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遺忘還是被動選擇

困在政治與金錢的中國年輕人

北京人印小小18歲那年看完美國傳來的“六四”天安門影片，心裏滿是不敢相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90後青年陳誠對“六四”的理解，來自當年在北京當工人的父親。父親提起過，半夜裏“有解放軍跑到宿舍拿着槍指着他們”。

他們的“六四”記憶，都是支離破碎的畫面：比如印小小的是大遊行、靜坐、坦克上街；80後徐陽的記憶裏是學生被鼓動上街。從有限的官方解釋中，所有80後90後的中國大陸年輕人或許都知道， “六四”就是“政治事件”的代名詞。

23歲的印小小到香港唸書，這個信息多元和開放的社會沒有防火牆，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體系長大的同學一起碰撞和聊天，讓她對“六四”有更立體的認識： “這是一代人的悲劇，是一代人不願觸碰的傷疤。那一整波人的聲音，從此被藏起來了。”

來自父輩和同學朋友處聽來模模糊糊的片段，當最終可以在牆外的社交網站上“大開眼界”時，一下子打開的閘門衝來無數之前沒有接觸過的信息，這讓印小小們“不敢相信”。

再回頭看他們的成長，印小小發現，被主動藏起來的還有父母對政治的關注和勇氣。在北京的父母不願讓她接觸政治，或者在政治上冒險，雖然“六四”那晚街頭的槍聲是走過八十年代的北京市民的共同記憶。相比有機會出國看世界的80後子女們，印小小認為她的父母們“視野相對狹窄”，他們經歷文革，對政治有着本能的恐懼。

跟母親討論時政時，“我媽會說，你不要在公眾場合講這個問題，她本能的恐懼就出來了。”

小小母親的恐懼，是怕因言獲罪。

公共話語的嚴控

90後是中國互聯網的原住民，一向“內事問百度，外事問谷歌”。百度的搜索結果給出了中國官方話語中對此“事件”的三句話解釋和定性： “1989年6月3日，一個多月來極少數人在北京製造的動亂，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駐守在北京城區周圍的戒嚴部隊奉命平息暴亂。４日凌晨，戒嚴部隊實行清場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平息了這場暴亂。”

1989年後，在中國境內紀念“六四”從來不被官方允許。多年來，在所有出版物和媒體上嚴審一切與“六四”有關的字眼和內容。任何關於“六四”的書籍在中國國內都無法出版。香港曾作為一度可以自由出版和傳播政治書籍的自由港，大陸人會以各種方式，將在香港出版的著名政治傳記和記錄歷史真相的書籍，偷偷帶回去傳閱。但“銅鑼灣事件”後，獨立出版社的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壓，這類書籍也逐漸從市場消失。

互聯網興起的這十幾年，包括在微博的大陸社交媒體上，“六四”還可以被隱晦地紀念，在六月四日當天，蠟燭和各種相關的圖景，會被默默流傳。 但如今“天安門事件”、“坦克人”等搜索詞 已被徹底封鎖。取而代之的是，熱搜榜上的明星八卦。

統一的官方口徑，和有限的信息渠道限制青年的認知。有辦法翻牆的好奇者看到牆外的谷歌和YouTube給出不同版本的“六四”紀錄片。陳誠說，當時直觀的印象是鮮血淋灕的場面難以想像。“但是即使是這樣一個重大的事情，居然是被有意識地集體遺忘。”

一代人的遺忘和主動失語

89年，徐陽1歲。今年30歲的徐陽已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但他從不參加香港的“六四”紀念活動，他說幾個人的聲音，對政策制定者的影響不大。他說，“六四”是在中國大背景下發生的事。已經過去了，沒必要再拖出來鞭打，要汲取教訓。可以反思，但追責沒有意義。

但徐陽也承認，中共並未從中汲取教訓。“如今的階級環境不一樣，有些事情已經發生，再重來一次，不會再這麼暴力和血腥。還會有74、84和94”。

小小顯然不同意徐陽的觀點：連基本的事實都不知道，何來反思？

回到上海工作後，印小小現在還是不太會跟身邊人聊起“六四”。“未來就是一代人的失語。從此這個事情就沒有了。”

防火牆高築後，中國本土的手機應用程式如雨後春筍不斷冒出，贏得大量年輕人的喜愛。新興的流行視屏應用“抖音”讓年輕人一刷就是一下午。抖音上有的，只有娛樂和消遣。這是一個全民娛樂和消費的時代。年輕人花大量時間追星和刷微博，偶像的一舉一動牽動他們的神經。微博上常有粉絲掐架問題，他們花大量時間和精力為自己的偶像站台。

三十而立賺錢一心一意

小小說，她對中國的現狀挺失望，很多時候覺得心灰意冷。現在的想法就是賺錢。她對生活還有無力感，這源於生活的不易和資本的壓力。

三十而立，徐陽手下還要養活幾十位員工。作為商人，他開誠佈公地說“我不關心政治啊。”

他關心現實的小孩教育，老人醫療，夫妻買房問題。他說要先解決溫飽，再討論政治制度。

身在美國的“六四”學生領袖王丹說，他理解青年對政治的無感和冷漠。“六四過去快三十年，年輕一代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生存的壓力赤裸裸擺在青年眼前。”

但他對未來懷有改變的希望，認為今天的學生冷漠並不代表未來也冷漠。如果中國的社會條件寬鬆了，或者出現危機了也會激發（政治熱情）。

“今天中國如此，不代表未來也這樣。”王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