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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冠病疫情管控的全面放松，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达8.9%的高水平，远远高于同年第一季度的5%增长率，也高于其他国家，例如新加坡的4.4%。首相更是高兴的宣布，第二季度的高增长显示国家经济正稳健复苏。

疫情以来，我国最高的经济增长是在2021年的第二季度（16.1%）。然而，这个双位数高增长是由于”低基数效应”（Low base effect），即相比于疫情以来最低的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次季），而非实际的高增长。不同的是，我国今年的次季经济增长是与去年（2021年）次季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是一个接近平均水平的合理比较基数。所以，相对而言，所计算出来的增长率反映了实际经济增长。

根据统计局报告，今年的次季高经济增长是由于消费、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增加，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贸易）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反映一个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是基于四项不同的开支：家庭消费、企业投资、政府开支和净出口。当这四项开支增加，经济也会跟随着增长。

其中，企业投资分为两种，固定资产与存货投资（或称库存投资）。存货投资是由存货变化（Changes in inventories）所衡量。存货是指存放在公司仓库的原材料、产成品、半成

品、在产品和商品。由于生产和销售之间有时间差异，市场需求变化比供给变化快，公司需要根据对市场需求的预期，投资存货以稳定销售，避免产品售罄，失去顾客。

存货变化可以是正值（Positive）或负值（Negative）。正值表示存货上升（投资增加），而负值代表存货下降（投资减少）。存货变动也可以分为计划性（Planned）与非计划性（Unplanned）。当一家公司预期市场销售额将增加，经济前景良好，该公司将计划（自愿）增加其存货。因此，计划性的存货增加可反映未来经济的强劲增长。

反过来说，如果当前市场销售不如之前预期的那么好，生产的商品多于销售出去的，未售出的商品被迫入库，存货上升。这种非计划性（强制）的存货增加反映了当前的经济不景，公司将减少生产，降价以去库存，经济将放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存货变化可反映经济周期。

然而，由于存货变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极低，例如在我国今年次季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存货变化仅占3%左右，微不足道。所以存货变化常常在经济报告和分析中被忽略掉。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经济学研究却发现存货变化波动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存货变化就像一头披着“投资”羊皮的狼，隐藏在一个小角落，寻机窃取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我国今年次季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我们将存货变化排除在经济增长计算之外，我国今年次季经济增长将从8.9%提高至10.41%。数据还显示，从去年的第三季度开始，我国存货变化不仅是正值，还持续大幅上升。

回顾疫情初期，全球供应链堵塞，供不应求，消费者都恐慌性抢购，存货崩溃，价格冲高。商家们争

先恐后尽力补充库存。由于害怕不能收到足够数量的货物，商家们下单补货时，通常都会增加一定的数量，作为安全库存（Safety inventory），订单超过实际的需求。就这样，从下游零售商到上游供应商，这个安全库存量将呈几何级增长，越来越大，构成所谓的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就像一根甩起的长鞭，速度能量从根部开始传递，逐级积累，直到鞭子末梢，突破音障，达到超音速，发出音爆巨响。需求不足的信息在供应链上，就这样被逐级扭曲放大，价格暴涨，产生通胀。这是我们过去两年所经历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做出调整，供应链堵塞缓解，商家们之前所超订的货，源源不断送来，终结了供不应求的长鞭效应。曾是急剧下降的库存将大幅逆转，存货将迅速增加。同时，为了降通胀，政府财政收缩、升息，这将造成需求减少，供过于求的长鞭效应。需求的减少将在供应链上，被逐级扭曲放大，商家们将大幅减少订单，开始去库存，价格将开始下跌，通胀将变为通缩，经济复苏将变为经济萧条。在接下来的一年，我们很有可能将经历这一切。

以史为鉴，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当时在疫情中也产生供不应求的长鞭效应，高通胀。之后，为了降通胀，政府实施紧缩政策包括升息，导致了另一个供过于求的长鞭效应，经济复苏逆转为经济萧条。我国连续四个季度上升的正值存货变化，加上政府为降通胀而实施的紧缩政策，仿佛在预示着供过于求的长鞭效应即将开始，经济寒冬就在不远的转角处。政府万万不可忽视存货变化的数据信号。需知存货变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虽小，但波动大，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影响，更可偷走我们的经济增长。

一个非常微小的变化可产生不容忽视的巨大结果。经济学中有个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的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一只在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动了几下翅膀，这微小的扇动气流，两周后，形成了一场发生在美国的巨大龙卷风！

林福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