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unny（寄自澳洲）

已经不在所谓的火地狱里，所以可以平和地说话。在马来西亚开始当实习医生的前几个月，受了尤其亚洲国家常见的等级文化冲击，一边适应工作量与工作时长和休假日与薪金不相符的生活，和面对比从前更艰难的未来。A对我说，以我如此愤世嫉俗的态度，怎能在这样的职场走得长远。那时我不高兴地想，错的不是我的愤世嫉俗，是令我愤世嫉俗而没人觉得应该改变的事情。

原本很长远的路，结束在一份澳洲医院的入职通知书上。

我在远方的土地，感受了另一次完全相反的文化冲击。在澳洲，医生等级顺序基本分为：实习医生（Intern），住院医生（resident medical officer），主治医生（registrar），专科顾问医生（consultant）。工作的第一天，紧急部门的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和顾问医生对我特别友善，完全超出我的预料。他们耐心地引导我电脑操作系统，各种表格的所在处，解答我的困惑，甚至确保我的身分识别卡可以感应开启职员厕所的门。工作中场休息，恰巧和顾问医生一起在茶水间喝咖啡一边闲聊。我在如今看来可笑的诧异中思考，随意和顾问医生同桌毫无意图地聊天这回事发生在马来西亚的几率。我以为这样善良的开始只是意外的幸运，还悄悄问身边的同事，称呼比我们职位还高的老板们，真的可以直接用他们的名字吗。我们和住院和主治医生交谈，像朋友一样没有等级上的负担；和顾问医生交流，可以自如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虚心接受他们慷慨的教育，没有崇高或卑微，施舍或乞讨的错觉。就连其他同事如护士或药剂师通常直接呼唤医生们的名字，也只有少数病人会用“医生”为前缀地称呼我们。

相反，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相似的亚洲国家，医生被赋予光环，被过于崇高化，以致在等级最上层的医生，被众人毕恭毕敬地对待，而他们也可以近乎为所欲为地因为大事或小事，有理由或没理由地对下属不给颜面地数落。由于工作性质关乎人命，处事严格和不容许错误或懒散的态度，完全可以被理解，也不是这里想讨论的事情。但碰多了上司不知何故发脾气的事故，让我想起1971年津巴多（Zimbardo）进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在实验里，24位普通人被随机分配扮演监狱看守或囚犯的职责。才没几天，他们完全融入角色，扮演看守的变得嚣张甚至展现虐待倾向，囚犯忘了这只是角色扮演而没有抗议。在马来西亚，等级较高的医生如住院医生（medical officer），可以对实习医生大呼小叫，原因可以鸡毛蒜皮如为什么和他说话前没请安。他们处于比实习医生高的位子，感受到任意把情绪发泄在下属身上而无人管束的快感，肆无忌惮对下属下命令的权力，面目随着日子的叠加愈加不好看，人人敬而远之。

机会并不从天而降

到了新环境，面对健康的工作文化，合理的工作时长和薪金，有组织性的医疗系统，我不再有愤世嫉俗的理由。偶尔回想过去的经历，我会质疑自己有什么资格拥有相对非常优秀的一切。但是有一天，一位专科顾问医生对我说，you are an excellent intern, we are lucky to have you，让我察觉自己已经太内在化自我抨击和接收抨击，连建立自信和觉醒自我价值也需要被提醒和重新学习。

从前忙着想如何存活过每一天，现在可以生活在每一天，多了精神上的空间理解病人治疗方案背后的理由，也被教导为人医者该有的思考方式和处事态度。这些条件给予我的平稳状态，间接让我理解A说的不该愤世嫉俗。既然马来西亚各种根深蒂固的问题过了多年依然存在，必须留在那个生态系统奋斗的人，就该懂得调整心态，才能面对无数不易的每一

天。离开的人，也是曾经努力的人，而机会并不从天而降。成年人，不管留下或离开，好或坏，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后记｜

不排除其他国家如美国也过于崇高化医生；在工作环境相对很好的澳洲，也会出现有毒文化（ toxic culture）和不把下属看在眼里的专科医生，比如Yumiko Kadota的《Emotional Female》里就描述

了她在澳洲Neurosurgical专科训练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不排除马来西亚有很多友善的好医生，反而觉得马来西亚的有毒文化近年似乎正在改进，倒是各种制度问题一直未被

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