被视为生存的敌人。但这种观点并不被美国共和党内部所广泛认可，其中多数人仍受制于前总统特朗普。国会中持极端主义观点的共和党议员经常将民主党人——乃至反抗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形容为“叛徒。”在 2016 年竞选活动中，特朗普本人就曾呼吁“关押”他的对手。多位共和党政客曾谈论一场“内战”已经爆发，并强调民众有拿起武器的义务。

用这种语言说话的后果在2021年1月6日变得显而易见，当时，一群暴徒听信了特朗普及其政治支持者的呼吁，并冲进了美国国会大厦。愤世嫉俗者或被迷惑的狂热者表达反对意见与身处权威地位的人是有差异的。在互联网或电视上散布谎言和谩骂的人令人厌恶，有时甚至非常危险，但煽动仇恨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却授权人们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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