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 Chew Daily - Metro Edition (Evening)
搞文學就必須耐得住寂寞
残雪，本名邓小华。1953年生于长沙。1985年1月残雪首次发表小说，至今已有七百多万字作品，被美国、西班牙、德国和日本的文学界认为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
残雪一共有近50本翻译成各种语言的作品。她的小说并成为美国哈佛、康乃尔、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日本大学、日本国学院的文学教材，多次收入世界优秀小说选集。2008年，残雪多篇作品被收入日本大型丛书系列《世界文学全集》，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家，共收入7个中篇和短篇。
2009年，残雪的长篇《五香街》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文学评论集《灵魂的城堡》由日本平凡社以及美国耶鲁
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长篇小说《最后的情人》（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第8届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为首位获得此奖的中国
作家）。另外她还在2015年4月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同年5月入围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2017年，长篇《边疆》由美国公开信出版社出版，好评如潮。
残雪的文学观也很受年轻读者欢迎，美国和日本文学界都称她为“小说家与文学评论家”。2019年，残雪的长篇小说《新世纪爱情故事》入围国际布克奖。同年该小说再入围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2021年，残雪短篇小说集入围国际布克文学奖。2022年，长篇《新世纪爱情故事》入围德国国际文学奖。
■舒晋瑜（《中华读书报》记者，以下简称“晋瑜”）：您当年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当时的创作和生活状况如何？
残雪：我是2001年来北京定居的。当时我的创作开始呈井喷状态，但由于家传的风湿病和过敏症，体质有所下降。我经过一番分析，感到北京的气候会适合我。主要是我每年都来北京，感觉很舒服，北京的干燥特点对我的风湿病有利。要下这个决心当然还得有经济上的准备。到2001年，我们积攒了一笔钱，终于在北京海淀区买房了。交房时是11月下旬，那时就已经下雪了。我们办好入住手续只剩下2万块钱了，我丈夫用9000元做了一下最简单的装修。过了几天，我们的集装箱到了，从湖南运来的大都是书，而且主要是我自己的书。此外还有几样很旧的家具。当时邻居看了觉得很新奇，这么旧的家具还要从南方运来！他们不知道那几样家具是我丈夫自己做的。住在新房里，我们心满意足地说：“北京真好，有暖气。”我立刻感到风湿病好了一大半。
晋瑜：离开湖南时，是否有过犹豫和矛盾？最终决定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残雪：离开湖南主要是因为我的身体的缘故，有了好身体才能更好地创作。回想起来，一点犹豫和矛盾都没有。大概我这种人，就是为创作而生的，对我来说，不能工作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当时刘恒邀请我参加北京市作家协会，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很难适应新的单位和人际关系。那时我脑子里只有工作的念头。所以我就在北京大干起来了，基本上同外界没有联系。我每天去小月河边跑步，跑完回来就写。
晋瑜：来到北京，工作和住房是怎么解决的？您对北京的印象如何？
残雪：一般来说，我对任何地方的第一印象都很抽象，这是由我的个性决定的。我只记得来的那天下着小雪，天灰蒙蒙的，但并不让人感到冷。我们住进新楼房后更是觉得超级舒适：因为这可是真正的暖气啊，房间里有十七八度啊。这房子是我们自己买的商品房（那时北京还没限购）。既然我坚决不愿意转到任何单位（我属湖南作协），自然就没有人会来帮我解决住房。我们为此早就做了准备——一直努力攒钱。
晋瑜：刚到北京时生活和创作如何？有无困难或压力？
残雪：在北京生活实在是太方便了，完全没有困难和压力。我想这大概同我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关。我们过的完全是退休者的生活。如果还要为了生存奋斗，那就没这么舒服了。总之，北京的干燥气候给我带来了健康的恢复，和愉悦的好心情。我极少去街上逛，每天埋头工作。我丈夫则打理家务。我们的生活一直很有音乐节奏，也不乏小市民的情趣。
晋瑜：到北京17年，您觉得自己的创作和在湖南时比，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进步？从风格和内容上都可以充分谈谈。如果请您打比方，北京和湖南，您如何作比？
残雪：我这17年里作品很多，几乎每天都在写。来北京之后我的创作再也没出现过任何瓶颈现象，越写越广阔，收不了场了，自己都觉得是奇迹。我除了写小说，还写了不少文学评论。目前除了小说，我还在写一本纯哲学书《物质的崛起》。起码还要两三年才能完成。
