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華教劊子手？回到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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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至70年代中的東南亞和中國處於極為動盪不安的時代，因而東南亞諸國的華文教育處境非常不利。從60年代中開始，中國即陷入長達10年的文革鬥爭；越戰不斷升級，華裔首當其衝；印尼和緬甸的共產黨發動政變不成而導致軍隊反撲，殺共排華，更將全部華校關閉。

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後，卻遭到印尼武裝對抗。1965年馬新分家後，種族關係繼續惡化。結果， 1969年大選後，於5月13日爆發了華巫兩族流血衝突，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而國會也暫時停擺。

就在這非常時期，時任教長的拉曼雅谷於同年7月援引1961年教育法令21條(2)所賦權力，將全國所有英文國民型小學從1970年一年級開始逐年改制為以馬來文為媒介的國民小學。由於國家仍處於緊急狀態，而英語又非大多數各族的母語，雖有反彈，但並不激烈。

不過，英小被改制為國小之舉，顯示21條(2)的殺傷力，對董教總和華社造成極大震撼，提高警惕，也加強了捍衛華教的決心。於是，1973年，由胡萬鐸領導的霹靂董聯會發動華文獨中復興運動，如火如荼推展到全國。同時，由於改制英小的媒介語已轉為巫文，華裔家長開始轉軑，華小新生人數開始攀升。

於是，自70年代初起，刪除或修改教育法令的21條(2) 成為華社的最重要訴求之一，也是朝野各華基政黨的政治口號。獲得多數華人支持的行動黨更三番四次在國會動議，但都不得要領。

其實，朝野皆知，基於我國當時的政治現實和政府結構，任何動議到了國會，即使獲得全部朝野華人和非土著的議員支持，也無法超過國會議席的半數，而獲得通過。有鑒於此，我們首先必須在內部向首相和幾位有關的高層領袖，據理力爭，取得共識，在內閣討論和敲 定法案後，才能提呈國會。這也是郭洙鎮、王添慶與我等於1982年4月參政參選，欲通過內部爭取的最主要任務之一。

因此，我於1982年4月中選過後，即在國會於10月至12月召開的首次會議期間，開始與佔大多數的朝野馬來議員溝通交流，建立友善互信關係。

與此同時，郭洙鎮、王添慶和我也開始通過黨主席林敬益、擔任內閣部長的署理主席梁棋祥和與首相馬哈迪關係良好的總財政李裕隆，就21條(2) 這個課題與巫統高層私下探討解決方案。（詳情有待下篇敘述）

可是爭取工作尚在進行中，即遭到行動黨的步步緊逼，刁難掣肘。由於砂州選舉預期將於1983年底之前舉行，林吉祥刻意安排該黨詩巫區議員林世銘於該年3月14日在國會中提出刪除1961年教育法令21條(2)的私人提案。他明知我即使舉手舉腳都不能通過，但卻高調地逼我公開表態附議，想迫使我們還在內部協商之際，即與國陣公開鬧僵。

更為甚者，林吉祥還特別利用這課題作了一場政治大秀。事因當天，由於若干位朝野議員，包括我和來自砂州美里區人聯黨議員陳康南，都參與一項有關修改稽查法令的政府法案的辯論，會議拖到隔天繼續，以致又有別的政府法案進入議程，林世銘的提案因此被無限期押後。

於是，林吉祥於3月15日聯合所有9位行動黨議員召開記者會，大陣仗地公開譴責我和陳康南是“華教的劊子手”，理由是我們參與稽查法令的辯論，“扼殺了”林世銘的動議！

不過，陳康南和我隔天也召開記者會加以反駁。從國會會議記錄，林吉祥也參與稽查法案的辯論，費時比陳康南稍長。因此，我們說，根據林吉祥的形式羅輯，林吉祥應該是一個比陳康南更大的“華教劊子手”。這令林吉祥暴跳如雷。

這是很多實例中的一個，顯示林吉祥如何處心積慮，利用華教和有關課題，以他煽動情緒的辯才和顛倒是非的手段不時誣蔑馬華、民政和人聯，並且刻意刁難和破壞我們在內部爭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