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同志文學 成為同志運動的方法 台

台灣憲法判決后，台灣或成為亞洲首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地區。在漫長的同志平權路上，同志文學亦是重要的養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台灣行政院前的大道上，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彩虹旗亮麗飄揚，織出一道虛幻之光。這樣的場景卻是確切在現實發生，即使它比文學虛幻。當文學書寫獨有的群體與身分，不禁常被詰問：現實真的如此嗎？書寫的人站在什麼位置？同志文學面對這些質疑，它以斑駁而隱密的聲音來展示，文學書寫自有的公共性。今年年初台灣出版的《同志文學史》，作者紀大偉以文學探索同志的邊緣歷史，也記述了文學如何開闢現實的迂迴小徑。同志文學能否成為轉化現實的可能？同志文學，不只于同志身分，更是個人與公共交錯的幽微顯影。 灣學者、作家紀大偉的《同志文學史》其中一個封面，用上高更的畫作《Le repas dit aussi Les bananes》（1891），卻加上一道粉紅的線，遮蔽眾人之目。雖無意多作詮釋，但看着這個書封，不禁勾起欲望連連──粉紅的線是禁絕還是連結？就像同一文本，細心閱讀分析，能另闢閱讀路徑，挖掘出如同志情色的別樣底蘊。這些線索，漸漸被時代拋掉遺忘。《同志文學史》重新從塵土裏翻開歷史，展示種種同志文學的異色想像。

《同志文學史》的副題是“台灣的發明”（A Queer Invention in Taiwan），顯然是為台灣同志文學撿拾歷史碎片。書中主要由年代劃分章節，勾勒出各時期同志書寫的系譜。紀大偉身為大學教授、作家與同志，多重身分拼湊了此書的宏觀視野與微觀細讀。書寫的原初驅力，是他目睹台灣文學的現況，所感到的危機。“我從大學時代開始關注台灣的同志文學。90年代常被指同志文學的黃金年代。像邱妙津，她比我大3歲，而她選擇了文學而不是其他媒介，其中一個原因是其時科技不發達。大家沒有錢去選擇其他創作媒介，像拍電影，便自然投身文學。”

追尋與紀念

90年代的台灣，仍有“亞洲四小龍”發展的餘威，經濟富裕，社會卻未從戒嚴氣氛中完全解放。他解釋，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脈絡下，年輕人仍願意創作，仍有求學的熱情，文學在他們眼中仍是重要的事。在禁閉與相對不流通的時代，同志文學也成了同志群體的護蔭與出口，以安放身分與欲望之所。“現在不像以前倚賴文學，如今年輕人有點忘掉了。所以我更覺得要把這本書寫出來，不然的話，被忘掉的只會更多。”他如是說。

紀大偉花了4年時間撰寫，對他而言，這是追尋與求索的過程。“書名的‘History’，其實也是‘memory’，或根本是‘In memory of’，帶有紀念的意思。現在回頭去看同志的歷史的話，很難 去找，很多歷史檔案也沒有保留下來，只能通過文學作品去看到。”他不無感嘆地說，如果我們日后追溯當下的歷史，文字作為記載的角色逐漸失去，只餘下圖像化的網絡平台。“文學漸漸變成了古老的技術，這正是文學面對的最大危機。”

當文學的堅實力量也在逐點崩塌，本已邊緣的同志文學可立身何處？《同志文學史》的出版，正是重新築起歷史，也端視這段歷史。“我唸大學的時代，除了很多同志文學的作品出現，同一時間，大家對同志身分的態度也從‘forgetting’轉向‘remembering’。90年代以前大家覺得同性戀是很可怕的事，刻意遺忘一切。”《同志文學史》嘗試從文學探尋 “同志”在台灣遺缺多年的歷史身影，從另一角度來建立台灣在地的“同志”身分。

官方歷史以外

如今文學不再是同志群體的必然出口，我們更應該問，同志文學原來附帶的獨特性是什麼？紀大偉作為書寫者，不論是創作或論述，將“同志”顯影，並覓尋當下意義，是他從90年代走過來的視點與痕跡。

《同志文學史》討論了一些我們熟悉的同志文學作品，像《孽子》的開創性；仿彿是台灣同志文學的原點：“大家認為要把忘記的東西記起來。早于90年代已有不少人在做這樣的嘗試，但不限于學者；很多台灣民眾重新搜集關于同志的歷史。 那要從哪兒開始搜集呢？ 一個很好是文學，好像白先勇的歷史對民眾大。你會發現，當大家討論台灣的學時，會很自然地從白先勇的《孽起，這是台灣獨有的現象。”

除卻所謂經典的同志文學作品志文學史》同時記錄了一些報紙資種八卦軼聞。“台灣有兩種形容─鳥同籠’與‘魚目混珠’，我正意這樣做的。”他說， 書名的所史”，有別于官方歷史的標準與穩，它被刻意滲入了許多“雜質”意強調文學歷史的多元想像，將“從廟宇裏的討論，拉回民間。“要文學史，實際上，也是同志的社會

一般的文學史可以只包括一些品或很精英的作品，但同志文學史因為它本來參與的人很多都不是精括流氓、不良少年與性工作者等。史都將他們排斥在外，但同志歷史他們排斥。”他形容，他將“好“壞的”文學，還有各種奇怪的、假的作品混雜在一起，“這樣能貼的真實世界”，他把有關同志日常黑暗的，都通通寫進這部歷史裏，為一般老百姓的公共歷史。

看得見的力量

一直以來，有關同志歷史的散落在不同著作。《同志文學史》一本遲來的整理。不禁問紀大偉，在才寫？“要夠老才會願意去寫西。”他說。他過去的同志寫作都為主，早于1995年已出版首本小說世界》，一年后出版的《膜》更被多種語言。喜歡卡爾維諾的他，鑽的情感與形式，那歷史梳理與創作是否存在公共與個人之距？

“因為我有創作的經驗，我發《同志文學史》時，也有跟創作時相近的刺激（excitement），到最后我感覺自己在寫長篇小說，因為我很有意識地正在跟我的讀者談話，可是很多學者的書並非這樣。我好像在寫一本歷史小說，也好像在同時交往兩位男子。不過這是錯誤的。”他笑說，錯誤並非指不忠誠，而是書寫時產飄飄欲仙的感覺，到頭來，他卻明能將這本書與小說創作混合，寫小還是需要將這本書放下。

紀大偉在美國11年后回台，灣的同志運動，感到很驚訝，“比得更visible”。雖然他坦言“有些的朋友不理解書寫同志文學史的重但他肯定台灣同志的民間力量，甚國更大：“例如同志大遊行的規模也重新以友善的態度觀看同志文化學的顯見也是身分政治的顯見，兩剝離。不管台灣的同志運動能邁進《同志文學史》仍是在文化上建立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