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漠視求救訊號法理珍情

中學畢業不久，我到梳邦再也一所私立學院修讀預科班，一次和在其他學院升學的中學同學相約搭乘火車到沙登遊玩。在回程的路上，火車快到站時，一名年輕外勞突然伸手襲擊我的胸部，事情發生的很突然，我當時愣了一下，無法反應，來不及如何反應就被蜂擁下車的人推擠下車。

下車後，我將此事告訴同行的友人，其中一名男生大笑了三聲，輕易的打發我之後就不了了之了。當時，我感到非常羞愧，彷彿自己做錯了事情，後悔不該將自己的遭遇說出來，更不能理解我的朋友當時的反應，尤其當我說出來是想要尋求協助，但卻成了笑柄。

馬來西亞革新以及創意中心（MAGIC）的前首席執行員，目前也是一名科技創投人的楊美鶯，站出來揭發自己在2014年被矽谷一著名投資者戴夫麥克盧爾（Dave McClure）性侵，掀起了千層浪，在一連串科技公司工作環境歧視女性醜聞爆發之後，BBC的報道形容這是最新一起震盪科技行業的歧視醜聞。

閱讀相關新聞時，我就想到了多年前自己上述的親身經歷。

其實，在更早之前已經有女性站出來指控戴夫，他也因此在網絡上公開承認自己是個“怪咖”，會通過職務之便，對女性作出一些“不正當”的行為。這起事件中所指的“不正當”，是指他發給一名求職女性的簡訊中，言語上有調戲的成分。他的道歉在網絡上引來了讚賞，甚至有人認為他無需道歉。

楊美鶯的指控比導致戴夫辭職的案例更嚴重，她指出戴夫在一次到她在馬來西亞的寓所進行腦力激盪後不願離開，要求進行性行為，在被拒絕後將楊推向牆壁，企圖強吻楊。最後楊大力將他推開，才逃過一劫，我認同楊美鶯的說法，這就是性侵。

但選在3年之後才公諸於世，沒有立刻當下就報警，讓楊美鶯此刻成為被攻擊的對象，有人就懷疑她此刻站出來指控戴夫是否有任何議程，

對此，楊美鶯直認是想要讓人家看清夫行為的嚴重性，不是在言語上的調戲，甚至包括行為上的侵犯。

她最終的目的是要讓科技創投界正視女性職場安全的問題，制定一些行為標準、投訴機制等完善系統保障女性的權益。

到底為什麼很多被性侵的女性受害者不敢站出來指控加害者？

很多時候，因為受害者不僅要鼓起勇氣重新敘述自己的遭遇，還可能要遭受異樣的眼光，例如受害者自己的行為是不是有引狼入室的嫌疑，甚至要被人懷疑污衊受害者。但就有婦女組織指出，性侵受害者污衊或報假案的案例極少。

對於當時不投報，作為MAGIC的首席執行員，楊美鶯是以大局為重，她擔心若她舉報了這件事情，就會打擾了當時工作的進度，也影響了可以讓很多創投公司是受惠的資金。

這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任何職場女性身上，為了顧全大局，為了不讓個人事件影響工作或事業，她們可能也會保持緘默，但緘默之後是否也會製造一種常態，即在職場上對女性說出不雅言論甚至動作，根本算不了什麼大事？就職場性騷擾，馬來西亞遲至去年才允許受害者通過普通法起訴或向加害者索賠，公司機構方面，勞工法規必須設立一些機制，調查性騷擾投訴等，但或許在意識上或許還有很多的進步空間。

真心希望，將來如果有人告訴你，他/她被性騷擾或性侵，請各位不要掉以輕心，認真看待這些指控，不要成為加害者的幫兇。 張吉安

樂的時代。40多年的講古歲月不曾中斷，惟遇上了日據時代，停播了3年8個月。

戰火平息，英殖民重返馬新，馬來亞電台恢復廣播，中文部趕緊召李大傻歸巢，繼續在直播室《談天說地》，嘻笑的粵腔撥開了烏雲，娛樂媒介恢復戰前的欣榮。1949年，香港麗的呼聲進軍東南亞市場搶灘，憑着李大傻獨有的播音風格，一人橫跨國營與私營媒介，一周內，在新加坡電台主持6天節目，馬來亞電台有4集預錄廣播，在麗的呼聲則多達10個，甚至在1955年，他的講古錄音遠播到澳洲華人電台，成了60、70年代炙手的廣播紅牌。

1973年3月某日，李大傻一如往日乘搭火車到吉隆坡安卡莎廣播大廈錄製節目，在直播間前被中文部主任攔住了，被告知上層下達不允許非馬來西亞公民在國家電台亮聲，即刻中止了長跑20年的《無所不談》節目。

1979年，新加坡政府一旨搴旗，致力推行“多講華語”運動，原本只是一聲“少說方言”的號令，竟被解讀成“禁止方言”的尷尬境遇，從國營電台到電視台，局部禁止所有方言廣播，連帶李大傻的節目連根拔起，唯獨麗的呼聲是跨國機構，又是有線電台，暫時保住最後一根防線。一語政策的日子，最後延燒到私營機構，麗的呼聲方言節目被指妨礙國家政策， 李大傻在暗箱說完最後一期的《七俠五義》，按耐神傷，調侃一番： “李大傻，也有黃飛鴻收檔的一日！” 在1982年12月31日午夜12時，再度響起一曲“旱天雷”，這首講古佬40載不變的序曲，亦是一生的終曲。

傻人前半生，月下尋覓知音，銀燈笑匠，後半生行舟江湖，名留音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