億蕭斯科副司令

上月與日本反戰人士高島伸欣、不叻士日治時期的倖存者鄭來，三老在申達央義山公祭二戰時期慘遭日軍殺害的華族紀念碑。當年日軍在森州濫殺無辜，以知知港余朗朗村於1942年3月18日慘遭清鄉之最，全村被殺光、燒光；事後統計，全村被殺的無辜村民，包括婦孺老弱在內，共有1474人遇害。我們三人在公祭時，猛然讓我想起一名當年親眼目擊日軍殘殺村民的人民抗日軍副司令蕭斯科，倘使他仍在世，就讓我們4人能夠共聚，參與公祭，那是多有意義的事。屠殺事件發生時，蕭斯科副司令率領一小股人民抗日軍，匿藏在知知港山頂，他們親眼目睹日軍在余朗朗的暴行，無奈日軍人數眾多，他們無法下山援助。日軍戰敗投降後，蕭斯科率領抗日軍下山，卻被英殖民地方政府扣留，由於英政府與抗日軍（後為馬共）談判破裂，英政府給蕭斯科兩條路選擇，一是向政府投誠，被政治部安排高職，二是被遣返回中國。蕭斯科毫不猶豫的選擇回到中國，於是他在50年代初，就與夫人陳金鳳一同離開馬來亞，他倆都是知知港人。50餘年後，由於中國改革開放，同時馬中探親政策放寬，身分特殊的蕭斯科也在90年代回到馬 來西亞，探訪親友及和知知港的舊戰友，重逢話舊。

我能和蕭斯科見面，應該感謝一名已經離世的老友李校長，他和蕭斯科有親屬關係，他希望我能夠採訪這名身分特殊的人物。起初，他有點抗拒，最後在李校長的勸服下，決定與我相會。

他少提及在中國的生活情景，僅知道他是在日治時期，日軍在余朗朗大屠殺的目擊者。當時我問及他率領的抗日軍為何不下山拯救村民時，他長嘆一聲說：我們不是不想救人，只是當時只有20餘人，真的無能為力啊。

“20多支舊槍，如何與百餘名兵強馬壯的日軍對抗呢？我們若下山，只有一起犧牲。”

無論如何，在日軍理離開後面他們奔下山，將一些仍有氣息的村民帶上山，不過仍有部分獲救的村民因為缺乏藥物治療，最終也重傷而逝。

他說，永遠難以忘記發生在余朗朗的大屠殺事件，並對日軍的暴行咬牙切齒，在芙蓉逗留的期間，他也翻閱森華堂那本“日治時期的森州華裔蒙難史”，對書中許多情節不苟贊同。

尤其是那張余朗朗屠殺的地點草圖，他更搖頭興嘆指，錯誤百出。

訪問蕭斯科的文章，曾經在某報全版刊登。他返回中國前，希望我有機會到廣州見面；不久，他由中國寄來包裹有不少資料，包裹是寄送給李校長。

我通知李校長聲稱會在週六見他，不料李校長竟然驟逝了，我至今都未見到該包裹，而蕭斯科也在多年前與世長辭。

他兩人留給我，畢生難忘的遺憾。