谈到我的小说创作的变化，或者说湖南阶段与北京阶段的不同，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内在的。我48岁来北京，这对于作家来说应该是最为成熟、丰产的年龄。我除了1988年写过一个长篇外，后面6个长篇都是在北京写的。长篇展示了我的世界的盛大的场面，其深度也非同一般。而且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具有一种特殊的定力，这种定力让我能得心应手地、垂直地开辟自己的疆域。这种能力的发挥是否同北京这个地方的风土有关？我不知道。如果要我形容我的创作，我也许可以说，湖南阶段是探索的阶段；北京阶段是建构的阶段。目前我正在建构我的理想乌托邦，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像人们过节一样快乐。
晋瑜：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这次迁徙？对于创作来说有何利弊？会一直在北京呆下去吗？
残雪：俗语说“树挪死，人挪活”，这特别有道理。人的肉体需要刺激，感官上的刺激越多，灵魂中的变化就越大。对于我这种创造型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北京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灵感，但都是比较抽象的影响。我不能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个古老的城市确实盛产灵感。下一步我打算移居昆明。昆明的大益普洱茶集团办了一个大益文学院，那里聚焦了一批人才，以“大家”杂志原主编陈鹏为首。董事长吴远之先生是我最钦佩的人。我感到这个文学院充满了活力。我已经荣幸地被文学院聘为签约作家了。我现在开始憧憬昆明了，处理完一些私人事务之后我就要去昆明了。
晋瑜：再谈谈您目前的创作吧？您是“墙内开花墙外红”的作家，作品在国外很有影响，不知近年来获得哪些奖项？为何在国内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您认为是哪些原因？
残雪：我仍然在写长篇，是那种比较深奥的题材。前不久，由优秀的英文翻译凯伦和陈泽平翻译的我的长篇小说《边疆》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一片叫好声。据我自己的不完全统计，包括“纽约客”等许多有影响的媒体，一共刊登了二十来篇评论、访谈和选载。连我自己都没料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翻译的质量是决定性的因素，评论者们认为他们的译文“透明”，“诗意”，有雕塑感，就像经典童话的意境。大部分评论者自己也是作家。这是自我的长篇《最后的情人》和《五香街》在美国和英国得以获奖和获奖提名以后在美、英两国第二次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我认为我的作品在国内还是得到了应得的关注的，尤其受到年轻读者的喜爱，这从我每年都要在国内出版四五本以上的书就可以看出来。网络上也有议论。残雪迷还是有一定的人数的，我的那些书都是他们买走了。年轻人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和信息，思想比较开放一点。国内文坛比较传统保守，很多人看不惯残雪和她的作品，当然就不会主动宣传我。不过这样也好，我得到了安静，可以潜心创作。而且同那些处在喧哗中的作家比，我相信我的潜在的影响更大。我用不着批评家来评论我，读者自然而然会去找我的书，挡也挡不住。比如我的70万字的新长篇《黑暗地母的礼物》，从2015年出版以来，还没有一篇专业的评论在媒体上刊登过，但照样卖得还不错。谈到这部作品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挚友、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龚曙光先生，我一直认为他具有一流的文学品位。
晋瑜：您的作品在国外受到欢迎，翻译的渠道有哪些？是译者主动和您联系吗？您又如何看待目前很多部分的“走出去”项目？这种主动走出去和被动的翻译，有何区别？
残雪：我的作品的翻译大部分是残雪作品的研究者，专家，他们的中文和外文水平都很高。比如日本的近藤直子，倾其一生研究和翻译残雪作品，还在东京成立了“残雪研究会”。近藤直子的去世（2015年）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损失。再比如美国的凯伦和陈泽平，以及安娜莉丝，他们都是极为优秀的翻译家，多少年都难遇到一位的。而且他们都是全才，是因为特别喜欢残雪作品才找到我的。我相信我同我的这些翻译们都会是终生好朋友，我们之间一直有频繁的文学上的交流。我只懂一种外文，就是英文。我的英语翻译们每出版一部作品前都会将译文交给我阅读，让我提意见。我很感激他们。至今为止我已出版了9部英文著作，70万字的新长篇《黑暗地母的礼物》也正在美国签合同，这都是这些一流翻译们的功劳。
我不想评价“走出去”的项目。我认为，一位翻译必须像恋人一样爱上一部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将作品翻译好。而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我等待了三十几年，才有了今天的收获。搞文学就必须耐得住寂寞。
（转载自2017年《中华读书报》，残雪提供。）
如果要我形容我的创作，我也许可以说，湖南阶段是探索的阶段；北京阶段是建构的阶段。目前我正在建构我的理想乌托邦，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像人们过节一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